有一次在纽约，我路过一个非常漂亮的餐厅，餐厅的领班正引着一对夫妇往他们的餐桌走。那对夫妇在争吵。领班看到我在看他们，朝我使了个可能是宇宙中最愤世嫉俗的眼色。我回到酒店写出了这个故事。在创作它的三天里，我完全被它迷住了。对我来说，推动故事的不是那个疯狂的领班，而是那对闹离婚的夫妻之间令人毛骨悚然的关系。从这方面来说，他们要比他更加疯狂。疯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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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从工作的经纪公司回到家，在餐桌上发现了一封信——实际上，更确切地说是张便条——我妻子留的。上面说她要离开我，要离婚，说她的律师会联系我。我坐在餐桌厨房一端的椅子上，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个便条，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走进卧室，打开壁橱。她所有的衣服都不见了，只剩一条运动裤和一件别人给她的搞怪运动衫，运动衫胸前用闪亮材料印着“白富美”几个字。
我回到餐厅的桌子边（桌子其实是在客厅的一端，我家是一套有四个房间的公寓），又读了一遍那六句话。还是那几句话，但是看过了半空的卧室壁橱，我开始相信上面所说的内容了。那张便条，冷冰冰的，结尾没有“爱你”或是“好运”，甚至连“祝好”都没有。只有一句半温不热的“保重”，然后在下面写上名字，黛安。
我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橙汁，然后当我想端起来时却把它碰到了地板上。玻璃杯打碎了，果汁溅到了矮柜上。我知道，如果我去捡玻璃杯，就会割伤自己——我的手在颤抖——但我还是捡了起来，也把自己割伤了。两个口子，都不深。我一直觉得这是个玩笑，然后意识到不是这样。黛安不爱开玩笑。可问题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完全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我愚蠢或是麻木不仁。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回想着我们持续了两年的婚姻的最后七八个月，意识到自己两者都是。
那天晚上，我给她住在庞德岭的父母打电话，问黛安在不在那里。“她在，但她不想跟你说话，”她母亲说，“别再打电话了。”电话那头挂了。
两天后，我在公司接到黛安的律师打来的电话，他自称是威廉·洪堡，在确认是在跟史蒂文·戴维斯通话后，开始叫我史蒂夫。我猜这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但事情就是这样，律师们就是这么令人匪夷所思。
洪堡告诉我，我下周早些时候会收到“初步的文书”，并建议我“在解除你们的家庭团体关系之前准备一份账户概述”。他提议我不要采取任何“突然的信托措施”，并建议我在这个“财务困难的过渡时期”保留所有的购物收据，即使是最小的数目。最后，他建议我找个律师。
“听我说，好吗？”我问道。我低着头坐在办公桌旁，左手捂着额头。我闭着眼睛，所以不必看着明亮的灰色电脑屏幕。我哭过很多次，眼睛里总感觉有沙子。
“当然，”他说，“愿闻其详，史蒂夫。”
“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首先，你的意思是‘准备结束你们的婚姻’，而不是‘解除你们的家庭团体关系’……如果黛安觉得我会试图欺骗她，那她错了。”
“是的。”洪堡说道，并不是表示同意，而是表示他明白我的意思。
“其次，你是她的律师，不是我的律师。你直呼我的昵称，让我觉得傲慢而麻木不仁。下次打电话再这么叫，我就挂电话。要是当面这么叫，我可能会把你揍得两眼发黑。”“史蒂夫……戴维斯先生……我不觉得……”
我挂了电话。自从在餐桌上看到那张上面压着三把公寓钥匙的便条以来，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让自己高兴的事。
那天下午，我和法律界的一个朋友谈了，他推荐了一个做离婚诉讼的朋友。这名离婚律师叫约翰·林，我和他约好第二天见面。我尽可能晚地从办公室回家，在公寓里来回踱了一会儿步，决定出去看个电影，但是没什么想看的。我打开电视，也找不到可看的节目，于是继续踱步。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在卧室里，站在十四楼一扇敞开的临街窗户前，然后翻出我所有的香烟——包括顶层抽屉最里面的那包老派的总督香烟，可能已经放在那里十年甚至更久了——换句话说，在我知道世界上还有黛安·考斯劳这个人之前就有了。
虽然我已经以每天二十到四十根香烟的频率抽了二十年了，但我不记得曾经突发奇想戒过烟，也不曾有过不同的内部意见——甚至连“也许你妻子出走后两天并不是戒烟的最佳时机”这样的心理暗示都没有过。我直接一股脑地把整箱、半箱以及地板上两三包拆开的烟都丢到了窗外，丢进了黑暗。然后，我关上窗户（我从来没有想过，比起把产品扔出去，把用户扔出去可能更有效；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种情况），躺到床上，闭上眼睛。渐渐进入梦乡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明天可能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日子之一。我还想到，我可能明天中午又在吸烟了。关于第一件事，我想对了，第二件错了。
接下来的十天——躯体戒断尼古丁的反应最严重的阶段——艰难并且常常令人不快，但也许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虽然有几十次——不，是几百次——差点重新开始抽烟，但我从未抽过。有些时候，我觉得如果不抽支香烟我就要疯了，而当我在街上经过抽烟的人时，很想朝他们大叫：“把烟给我，混账东西，那是我的！”但我没有。
对我来说，最糟糕的是深夜，（但我不确定，从黛安离开以来我的思绪都非常模糊）。我曾以为如果戒了烟，能睡得更好，但是没有。我有时一直躺到三点都睡不着，双手交叉放在枕头下面，眼睛看着天花板，听着汽笛声以及驶向市中心的卡车的隆隆声。那时候，我会想起我住的大楼差不多正对面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韩国市场。我想到里面白色的荧光灯，那么明亮，几乎像是库布勒-罗斯临死前的经历，灯光洒到货架之间的过道上，再过一个小时，两个戴着白纸帽的韩国年轻人就会开始在架子上摆水果。我会想到柜台后面年龄大一些的男人，也是韩国人，也戴着纸帽，身后放着令人生畏的香烟货架，就跟《十诫》中查尔登·海斯顿从西奈山带下来的石碑一样大。我会想到起床，穿上衣服，去那里买一包烟（或者九包、十包），然后坐在窗边，一根接一根地抽万宝路，直到东方的天空逐渐明亮，太阳升起。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是，许多个凌晨，我都是在数香烟品牌而不是数羊羔中睡去：云丝顿……软盒云丝顿……维珍妮……特威尔……荣誉……软盒荣誉……骆驼……硬盒骆驼……骆驼温和烟。
后来——事实上，差不多在我开始更清楚地看待我们婚姻的最后三四个月时——我渐渐想清楚了，我决定戒烟，也许并不像起初看起来那样欠考虑，更加不是不明智。我既不聪明过人，也不勇敢无畏，但这个决定可能既聪明又勇敢。这当然是可能的，有时我们能超越自己的极限。无论如何，在黛安离开之后的几天里，它让我的思绪有地方安顿，它给我的痛苦提供了原本没有的述说词汇。
当然，我推测，我的戒烟可能在那天发生在哥谭餐厅的事情中起了作用，而且我相信这其中有一定的道理。但谁能预见到这样的事情呢？我们谁都无法预测自己行为的最终结果，我们甚至都没有尝试过，我们大多数人只会尽力延长片刻的愉悦或者停止痛苦。即使我们出于最崇高的原因采取行动，链条的最后一环也经常沾着某个人的血。
我用香烟轰炸西八十三街两周后，洪堡打电话给我，这次他始终称我为戴维斯先生。他感谢我通过林先生转寄的各种文件，并说现在是“我们四个人”坐下来共进午餐的时候了。我们四个人就是说有黛安。从她离开的那天早晨起我就没再见过她——即使是那天早晨，我也没有见到她的面，她当时正睡着，脸埋在枕头里——我甚至也再没跟她说过话。我的心脏在胸腔里加速跳动，我能感觉到握着电话的手腕上敲击的脉搏。
“有些细节问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些相关安排需要讨论，而似乎是时候进入那个程序了。”洪堡说。他像个胖子一样在我耳边咯咯地笑了起来，就像一个令人厌恶的成年人给了小孩子某种小礼遇一样。“将当事人聚在一起之前，最好过上一段时间，一段小小的冷静期，但根据我的判断，此时的会面将有助于……”
“我直说了吧，”我说，“你说的是……”
“午餐。”他说，“后天？你能腾出那天的安排吗？”你当然可以，他的声音仿佛说，就是再见她一面……感受一下她的手的轻触。嗯，史蒂夫？
“反正我周四午餐没有安排，所以这不是问题。我要把律师也带来？”
胖子又笑了起来，笑声在我耳边颤抖着，好像刚从模子里倒出来的果冻。“我想林先生会乐意参加的，是的。”
“有地方推荐吗？”我想知道谁会为这顿午餐买单，然后又对自己的天真一笑置之。我伸手去口袋里拿烟，结果被一根牙签戳进了大拇指指甲下面。我痛得一哆嗦，把牙签抽出来，看指尖有没有流血（没看到流血），然后把它塞进嘴里。
洪堡说了什么，但我没再听了。看到牙签，我再次想起我正在没有烟的情况下漂浮在世界的浪潮中。
“你说什么？”
“我问你知不知道五十三街上的哥谭餐厅。”他说，听起来有点不耐烦，“在麦迪逊大道和中央公园之间。”
“不知道，但我相信能找到。”
“中午？”
“可以。”我说，还想让他告诉黛安穿那件带黑色小斑点、拉链在侧面的绿色连衣裙，“我会和律师确认一下。”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浮夸、可恨的表达，一个我再也不要去用的表达。
“好的，如果有问题给我回电话。”
我打电话给约翰·林，他支支吾吾地为预付律师费（没有贵到令人发指，但也相当可观）辩解，然后说他认为“这个时候”会面也算是合规。
我挂了电话，在电脑显示器前坐下来，心里打鼓如果事先不抽上一支烟，我敢不敢再见黛安。
在我们约好共进午餐的那天早晨，约翰·林打电话说他去不了了，说我必须取消会面。“是因为我的母亲，”他说，听起来很烦，“她从该死的楼梯上摔倒了，摔断了髋骨。在巴比伦。我现在要出发去宾州车站了，我得坐火车。”他的语气仿佛他是一个不得不骑骆驼穿越戈壁滩的男人。
我想了片刻，用两根手指摇晃着一根没有过的牙签。电脑终端旁边放着两根用过的，两端都磨损了。我必须提高警惕，很容易想象我的胃里装满了尖锐的木头碎片。我注意到，改掉一种坏习惯，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有另一个坏习惯取而代之。
“史蒂文？你在听吗？”
“是的，”我说，“对于你母亲的事我很难过，但我会去赴约。”
他叹了口气，当他再次说话时，听起来既同情又不耐烦。“我明白你想见到她，但你必须非常小心，不能犯错。你不是唐纳德·特朗普，她也不是伊凡娜，但这也不是一个无过错案件，判决书会以挂号信的形式送到你手上。你自己做得非常好，史蒂文，特别是在过去的五年里。”
“我知道，但是……”
“其中的三年里，”林不等我说完，像穿大衣一样换上法庭上的声音，“黛安·戴维斯不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同居伴侣，更不是你的助手。她只是来自庞德岭的黛安·考斯劳，她没有扔着花瓣或吹着短号走在你前面。”
“对，但是我想见她。”我当时的想法肯定会让他发疯的：我想看她是不是穿着那条带黑色斑点的绿色连衣裙，因为他妈的她非常清楚，我最喜欢那件。
他又叹了口气：“我不能继续讨论了，否则要错过火车了。下一趟车要到下午一点零一分。”
“去赶火车吧。”
“我会的，但首先我要再次努力让你理解，这样的会面就像一场格斗比赛。律师是骑士，客户则暂时变成了侍从，大律师爵士一手握着长矛，另一手握着马缰绳。”他的语气表明这是一个古老的形象，而且深受他的喜爱，“而你跟我说的是，因为我不能在场，你要跳上我的坐骑，然后奔向对手，手里既没有长矛、盔甲，也没有护面板，甚至可能连护裆都没有。”
“我想见她，”我说，“我想知道她怎么样，她看起来如何。嘿，没有你，也许洪堡甚至都不愿意聊。”
“哦，那该多好啊。”他说，然后嘲讽地笑了笑，“我是说服不了你了，是吗？”
“是的。”
“好吧，那我希望你遵循一些指示。如果我发现你没有遵守，并且把事情搞砸了，我可能会认为放弃此案更好。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很好，史蒂文。不要对她大吼大叫。这是最重要的。听到了吗？”
“好的。”我不会对她大吼大叫。如果我能在她离开两天后戒烟——并且坚持下来——我想我也可以在一百分钟或三道菜的时间里不骂她是婊子。
“也不要对他大吼大叫，这是第二条。”
“好的。”
“不要一味地说‘好的’。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他也不怎么喜欢你。”
“他甚至都没有见过我，他怎么会对我有什么看法呢？”
“别傻了，”他说，“给他报酬就是让他有看法的，就是这样。所以说‘好的’的时候要真心实意。”
“好的，真心实意地。”
“好点了。”但他的话似乎并不那么真心实意，他的语气就像他正在看手表。
“不要谈及实质性的问题，”他说，“不讨论财务结算问题，即使是以‘我建议这样，你觉得如何’之类的形式。如果他生气了，问你如果不打算讨论具体细节，为什么还要来赴约，就把你跟我说的原话告诉他，说你想再见到你的妻子。”
“好的。”
“如果他们此时起身离开，你能忍住吗？”
“是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但我觉得我能，而且我明白林想去赶火车。
“作为一名律师——你的律师——我告诉你，这是一次愚蠢的行动，如果对庭审产生了不利，我会要求休庭，好把你拉到走廊里，跟你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了。现在你明白了吗？”
“是的。跟你妈妈问好。”
“也许今晚吧，”林说，现在他听起来好像在翻白眼，“到那时我才能跟她说上话。我得走了，史蒂文。”
“好的。”
“我希望她放你鸽子。”
“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
他挂了电话，去看望他的母亲，在巴比伦。当我几天之后见到他的时候，我们之间有一些不能谈及的东西，尽管我认为如果我们彼此了解多一点的话，也会谈及的。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我想他也在我的眼里看到了——那就是，如果他的母亲没有从楼梯上摔下来并摔断了髋骨，他可能已经像威廉·洪堡一样死翘翘了。
我从办公室步行去哥谭餐厅，十一点十五分出发，十一点四十五分到达餐厅对面。我早早到那里是为了让自己安心——换句话说，就是为了确保这个地方是洪堡说的地方。这就是我的行事风格，而且一直以来就是我的行事风格。我们刚结婚的时候黛安称之为“强迫症”，但我想到了最后她对这种风格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不太容易相信别人的能力，就是这样。我意识到这是一种令人憎恶的特质，我也知道这惹得她发疯，但她似乎从未意识到的是，我自己并不喜欢这样。但是，有些东西比其他东西需要更长时间来改变，有些东西永远也无法改变，无论你怎么努力。
餐厅就在洪堡所说的地方，那里有个绿色的遮阳篷，上面写着“哥谭餐厅”。餐厅的厚玻璃窗上映着白色的城市天际线，它看起来很有纽约范儿，它看起来也非常普通，只是挤在市中心的八百多家昂贵餐馆中的一家。
找到了会面地点，我的心绪暂时放松下来（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放松了，但对于马上要再见到黛安，我紧张得要命，渴望能抽上一支烟），我走到麦迪逊大道上，在一家行李箱商店外逗留了十五分钟。光看不买可不好，如果黛安和洪堡从上城过来，他们可能会看到我。黛安很容易通过肩膀的姿态和外套认出我来，哪怕是从后面，而我不想这样。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早到了，我觉得这可能会显得我很急切。所以我进去了。
我买了一把不需要的雨伞，在手表显示正午时离开了商店，我知道可以在十二点零五分的时候跨进哥谭餐厅的门。我父亲的格言：如果你有求于人，早到五分钟；如果别人有求于你，迟到五分钟。我已经不知道谁需要什么、为什么以及多长时间了，但我父亲的格言似乎是最安全的路径。如果只是黛安，我想我会准时到的。
不，这可能是谎话。我想如果只有黛安，我十一点四十五分到那儿时就会进去，等着她来。
我在遮阳篷下站了一会儿，往里看。这个地方很明亮，我记下这个是因为我喜欢。我非常讨厌黑暗的餐馆，你看不到在吃什么或喝什么。这里的墙壁是白色的，挂着充满活力的印象派画作。你无法分辨画的是什么，但这并不重要，明亮的三原色和宽阔的、生气勃勃的笔触，就像视觉咖啡因一样冲击着你的眼睛。我寻找黛安，看到了一个可能是她的女人，坐在长厅中间靠墙的位置。很难说，因为她背对着我，我也没有她那种在困难的情况下认出人来的诀窍，但是跟她坐在一起的体格魁梧、有些秃顶的男人看起来很像洪堡。我深吸一口气，打开餐厅的门，走了进去。
戒烟有两个阶段，我确信正是第二阶段导致大多数人复吸。生理上的戒除持续十天至两周，然后大多数的症状——出汗，头痛，肌肉抽搐，眼睛跳动，失眠，烦躁——就会消失，接下来是持续时间更长的精神戒除。这些症状可能包括轻度至中度抑郁，悲痛，一定程度的快感缺乏（换句话说，情绪低落），健忘，甚至是某种短暂的阅读障碍。我知道所有这些东西，因为我研读过相关内容。哥谭餐厅的事情之后，我觉得这样做似乎非常重要。我想你可以说，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介于爱好和痴迷之间。
第二阶段戒断的最常见症状是轻微的不真实感。尼古丁改善突触传递并提高专注力——换句话说，拓宽了大脑的信息高速公路。这对成功的思考来说并没有很大的提升，也不是成功思考的必要条件（虽然大多数吸烟者都有不同看法），但是当你把它拿走时，你就会空留一种感觉——就我而言，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感觉——世界雇了一批梦幻般的演员。很多次，我觉得周围的人、汽车以及我观察到的人行道上的鲜花装饰实际上都在一个移动的屏幕上从我眼前经过，由藏在幕后的控制着巨大曲柄和旋转巨大滚筒的舞台工作人员控制着。也有点像轻微地吸了毒，因为这种感觉伴随着一种无助和道德疲惫感，感觉事情只需按照它们的方式进行，无论是好是坏，因为你（当然，我说的是我）只顾忙着不吸烟，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了。
我不确定这一切对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多大影响，但我知道它有一定影响，因为我很确定，几乎在我看到那个领班的时候，就知道他不太对劲，他一对我说话，我就知道了。
他很高，大概四十五岁，身材苗条（至少在穿着晚礼服的时候是，穿普通的衣服可能看起来就有点干瘦），留着胡须，手里拿着一份皮革菜单。换句话说，他看起来跟大量高档纽约餐厅里的大量领班一个样。除了他那歪斜的领带，还有他衬衫上的斑点，就在西服外套扣扣子的位置。看起来像是肉汁或某种深色果酱。此外，他脑后有几根头发桀骜不驯地翘起来，让我想起了《小淘气》系列电影中的主角。想到这儿，我差点大笑起来——记住，我当时非常紧张——我咬住嘴唇才没笑出来。
“您好，先生？”我走近桌子时他问道，听上去好像是“林好，言生”。纽约的所有餐厅领班都有口音，但是你绝对听不出是什么口音。一个我八十年代中期约会过的女孩，一个确实有幽默感的女孩（不过很不幸的是，她有很严重的吸毒习惯），她曾经跟我说，他们都在同一个小岛上长大，因此都说同一种语言。
“是什么语言？”我问她。
“斯努提语。”她说，然后我就大笑起来。
当我越过桌子，看到我在外面看到的那个女人时，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我现在几乎可以肯定那就是黛安——我不得不再次咬住嘴唇的内侧。结果，洪堡的名字从我嘴里传出来时，听起来像是一个半闷着的喷嚏。
领班高高的、黯淡的眉头紧皱。他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当我走近桌子时，我以为那是棕色的，但现在看上去是黑色的。
“有事吗，先生？”他问道，听起来像“有系吗，言生”，看起来像在说“去你妈的，杰克”。如他眉毛般灰白的长长的手指——看上去像钢琴演奏家的手指——不安地敲击着菜单的封面。从菜单伸出来的流苏像某种粗制滥造的书签一样来回摆动着。
“洪堡，”我说，“三个人。”我发现自己不住地盯着他那翻折得左侧快要擦到衬衫立领的领结，以及白色礼服衬衫上的那个污渍。我离得更近了，那看起来既不像肉汁也不像果酱，看起来像是半干的血渍。
他低头看着预订簿，脑袋后面的那簇头发在其余被抚平了的头发上方来回挥舞着。我可以透过梳子留下的梳痕看到他的头皮，还有他晚礼服肩膀上的头皮屑。在我看来，一个称职的餐厅经理大概会解雇一个如此懒散的下属吧。
“啊，是的，先生。”（啊，系的，言生。）他找到了那个名字，“您的同伴……”他慢慢抬起头。突然，他停了下来，目光越过我后往下看去，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他的目光更加锋利了。“你不能把那条狗带进来，”他厉声说道，“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你不能把那条狗带进来！”
他并没有喊叫，只是说话声音有点大，以至于几个最靠近他的教堂小讲坛般的工作台的食客停止了用餐，好奇地环顾四周。
我也环顾四周。他的措辞如此坚决，我还以为会看到谁的狗，但是我身后没有人，而且肯定没有狗。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意识到，他说的是我的雨伞，也许在领班生活的岛上，“狗”是指代伞的俚语，特别是在不太可能下雨的时候由一位顾客拿着。
我回头看领班，看到他已经离开他的工作台，手里拿着我的菜单。他一定感觉到我没有跟着他，因为他回过头来，眉毛微微抬起。现在，他的脸上只有礼貌的询问——您跟我来吗，言生？——我跟了上去。我知道他有些不对劲，但还是跟过去了。我没有时间或精力来思考我今天之前从未去过、今天之后可能再也不会光顾的一家餐馆的领班可能出了什么问题，我还要对付洪堡和黛安，还是在没有吸烟的情况下。哥谭餐厅的领班得自己应付自己的问题了，包括狗的问题。
黛安转过身来，起初我看到她脸上和眼睛里只有冰冷的礼貌。然后，在那下面，我看到了愤怒，或者我以为我看到了愤怒。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三四个月里吵过很多次，但是我不记得看到过我现在感觉到的那种藏匿的愤怒，那种本该被妆容、新衣服（蓝色，没有斑点，侧面没有开缝）和新发型隐藏起来的愤怒。和她在一起的那个沉重、体格魁梧的男人正在说着什么，她伸手碰了碰他的胳膊。当他转向我、开始起身时，我看到她脸上还有其他情绪。她既害怕我，又生我的气。虽然她还没说一句话，我已经对她怒不可遏了。她脸上和眼睛里的一切神情都是负面的，她倒不如在额头上戴一个“现已歇业，开业时间另行通知”的标志。我认为我应该受到更好的对待。
“先生。”领班说着拉开黛安左手边的椅子。我几乎没听到他说什么，当然也不再想他的古怪行为和歪歪扭扭的领结了。烟草这个主题也暂时从我的脑袋里溜出去了，自从戒烟以来这是第一次。我能想的只有她脸上小心翼翼的沉着，并惊叹于自己一边生她的气，一边又想她想得看到她就心痛。离别不一定让两颗心靠得更近，但确实会让两人眼前一亮。
我还想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看到了我所猜测的一切。愤怒？是的，这是可能的，而且很可能。如果她没有在一定程度上生我的气，我想，她当初也不会离开。但是害怕我？为什么黛安会害怕我？我从来没有动过她一根手指。是的，我确实在一些争吵中提高了嗓门，但她也提高了嗓门。
“请慢用，先生。”领班从另一个世界里说道——服务人员通常待的地方，只有当我们因为需要什么东西或是抱怨着叫他们时，他们才会把头伸进我们的世界。
“戴维斯先生，我是比尔·洪堡。”黛安的同伴说，他伸出一只皴裂而略带红色的大手。我简略地握了握。和他的手一样，他身体其余的部分也很大，宽阔的脸上泛着红晕，是惯性饮酒者喝完一天的第一杯酒之后脸上的那种红晕。我觉得他四十五岁上下，距离他下垂的脸颊变成下颌垂肉还有大约十年的时间。
“很荣幸。”我说，但是完全没有考虑在说什么，就像没有考虑他衬衫上的斑点一样，只想着让握手的动作赶紧结束，好看回漂亮的金发女郎，玫瑰奶油色的肌肤，淡粉色的嘴唇，以及修长苗条的身材。不久之前，这个女人还喜欢一边在我耳边低语“给我给我给我”，一边抓着我的屁股，像两端拱起的马鞍。
“林先生呢？”洪堡环顾四周问道（我觉得有点夸张）。
“林先生正在赶往长岛的路上。他的母亲从楼梯上摔下去了，摔断了髋骨。”
“哦，真棒。”洪堡说。他端起面前桌子上喝了一半的马提尼，一饮而尽，直到那颗带牙签的橄榄贴到了嘴唇上。他把它吐回去，然后放下玻璃杯，看着我：“而且我敢打赌，我能猜到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我听到了这句话，但没有在意。目前，洪堡并不比你想听的广播节目中微弱的静电干扰更重要。我看着黛安。真是太迷人了，她看起来比以前更时髦、更漂亮了。好像她知道了什么——是的，即使是仅仅分开两周后，跟厄尼和迪迪·考斯劳一起生活在庞德岭——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东西。
“你好吗，史蒂夫？”她问道。
“很好，”我说，然后说道，“实际上，不太好。我很想你。”
这位女士对此的反应只是谨慎地沉默，那对蓝绿色的大眼睛看着我，仅此而已。当然没有回发球，没有“我也很想你”。
“我还戒烟了。这也搅得我心神不宁。”
“你终于戒了啊？这对你有好处。”
她礼貌而不屑一顾的态度让我又感到一阵愤怒，是那种极其真实、丑陋的愤怒。仿佛我根本没说实话，但是我说不说实话并不重要了。两年里，她每天都在数落我抽烟这件事——说抽烟会让我得癌症，会让她得癌症，说在我戒烟之前她不会考虑怀孕，所以在那个方面，我就省省力气吧——现在，它一下子变得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有点事要处理，”洪堡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他旁边的地板上有一只律师用的四四方方的大手提箱。他咕哝着拿起箱子，放在我的律师本该坐的椅子上，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摔断髋骨的话。洪堡去解搭扣，但那时我的注意力不在这上面了。事实是，我其实介意。这也不是一个谨慎不谨慎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更重要的问题。那一刻我真的庆幸林被叫走了，他的缺席让我想明白了这件事。
我看着黛安，说道：“我想再试一次。我们可以和解吗？有机会吗？”
她脸上的恐怖表情击碎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曾抱有的希望。她没有回答，只是越过我看着洪堡。
“你说过我们不会谈论这件事！”她的声音颤抖着，带着控诉意味，“你说过你甚至不会让人提及它！”
洪堡看起来有些慌张。他耸了耸肩，低头瞥了一眼空了的马提尼酒杯，然后抬头看着黛安。我想他是希望之前点了双份。“我不知道戴维斯先生会在他的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参加此次会面，你应该给我打电话的，戴维斯先生。既然你没有这么做，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黛安同意此次会面时没有任何关于和解的念头，她寻求离婚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
他快速地看了她一眼，寻求并如愿得到了她的肯定。她郑重地点了点头，脸色比我坐下时红润多了，而且不是跟尴尬相关的那种红晕。“一点没错。”她说，我又看到了她脸上那种愤怒的表情。
“黛安，为什么？”我讨厌自己听到的那种悲伤的声音，几乎就像绵羊的咩咩声，但我就是无能为力，“为什么？”
“哦，天哪，”她说，“你是在说，你真的不知道吗？”
“是的……”
她的脸色更加红润了，现在红晕几乎蔓延到了太阳穴。“也对，你可能真的不知道。多像你的一贯作风。”她端起水杯，顶部的两英寸溢到了桌布上，因为她的手在颤抖。我立刻回想起——我的意思是忽的一下——她离开的那天，我把橙汁摔到了地板上，告诫自己在双手恢复平静之前不要去捡碎玻璃片，但我还是捡了，并且割伤了自己。
“停下，这只会适得其反。”洪堡说。他听上去像一个操场上的监视器，试图在一场扭打开始前就把它止住，但是他的视线扫过房间后部，寻找我们的服务生，或者他可以引起注意的任何一个服务生。在那个特定的时刻，他对我们的兴趣远不及他对英国人如何称呼“另一半”的兴趣。
“我只是想知道……”我说道。
“你想知道的跟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没有任何关系。”洪堡说，有那么一会儿，他听上去就像带着文凭第一次走出法学院时那样敏锐和警觉。
“是的，对，最后……”黛安说，她用一种脆弱而急迫的声音说话，“最后，这无关乎你想要什么，你需要什么。”
“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我愿意听，”我说，“我们可以尝试心理咨询，我并不反对，如果……”
她把双手举到肩膀的位置，掌心向外。“哦，上帝，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她说，然后将双手放回膝盖上，“经过了这么多高高地坐在马鞍上、放荡不羁的日子之后，别这么说，乔。”
“别说了。”洪堡对她说，他的视线从他的客户身上转移到他客户的准前夫（这一定会发生，好吧；在这点上，即使是不吸烟带来的轻微的不真实感也无法掩盖这个不言自明的事实）身上，“你们再说一句话，我就宣布结束这次午餐。”他对着我们微微一笑，笑容的虚假太过明显，连我都觉得非常可爱。“而我们甚至都还不知道特色菜呢。”
这——自从我来，这是第一次提到食物——就在坏事发生之前，我记得闻到了附近一张桌子上有鲑鱼。戒烟后的两周内，我的嗅觉变得异常敏锐，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福气，特别是说到鲑鱼的时候。我过去很喜欢吃，但现在我无法忍受那股气味，更不要说味道了。对我来说，那是一股痛苦、恐惧、血腥和死亡的气味。
“是他起的头。”黛安闷闷不乐地说。
你起的头，你是那个出走的人，我想，但我没有说出口。洪堡的意思很清楚：如果我们开始那个“不，我没有，是的，你有”的拌嘴，他就带着黛安离开餐厅，哪怕是再喝一杯酒也留不住他。
“好吧。”我温和地说……相信我，我必须努力才能做到用那种温和的语气，“是我起的头。接下来是什么？”我当然是知道的：文件，文件，文件。可能我能从这个令人遗憾的情形中得到的唯一满足，就是根据我的律师的建议告诉他们我不打算签署任何文件，甚至看都不会看。我又瞥了一眼黛安，但是她正低头看着她的空盘子，头发遮住了脸。我强烈地想要抓住她的肩膀，摇晃穿蓝色的新连衣裙的她，就像摇晃葫芦里面的鹅卵石一样。你觉得就你一个人难受吗？我会对她大叫，你觉得就你一个人难受吗？万宝路男人给你捎信来了，亲爱的——你是个固执、放纵的小……
“戴维斯先生？”洪堡礼貌地问道。
我扭头看着他。
“你在听啊，”他说，“我以为你又走神了。”
“一点也没有。”我说。
“好。太好了。”
他手里拿着几捆文件，由不同颜色（红色，蓝色，黄色，紫色）的曲别针夹在一起，跟哥谭餐厅墙壁上的印象派画作相得益彰。我突然意识到，为这次会面的准备非常不充分，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律师在十二点三十一分那趟开往巴比伦的火车上。黛安穿着新裙子，洪堡带着布林克斯公文包，还有用不同颜色的曲别针分类夹在一起的文件，而我拥有的只有大晴天里的一把新伞。我低头看着放在椅子旁边的伞（我从来没想过要查看它），看到手柄上还悬着一个价格标签。
房间里闻起来很香，自从餐馆禁烟之后大多数餐馆都是如此——鲜花、美酒、现磨咖啡、巧克力和糕点的味道——但我闻得最清楚的是鲑鱼。我记得当时觉得它闻起来非常不错，我可能还会点一点。我还记得，当时觉得如果我能在这样的会面中吃下东西，大概在任何地方都吃得下东西。
“我这里有一些表格，可以既保证你和戴维斯女士在财务上的流动性，又保证你们两个都不会不公平地获取你们努力积累起来的资金，”洪堡说，“我还有一些需要你们签字的法庭初步通知，还有一些表格，这些表格将授权我们把你们的债券和短期国债存入代管账户，直到你们目前的情况由法院解决为止。”
我张开嘴，想告诉他我什么也不签，如果这意味着会面结束了，那就这样吧，但我一个字也没说出口。我还没来得及说，就被领班打断了。他边说边尖叫，我试着指出这一点，但是一连串的“e”并不能真正传达出声音的特性。仿佛他肚子里充满了蒸汽，喉咙里卡着一个茶壶口哨。
“那只狗……Eeeeeee……我一遍又一遍地跟你说过那只狗……Eeeeeee……我一直睡不着觉……Eeeee……她说割掉你的脸，那个婊子……Eeeeeee……你这样耍我……Eeeeee……现在你又把那只狗带进来了……Eeeee！”
当然，整个房间立刻安静了下来，用餐者从用餐或交谈中惊讶地抬起头来，只见那个瘦削苍白、一身黑衣的人穿过房间走过来，脸向前探着，鹳一样的两条细长腿像剪刀一样一张一合。领结从正常位置转了整整九十度，所以现在看上去就像时钟显示的六点。他走的时候双手在背后紧紧地握着，腰部以上微微前倾，他让我想起了我六年级文学书里的一幅画，画的是华盛顿·欧文那位不幸的老师伊奇博德·克瑞恩。
他眼睛看的是我，靠近的目标也是我。我盯着他，几乎瘫痪了——感觉就像一个梦，梦里你发现要参加一门没有学过的课的考试，或是光着身子参加白宫晚宴——如果洪堡没有动的话，我可能会一直这样。
我听到他的椅子向后挪动，就瞥了他一眼，他正站起来，一只手放松地拿着餐巾。他看上去很惊讶，但也很愤怒。我突然意识到两件事：他喝醉了，事实上，醉得很厉害，他把这看作对他热情和能力的嘲弄。毕竟，是他选择了这家餐厅，而现在，看哪——主持人发疯了。
“Eeeeee……我来教教你！我最后教你一次……”
“哦，天哪，他尿裤子了。”邻桌的一位女士小声说。她的声音很低，但在一片寂静中却听得清清楚楚。这时，领班换了一口气，好继续尖叫。我看到她说得没错，那个瘦子的裤裆湿透了。
“听着，你这个笨蛋。”洪堡转过身对他说，接着领班从背后拿出左手，手里拿着我见过的最大的一把屠刀。得有两英尺长，刀口顶端有轻微的弧度，就像老海盗电影里的弯刀一样。
“小心！”我朝洪堡喊道。靠墙的一张桌子旁，一个戴无框眼镜的瘦削男人尖叫起来，把一口嚼碎了的棕色食物吐到了面前的桌布上。
洪堡似乎既没听见我的喊声，也没听见那个人的尖叫，他对领班愤怒地皱着眉头。“你就别指望在这儿再见到我了，如果你这样……”洪堡开口说道。
“Eeeeee！Eeeeeeeee！”领班尖叫着，把屠刀平着挥过空气。接着传来哧哧声，就像一句低语，这是刀刃砍到威廉·洪堡右脸上的声音。血从伤口中喷射而出，形成一股猛烈的飞沫，在桌布上形成一个扇形，我清楚地看到（我永远忘不了）一滴鲜红的血液掉进我的玻璃杯里，然后往底部沉落，后面拖着一条尾巴似的粉红色细丝，看起来像一只血红的蝌蚪。
洪堡的脸被猛地撕开了，露出了牙齿。当他用手按住伤口时，我看到他炭灰色外套的肩膀上有个粉白色的东西。直到一切都结束了，我才意识到，那一定是他的耳垂。
“对着你的耳朵告诉你！”领班对黛安正在流血的律师愤怒地叫道，他站在那儿，一只手捂着脸。除去血从他的手指间流出来这一点之外，洪堡仍然看上去很奇怪，就像杰克·本尼那著名的一幕一样，一时没反应过来。“把这句话告诉你那帮可恨的搬弄是非的朋友吧……你这个喜欢抱怨的……Eeeeeee……爱狗人士！”
现在其他人也尖叫起来，大多是因为看到了血。洪堡是个大块头，这会儿正像被宰杀的猪一样血流如注。我能听见血啪嗒啪嗒地滴在地板上的声音，就像破了的水管流出的水。他白衬衫的前襟现在变成了红色，本来就是红色的领带现在成了黑色。
“史蒂夫？”黛安说，“史蒂文？”
一对男女一直在她身后偏左的桌子上用午餐。这时，那个男的——三十岁左右，像乔治·汉密尔顿以前那样英俊——猛地站起来，朝餐厅前面跑去。“特洛伊，别丢下我！”他的约会对象尖叫着，但特洛伊没有回头。他似乎是突然想起有本书要还给图书馆，或是想起答应给汽车打蜡的事。
如果说之前房间陷入了瘫痪——我不能确切地说，尽管我似乎看到了很多，而且记得清清楚楚——这打破了这种瘫痪状态。尖叫声更多了，其他人都站了起来，几张桌子被掀翻了，玻璃和瓷器在地板上摔得粉碎。我看见一个男人用胳膊揽着女伴的腰，急急忙忙从领班身后走过，她的手像爪子一样钳住他的肩膀。有那么一瞬间，她和我四目相对，那目光像希腊半身像的眼睛一样空洞，脸色惨白，惊恐万分。
这一切可能只发生在十秒钟或二十秒钟之间，我的记忆就像一组照片或一段影像，但是没有时间轴。领班从背后拿出左手，我看到屠刀的那一刻，时间仿佛不复存在了。在这段时间里，那个穿燕尾服的男人继续用他特有的领班语言，也就是被我的前女友叫作斯努提语的语言，滔滔不绝地说着一大堆话——有些是外语，有些是英语，有些很惊人，但完全没有意义——几乎是阴魂不散。你读过达基·舒尔兹[1]那篇冗长而又令人困惑的临终声明吗？就是这个样。大部分我已经不记得了，而我所记得的，我想永远也不会忘记。
洪堡踉踉跄跄地后退，仍然捂着那张被砍坏的脸。他的膝盖后部撞在了椅子上，然后重重地坐在了上面，看起来就像一个刚被告知失去了继承权的人。他开始转向黛安和我，眼睛大睁，震惊不已，我看见有眼泪从里面流了出来。接着，领班双手握住屠刀的柄，砍在洪堡的脑袋中间，声音听起来就像有人用手杖敲打一摞毛巾。
“靴子！”洪堡叫了一声。我很确定这是他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句话——“靴子”。接着，他流泪的眼睛上翻，露出了眼白，趴在了自己的盘子上，一只向外伸着的手把玻璃杯从桌子上扫到了地上。这一切发生的时候，领班——他所有的头发都朝后竖起来了，而不只是一部分——从他的头上拔出那把长刀。血像垂直的窗帘一样从他头上的伤口淌出来，溅到了黛安裙子的前襟上。她再次把双手举到肩膀边，掌心向外，但这次是因为惊恐而不是愤怒。她尖叫了一声，然后用沾满鲜血的手捂住了脸，遮住了眼睛。领班对她毫不在意。相反，他转向了我。
“你的那条狗。”他几乎是用谈话的口气说着。他对那发出尖叫的惊恐的人群毫无兴趣，甚至一无所觉。他的眼睛大而黯淡，我再次觉得它们是棕色的，但虹膜周围似乎也有黑色的圆圈。“你的那条狗太疯狂了。科尼岛所有的广播加在一起都盖不过这只狗，你这狗娘养的。”
我手里拿着伞，但有件事我不记得了——不管多么努力回想，那就是我什么时候拿起的伞。我想一定是洪堡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意识到自己的嘴巴扩大了八英寸左右的时候，但我就是想不起来了。我记得那个长得像乔治·汉密尔顿的人正朝门口冲去，我知道他叫特洛伊，因为他的女伴在他身后这么喊他，但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拿起了我在行李商店里买的伞。但是，伞抓在我的手里，价格标签从拳头底部伸出来，当领班像鞠躬一样向前弯腰，把刀朝我挥来的时候——我觉得，是想把它砍在我喉咙上——我举起伞，打在他的手腕上，像旧时老师用教鞭教训不守规矩的学生一样。
“嗯！”领班咕哝着，他的手被狠狠打了一下，本来瞄准我喉咙的刀刃刺穿了湿透了的粉红色桌布。但他没有放弃，把刀拔了回去。如果我曾再次尝试击打他握刀的手，肯定打不中，但我没有。我朝他脸上挥去，给了他一记漂亮的耳光——反正是用雨伞打得最好的耳光了——打在了他的脑袋一侧。这时，伞突然打开了，就像一出闹剧的视觉笑点一样。
不过，我并不认为这很有趣。打开的雨伞把他完全挡住了，他踉踉跄跄地后退，另一只手快速捂住被我打到的地方，我不喜欢看不见他的感觉。事实上，看不见他让我感到害怕，而不是停止害怕。
我抓住黛安的手腕，把她猛地拽起来。她呆滞地朝我踏出一步，高跟鞋一个踉跄，笨拙地倒在我怀里。我能感觉到她的乳房顶着我，乳房上湿漉漉、黏糊糊的。
“Eeeee！你这个杂种！”领班尖叫着说，也许他在骂我是“炸种”。这可能无关紧要，我知道，但我总觉得这很重要。深夜里，小问题会像大问题一样困扰我。“你这个狗杂种！这些广播！嘘，宝宝！去他妈的布鲁西表哥！去你妈的！”
他绕过桌子向我们冲过来（他身后的区域现在已空无一人，看起来就像西部电影酒吧里发生过一场斗殴之后的场面）。我的伞还在桌子上，开着的伞顶从桌子远端伸出去，领班的胯部撞在了上面。伞掉到了他面前，他把它踢到一边，我趁着这个空当把黛安扶起来，拉着她朝房间的另一边跑去。前门不行，无论如何都太远了，而且即使我们能到达那里，那里也挤满了惊慌失措地尖叫着的人们。如果他想要杀我——或者我们俩，都能毫不费力地抓住我们，然后像切火鸡一样把我们切成两半。
“蛀虫！你们这些蛀虫！Eeee……你的狗到此为止了，嗯？你那只乱叫的狗到此为止吧！”
“拦住他！”黛安尖叫道，“哦，天哪，他要把我们俩都杀了，拦住他！”
“我让你们烂掉，你们这些讨厌的家伙。”现在他更近了，可以肯定的是，伞阻挡不了他多久，“我让你和你所有的娼妓都烂掉！”
我看到三扇门，其中两扇在一个小凹室里正对着，那里还有一部公用电话。那是男洗手间和女洗手间。没有用。即使是门上有锁的单人间厕所也不行。我们身后这个疯子会毫不费力地弄掉门锁，那样我们就无处可逃了。
我拖着她向第三扇门跑去，推开门，进入了一个房间，里面贴满了干净的绿瓷砖，有明亮的荧光灯、闪闪发光的铬合金和潮乎乎的食品味。其中主要是鲑鱼的味道——洪堡还未来得及询问特色菜，但我想我至少知道其中一道是什么了。
一位侍者站在那里，一只手平托着装得满满的盘子，嘴巴大张，眼睛睁得大大的。他看起来就像艾萨克·辛格的小说《傻瓜吉姆佩尔》中的吉姆佩尔。“怎么……”他说。接着我把他推到一边，托盘飞了出去，盘子和玻璃器皿撞在墙上摔了个粉碎。
“哎！”一个男人喊道。他身材魁梧，穿着白色工作服，戴着一顶像云朵一样的白色厨师帽，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的印花大手帕，一只手拿着一个滴着某种褐色酱汁的勺子。“哎，你不能就这样进来！”
“我们得出去，”我说，“他疯了。他……”
这时我突然有了个主意，一种不用解释的解释，我把手放在黛安的左胸上一会儿，放在她湿透了的裙子上。那是我最后一次亲密地触碰她，我都不知道当时的感觉是好是坏。我把手伸向厨师，给他看沾满了洪堡的血的手掌。
“我的天哪，”他说，“这儿。到后面来。”
就在这时，我们进来的那扇门又突然开了，领班冲了进来，眼睛圆睁，头发像一只塞进球里的刺猬身上的刺一样竖着。他环顾四周，看见了侍者，没有放在心上，又看到了我，便向我冲来。
我又跑起来，拖着黛安，慌不择路地撞在了大厨松软的肚子上。我们从他身边经过，黛安的裙子前襟在他的外衣前面留下了血渍。我看到他没有跟着我们跑，而是转向领班，想警告他，想告诉他这样不行。那是世上最糟糕的主意，也很可能是他有生以来最后一个主意。但是来不及了。
“哎！”厨师叫道，“哎，盖伊，怎么回事？”他像法国人那样念着领班的名字，然后就什么也没说了。砰的一声巨响，使我想起了刀砍进洪堡脑袋的声音，接着厨师尖叫起来，伴随着水汪汪的声音。接着是一股又浓又湿的啪嗒声，这声音之后始终萦绕在我的梦中。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想知道。
我拉着黛安经过两个散发着热浪的炉子中间的狭窄过道，过道尽头有一扇门，被两个沉重的钢门闩锁着。我伸手去开上面那个，就在这时又听到了盖伊的声音——那个来自地狱的领班，他朝我们扑来，嘴里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
我想继续开门闩，想相信我能在他走到袭击范围内之前把门打开，但我身体的一部分——决心要活下去的那一部分——更有头脑。我让黛安靠着门，我挡在她前面，以一种要追溯到冰河时期的保护性动作，直面着他。
他从炉子中间狭窄的过道里跑出来，左手握着刀，举过头顶。他张着嘴，露出一排脏兮兮的坏牙。从傻瓜吉姆佩尔那里得到帮助的希望破灭了，他蜷缩着靠在餐厅门口的墙上，手指深深地插在嘴里，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个乡下白痴了。
“你真不该这么健忘！”盖伊尖叫道，声音听起来像《星球大战》中的尤达，“你那只可恶的狗……你那吵闹的音乐，太不和谐了！Eeee……你可曾……”
左手边火炉的前排有个大水壶，我挥起手，把水壶朝他拍过去。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手烫得多严重：满手掌的水泡，像小圆面包一样，中间的三根手指上还有不少水泡。水壶从炉子上滑出去，在半空中翻了个底朝天，在盖伊腰部往下的地方浇上了玉米、大米之类的东西，还有大约两加仑的开水。
他尖叫了一声，踉踉跄跄地向后退，结果那只不握刀的手放在了另一个炉子上——几乎直接放进了煎锅下面蓝黄色的煤气火焰里，煎锅里之前煎着的蘑菇现在变成了一堆炭。他又尖叫了一声，声音刺得我耳朵都痛了，他把手举到眼前，似乎不相信这只手还跟他连着。
我往右看，看到门边放着一小堆清洁设备——架子上放着洗涤液和玻璃清洗剂，一把顶端装着帽子似的簸箕的扫帚，一个不锈钢水桶里放着一个拖把，水桶侧面有个挤水槽。
盖伊再次向我走来，那只没有红肿得像轮胎内胎的手拿着刀，我抓住拖把柄，用它杵着带脚轮的水桶滑动，把水桶朝他甩去。盖伊上半身后仰，但仍坚守阵地。他的嘴角露出一种奇特而颤动的微笑，看起来就像一只暂时忘记如何咆哮的狗。他把刀举到面前，神神秘秘地比画了几次，头顶的荧光灯在刀刃上闪着水一般的光……当然是在没有沾上血的位置。他那只烧伤的手和双腿似乎一点都不痛，尽管两条腿被开水烫过，礼服裤子上沾满了米粒。
“烂东西。”盖伊一边说一边神秘地比画着，就像一个准备投入战斗的十字军战士。当然，如果你能想象出十字军战士身穿大米覆盖的燕尾服的话。“我要杀了你，就像杀了你那只讨厌的狂叫的狗一样。”
“我没有狗，”我说，“我不能养狗。租约上有规定。”
我想这是我在整个噩梦中对他说过的唯一一句话，而我也不能完全确定我真的大声说出口了。这也可能只是一个念头。他身后，我看到厨师正挣扎着站起来，一只手握着厨房里的大冰箱的把手，另一只手捂着那件血迹斑斑的外衣。那件外衣在他肿胀的肚子上撕开了，露出一个大大的紫色笑容。他尽力阻止血往外流，但这是一场他正在输掉的战斗，一圈又亮又青的肠子已经冒了出来，贴在肚子左侧，像一条可怕的表链。
盖伊用刀吓唬我。我用拖把和桶朝他撞过去作为反击，他后退了。我又把桶拉过来，站在那里，双手紧握木制拖把手柄，准备在他行动的时候把水桶撞向他。我自己的手也在颤抖，我能感觉到汗水像热油一样顺着脸颊淌下来。盖伊身后，厨师努力站直了身体，慢慢地，就像一个刚从大手术中恢复过来的病人。他开始沿着通道朝傻瓜吉姆佩尔挪去，我祝他一切顺利。
“打开门闩。”我对黛安说。
“什么？”
“门上的门闩。打开它们。”
“我动不了，”她说，她哭腔很重，我几乎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你要把我挤扁了。”
我向前挪了一点，给出一点空间。盖伊朝我露出牙齿，用刀比画了一下，然后收回去。他紧张地咧嘴笑着，我则再次把脚轮吱吱作响的水桶朝他推去。
“蛆虫滋生的臭罐子。”他说，听起来像在谈论大都会队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取胜的机会，“来看看，你现在把广播开得这么响，臭罐子。这能让你的思维发生变化，不是吗？杂种！”
他刺了一下。我滚了一下。但这一次他没有退那么远，我意识到他是在给自己鼓劲。他打算发起进攻，而且应该就在不久之后。黛安喘着粗气，我能感觉到她的乳房摩擦我的后背。我给了她空间，但她并没有转身去开门闩，她只是站在那里。
“打开门。”我对她说，像个囚犯似的用嘴的一侧说，“把他妈的门闩拉开，黛安。”
“我不能，”她抽泣着说，“不行，我的手已经没有力气了。叫他住手，史蒂文，别站在那儿和他说话，叫他住手。”
她快把我逼疯了，我真的是这么想的。“你转过身去拉门闩，黛安，否则我就闪到一边，让……”
“Eeeeeeee！”他尖叫着冲了过来，挥舞着那把刀。
我用尽全力把拖把向前一甩，扫到了他的双腿。他号叫一声，用尽全力把刀砍下来。只要再近一点，我的鼻尖就被削掉了。然后，他笨拙地跪倒在地，双膝叉开，脸刚好在水桶边上的那个挤拖把的小玩意儿上面。完美！我把拖把头砸到他的后颈上，布条像女巫的假发一样垂在他黑色夹克的肩膀上。他的脸猛地撞进挤水槽里。我弯下腰，用空出的手抓住把手，把它合上。盖伊疼得尖叫起来，声音被拖把盖住了。
“拉门闩！”我对黛安大喊，“拉门闩，你这个没用的婊子！拉……”
砰！什么又硬又锋利的东西砸在我左侧的屁股上。我一声大叫，跌跌撞撞地向前倒去，我想，与其说疼，不如说是惊讶。我单膝跪地，松开了挤水槽的把手。盖伊往后退，同时从拖把的面条下溜了出来，他喘气声很大，听起来几乎是狗吠。不过，这并没有使他慢下来多少。他一摆脱水桶就猛烈地用刀攻击我。我后退了几步，能感受到刀刃从脸颊旁挥过的微风。
我爬起来之后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她做了什么。我扭头快速瞥了她一眼，她挑衅地看着我，后背紧贴着门。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她想让我死。也许整件事都是她计划好的，找一个疯狂的领班，然后……
她瞪大了双眼说：“小心！”
我回过头，及时看到他朝我冲过来。他的脸颊两侧都是鲜红色的，除了被挤水槽的排水孔留下的白色大斑点。我用拖把头撞他，瞄准他的喉咙，结果打到了胸口上。我阻止了他的冲锋，实际上撞得他向后退了一步。他踩在了翻倒的水桶里洒出的水上，重重地摔倒在地，头重重地撞在瓷砖上。我什么也没想，只是模糊地意识到我在尖叫，从炉子上抄起蘑菇锅，使劲往他仰着的脸上砸去。发出低沉的砰的一声，接着是可怕（不过很短暂）的咝咝声，他的脸颊和前额都被煎熟了。
我转过身把黛安推到一边，拉开门闩。我打开门，阳光像锤子一样打在我身上——空气的味道。我不记得空气的味道曾经如此美妙，甚至连小时候暑假的第一天也不曾如此。
我抓住黛安的胳膊，把她拉进狭窄的小巷，巷子两边都是锁着的垃圾桶。在这狭窄的石缝巷的尽头，就是车水马龙的五十三街。我扭过头，透过敞开的厨房门望进去。盖伊仰面躺着，头上撒了一圈炭化的蘑菇，就像一顶真实的王冠。煎锅滑到一边，露出一张满是水泡的红肿的脸。他的一只眼睛是睁着的，但是心不在焉地望着荧光灯。在他身后，厨房里空无一人。地板上有一摊血，大型冷柜正面的白色搪瓷上有一块块血手印，但大厨和傻瓜吉姆佩尔都不见了。
我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指着巷子说道：“走吧。”
她没有动，只是看着我。
我轻轻推了推她的左肩说：“走啊！”
她像交警一样举起一只手，摇摇头，然后用一根手指指着我说：“别碰我。”
“碰你又怎样？指使你的律师告我？我想他已经死了，甜心。”
“你不要对我摆出这种高人一等的姿态。你敢？别碰我，史蒂文，我警告你。”
厨房的门突然打开了。我想都没想，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就在门咔嗒一声关上之前，我听到了一声压抑的哀号——不知道是因为愤怒还是痛苦，我也不在乎。我把背靠在上面，撑牢双脚。“你想站在这里谈吗？”我问她，“听声音，他还活得挺欢。”他又撞了一下门。我随着门晃了一下，然后门因为我的重量又关上了。我等着他再试一次，但他没有再撞。
黛安看了我很长时间，怒目而视又犹豫不决，然后开始沿着小巷往外走，低着头，头发垂在脖子两侧。我背靠着门站着，直到她走了大约四分之三的路之后，然后我站到一旁，小心翼翼地看着门。没有人出来，但这并不能让我内心平静。我把一个垃圾桶拖到门前，然后慢跑着去追黛安了。
当我走到巷口时，她已经不在了。我向右朝麦迪逊大道看去，没看见她。我又向左看，她就在那儿，正慢慢地斜着穿过五十三街，头仍然垂着，头发还像窗帘一样垂在脸侧。没有人注意她；哥谭餐厅前的人们正透过大玻璃窗呆呆地往里望，就像在喂食时间坐在新英格兰水族馆鲨鱼缸前的人们一样。警笛声越来越近了，很多警笛。
我穿过街道，想伸手抓她的肩膀，想了想又放弃了。我叫了她的名字。
她转过身来，呆滞的眼睛里透着惊恐。她浑身是血，肾上腺素也消耗殆尽，裙子的前面变成了一条可怕的紫色围兜。
“别烦我，”她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史蒂文。”
“你在那里踢了我的屁股，”我说，“你踢了我的屁股，差点害死我。害死我们两个。我真不敢相信，黛安。”
“在过去的十四个月里，我一直想踢你的屁股，”她说，“说实现梦想，我们不是总能挑选时机，对……”
我给了她一记耳光。我想都没想，就这么做了，成年以后，很少有什么事情让我如此愉快。我对这种愉快感到惭愧，但我在这个故事中已走得太远了，说不了谎了。
她的头往后仰，眼睛因震惊和疼痛而睁得大大的，失去了那种呆滞、受了创伤的神情。
“你这个浑蛋！”她喊道，手抬到脸颊上，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哦，你这个浑蛋！”
“我救了你的命，”我说，“你不明白吗？还不理解吗？我他妈救了你的命。”
“你这狗娘养的，”她小声说，“你这个控制欲强、喜欢评头论足、心胸狭窄、自负自满的狗娘养的。我恨你。”
“你没听到吗？如果不是这个自负、心胸狭窄的浑蛋，你现在已经死了。”
“如果不是你，我一开始就不会在那里。”她说。头三辆警车尖叫着沿五十三街驶来，停在了哥谭餐厅外面，警察像马戏团里的小丑一样从车里蜂拥而出。“如果你再碰我，我就把你的眼睛挖出来，史蒂夫。”她说，“离我远点。”
我不得不把手夹在腋下。它们想要杀了她，想要伸过去掐住她的脖子，杀了她。
她走了七八步，然后转身面向我。她在微笑。那是一个可怕的微笑，比我在那个邪恶领班脸上看到的任何表情都要可怕。“我有过很多情人。”她说，脸上挂着可怕的笑容。她在撒谎。她脸上的表情显露无遗，但这并没有减轻我的痛苦。她希望这是真的，这一点也在她脸上显露无遗。“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有三个。你在那方面一点都不行，所以我找了行的人。”
她转过身，沿着街道往前走，像一个六十五岁而不是二十七岁的女人。我站在那里看着她。就在她走到拐角前，我又喊了一遍。这是我无法释怀的唯一一件事，它像鸡骨头一样卡在我的喉咙里：“我救了你的命！你那条愚蠢的命！”
她在拐角处停下来，转过身来对着我。她脸上仍带着可怕的微笑。“不。”她说，“你没有。”
然后她继续往前走，绕过拐角。从那以后我就没再见过她，尽管我以为会的。
就像人们都会说的，法院见。
我在下一个街区找到一个市场，买了一包万宝路。当我回到麦迪逊大道和五十三街的拐角处时，五十三街已经被警察用保护犯罪现场和游行路线的蓝色锯木架封锁了。不过我能看到那家餐厅，看得很清楚。我在路边坐下来，点了一支烟，观察事态的发展。六辆救援车到达——我想你可以说是一阵救护车的尖叫声。厨师进了第一辆，他昏迷不醒，但显然还活着。他在五十三街上的粉丝面前短暂露面后，紧跟着抬出一个放在担架上的运尸袋——是洪堡。然后是盖伊，他被紧紧地绑在担架上，被抬上救护车的时候，还在疯狂地环顾四周。我想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了一会儿，但那可能是我的想象。
盖伊的救护车缓缓启动，驶过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察在锯木架路障上开的口子。我把一直在抽的香烟扔进了排水沟。我决定了，我经历了这样一天可不是为了再次开始用烟草自杀。
我看着驶离的救护车，想象着里面的男人住在领班们住的地方——皇后区、布鲁克林，甚至是拉伊或马马罗内克之类的什么地方。我试着想象他自家的餐厅可能是什么样子，墙上可能挂着什么画。这个我做不到，但我发现我可以相对轻松地想象出他的卧室，尽管想不出他是否和一个女人同住。我能看到他醒着躺在那里，却完全不动，正逢午夜时分，月亮悬在黑色的天空中，像尸体半睁着的眼睛。我可以想象他躺在那里，听着邻居的狗不停地、单调地叫着，直到那声音像一颗银色的钉子刺进他的脑袋。我想象着他躺在离衣橱不远的地方，衣橱里挂满了装在塑料干洗袋里的燕尾服，我可以看到它们像被处决的罪犯一样挂在那里。我想知道他是否有妻子。如果有的话，他在去上班前杀了她吗？我想起了他衬衫上的斑点，觉得这是可能的。我也想知道邻居家的狗，那只不肯闭嘴的狗。还有邻居的家人。
但我主要想到的还是盖伊本人，在我躺在床上失眠的那些夜晚里，听着隔壁或街道远处的狗叫，就像我听着警报声和开往市中心的卡车的隆隆声一样。我想起他躺在那里，望着被月亮钉在天花板上的影子。想到那喊声——Eeeeeee——像密闭房间里的瓦斯一样，在他脑袋中不断积聚。
“Eeeee。”我说……只想看看它听上去如何。我把那包万宝路扔进排水沟，坐在路牙子上，开始有条不紊地用脚跺烟。“Eeeee。Eeeee。Eeeeee。”
站在锯木架旁边的一个警察朝我望来。“嘿，伙计，想不想不再惹人厌了？”他喊道，“我们这边有情况。”
你们当然有情况啦，我想。我们不都有情况吗？
不过，我什么也没说。我停了下来——反正，那时烟盒已经完全报废了，也不再制造噪声了。但我仍能在脑海中听到，为什么不呢？这和其他事情一样有道理。
Eeeeeee。
Eeeeeee。
Eeeeeee。
[1]Dutch Schultz，美国黑手党头目，死于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