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故事，我想我在引言中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我讲的这个故事，你几乎在任何一个小镇都能听到。而且，像我之前的一个故事（《守夜》里的那篇《病房里的女人》）一样，它试图讲述我在母亲即将离世时的感受。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总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必须面对所爱之人的死亡，接受它成为现实……并以此类推，接受我们自己接近死亡的事实。这可能是恐怖小说唯一重要的主题：我们需要应对一个只有借助充满希望的想象力才能理解的神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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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跟别人说过这个故事，也从来没想过我会跟别人说这个故事——确切地说，不是因为我怕别人不相信，而是因为我感到羞愧……还因为我觉得它属于我。我一直觉得，把它讲出来会让我和这个故事本身都变得廉价，让它变得更渺小、更平凡，就像夏令营辅导员在熄灯前讲的鬼故事一样。我想我也害怕如果我讲出来，用自己的耳朵听到它，我自己也会开始不相信。但是自从母亲去世后，我一直睡不好。我打盹，然后猛然惊醒，完全清醒，浑身发抖。开着床头灯会有帮助，但作用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夜晚的阴影太多了，你注意过吗？即使开着灯，也有许多阴影。你会觉得，那些长长的阴影可能是任何东西的影子。
任何东西。
我在缅因大学读大三的时候，麦柯迪太太打电话来说我妈妈的事。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对他没什么印象。我是家里的独子，所以只剩下艾伦·帕克和琼·帕克相依为命。麦柯迪太太跟我们住在一条街上，她给我和另外两个人合住的公寓打了电话。她是从妈妈放在冰箱上的磁力记事板上找到这个号码的。
“是中风。”她用拖长的慢吞吞的北方口音说，“发生在餐馆。但是你可别太慌张，医生说情况没那么糟糕。她醒了，还能说话了。”
“嗯，但是她能把话说明白吗？”我问。我试图让自己听上去很镇定，甚至是顽皮，但我的心跳得很快，客厅突然变得好热。我那时正独享这间公寓，那天是周三，我的两个室友一整天都在上课。
“哦，是的。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让我打电话给你，但不要吓到你。这很明智，你说呢？”
“是的。”但是我当然害怕了。当有人打电话说你妈妈被救护车从办公室送进医院时，你还能有什么感觉呢？
“她说让你待在那里，好好学习，直到周末。她说如果没有太多功课的话，那时你可以来。”
当然了，我想。很大的机会。我就待在这座破烂的一股啤酒味的房子里，而我的母亲躺在向南一百英里处的医院的病床上，而且可能奄奄一息了。
“她还年轻，你妈妈，”麦柯迪太太说，“只是最近几年胖了很多，还得了高血压。加上抽烟。她必须戒烟了。”
然而，我怀疑她是否会戒烟，无论中风与否，关于这一点，我都是肯定的——母亲喜欢抽烟。我感谢麦柯迪太太打来电话。
“我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她说，“那么，你什么时候回来，艾伦？周六？”她的声音中有种狡黠的腔调，暗示她还知道些什么。
我望着窗外，十月里一个美好的下午：新英格兰亮蓝色的天空下，树木摇曳，黄叶飘落在磨坊街上。然后我看了看手表，三点二十。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正要去上四点钟的哲学研讨课。
“你在开玩笑吧？”我问，“我今晚就回去。”
她的笑声干巴巴的，尾音有些嘶哑——麦柯迪太太很擅长谈论戒烟——她和她的温斯顿。“好孩子！你会直接去医院，对吗？然后开车回家？”
“我想是的。”我说。我觉得没必要告诉她我那辆破车的变速箱出了点毛病，在可预见的将来，它除了屋子旁的私人车道哪儿也去不了。我想搭便车到刘易斯顿，然后再去我们位于哈洛的小房子，如果时间不太晚的话。如果太晚了，我就在医院休息室里打个盹——这不是我第一次从学校搭便车回家了——或是头靠在可乐机上坐着睡一觉。
“我会确保钥匙放在红色手推车下面，”她说，“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当然。”我母亲在后院小屋的门边放了一辆红色的旧手推车，夏天里面开满了花。由于某种原因，想到它会让我觉得麦柯迪太太给我传达的消息真实无误：我母亲在医院里，我小时候在哈洛住的小房子里今晚将是漆黑一片——太阳下山后没人开灯。麦柯迪太太可以说她还很年轻，但当你才二十一岁的时候，四十八岁就显得很老了。
“路上小心，艾伦。不要超速。”
当然了，我的车速取决于让我搭顺风车的人。我个人希望，不管他是谁，都能一路狂奔。就我而言，越快到达缅因州中心医院越好。不过，没必要让麦柯迪太太担心。
“不会的。谢谢。”
“不客气。”她说，“你妈妈会没事的。见到你她会很高兴的。”
我挂了电话，然后草草写下了事情起因，以及我要去哪里。我叫赫克托·帕斯莫尔——室友中更有责任感的一个——打电话给我的导师，让他告知系主任事情的经过，这样我就不会因为缺课而惹麻烦了——我有两三个老师对缺课很恼火。我往背包里塞了一套换洗衣服，再加上我那本折了角的《哲学概论》，然后就出发了。接下来的一周我放弃了这门课，尽管这门课我学得很好。那天晚上，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变了，变了很多，而我的哲学课本里似乎没有内容符合这些变化。我开始明白，在下面还有东西，你看——下面——没有一本书能解释它们是什么。我认为有时候最好忘记那些东西在那里。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
从奥罗诺的缅因大学到安德罗斯科金县的刘易斯顿有一百二十英里的路程，到那里最快的路线是走95号州际公路。不过，如果你是搭便车的话，收费公路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州警察倾向于把他们看到的任何人撵走——即使你只是站在斜坡上，他们也会撵你走——如果同一个警察抓住你两次，他还会给你开罚单。所以我选择了68号公路，这条路从班戈向西南方向蜿蜒而行。这是一条交通相当繁忙的公路，如果你看起来不像个彻头彻尾的神经病，你通常都会没事，警察基本上也不会管你。
我的第一段顺风车，司机是个郁郁寡欢的保险推销员，他把我捎到了纽波特。我在68号和2号公路的交叉路口站了大约二十分钟，然后搭上了一位去波多英汉姆的老先生的车。他一边开车一边不停地抓他的裆部，仿佛要抓住在里面乱跑的什么东西似的。
“我妻子总是跟我说，如果我继续让人搭便车，就会被扔进阴沟里，背上插着把刀，”他说，“但每当我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子站在路边，我总会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时我经常搭便车，也经常坐车不买票。你看吧，她已经死了四年了，而我还活着，还开着这辆破道奇。我真的很想念她。”他抓了抓裆部，“你要去哪儿，孩子？”
我告诉他我要去刘易斯顿，以及缘由。
“太糟糕了，”他说，“你的妈妈！我很抱歉！”
他的同情是如此强烈而自然，让我的眼角有些刺痛。我眨着眼睛把泪水挤回去。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坐在这个老人的破车里放声大哭，这辆车嘎吱作响，颠得厉害，还有一股浓烈的尿味。
“麦柯迪太太——打电话给我的那位女士——说事情没那么严重。我妈妈还年轻，只有四十八岁。”
“即便如此！这可是中风！”他真的很沮丧。他又抓了一把绿色裤子松垮的裆部，用老人那种爪子一样的大手猛地一拉。“中风总是很严重！孩子，我会送你去缅因州中心医院——直接开车送你到前门——如果我没有答应我哥哥拉尔夫要带他去盖茨的疗养院的话。他老婆也在那里，她患有遗忘症，我怎么也想不出他们管它叫什么，安德森病还是阿尔瓦雷斯病之类的——”
“阿尔茨海默病。”我说。
“哦，是的，可能我自己也得了。见鬼，反正我是想送你去。”
“你不需要这么做，”我说，“我很容易就能从盖茨搭到便车。”
“即便如此，”他说，“你的母亲！中风！才四十八岁！”他抓了一把松垮的裤裆。“该死的疝气带！”他骂道，“该死的疝气！孩子，如果你在附近逗留，你所有的作品都会开始散架。我告诉你吧，上帝最终会揍你的。但你是个好孩子，什么事都放下，就像现在这样去找她。”
“她是个好妈妈。”我说，感觉眼泪又要涌上来。我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从未感到很想家——只是第一周有点想家，仅此而已——但此时我很想家。只有我和她，没有其他近亲。我无法想象没有她的生活。麦柯迪太太说了，不算太坏。中风，但不太严重。该死的老太太，你最好说的是实话，我想，她最好说的是实话。
我们沉默了一小会儿。这并不是我所希望的快速行驶——老人保持着四十五英里每小时的稳定速度，有时还会越过白线到另一条车道上试试，但这是一段很长的路程，而且真的很好。68号公路在我们面前延伸，蜿蜒穿过数英里的森林，从眨眼间一闪而过的小镇中穿过，每一个小镇都有酒吧和自助加油站：新沙伦，奥菲利亚，西奥菲利亚，加内斯坦（曾叫阿富汗，有点奇怪，但是真的），梅卡尼克福尔斯，观堡村，城堡岩。随着白天渐渐逝去，天空的亮蓝色也暗淡起来。老人先打开了停车灯，然后打开了前车灯。是远光灯，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甚至当对面驶来的汽车向他闪灯时，他也没有注意到。
“我嫂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他说，“连‘嗯’‘是’‘不’‘可能’都不知道了。这就是安德森病对你的影响，孩子。她的眼神仿佛在说‘让我离开这里’，如果她能想到的话，她会说出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说。我深吸了一口气，想知道我闻到的尿是不是那个老人的，或者他是不是有只狗，有时会跟他一起坐车。我在想如果我把车窗摇下来一点，他会不会生气。最后，我摇下了车窗。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就像他没有注意到迎面而来的汽车冲他闪灯一样。
大约七点钟的时候，我们开到了西盖茨一座小山的山顶，我的司机喊道：“看哪，孩子！月亮！多美啊！”
确实很美——一个巨大的橙色球体从地平线上升起。然后，我还觉得这有点可怕。它看起来既像怀孕了，又像得了传染病。看着缓缓升起的月亮，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如果我到了医院，妈妈认不出我了呢？如果她的记忆消失了，完全消失了，连“嗯”“是”“不”“可能”都不知道了呢？如果医生说她的余生都要有人照顾怎么办呢？当然了，那个人肯定会是我，也没有别人了。再见了，我的大学。那朋友和邻居呢？
“许个愿吧，孩子！”老人喊道。他情绪激动，声音变得尖锐而令人不快——就像把玻璃碎片塞进了你的耳朵。他使劲拉了一下裆部，里面有什么东西发出噼啪声。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像那样猛拉裆部，而不把睾丸从根上扯下来，不管有没有疝气带。“你对中秋的月亮许的愿总能实现，这是我父亲说的！”
于是我许了愿，希望当我走进母亲的房间时，她能认出我，她的眼睛会立刻亮起来，她会叫出我的名字。我许了这个愿，然后立刻希望我能把它收回，我觉得在那橙色月光下许的愿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啊，孩子！”老人说，“我希望我的妻子在这儿！我会求她原谅我对她说过的每一句严厉或刻薄的话！”
二十分钟后，白天的最后一丝光还在空中，月亮依然低垂，臃肿地浮在空中，我们到达了盖茨福尔斯。在68号公路和怡人街的交叉路口有一个黄色信号灯。快到路口的时候，老人突然向一侧打方向，道奇车的右前轮轧到了路牙子上面，然后又掉了下来，吓得我牙齿嘎嘎作响。老人用一种狂野、目中无人的激动神情望着我——他身上的一切都很狂野，都有一种碎玻璃的感觉，尽管我一开始并没有看出来，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一切似乎都是呼喊。
“我会送你过去！我会的，的确！别管拉尔夫了！管他呢！只要你开口！”
我想尽快到我妈妈那儿，但想到还有二十英里的路要走，空气中弥漫着尿味，对面的汽车朝我们闪灯，就不太乐意了。那个在里斯本街的四车道上来回穿梭的老家伙的画面也令人不快。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这个人，我没法再忍受二十英里扯裤裆的行为和那激动的碎玻璃的声音了。
“嘿，不用，”我说，“没关系，你去照顾你哥哥吧。”我打开门，接着我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他伸出手，用他那扭曲的老人的手抓住了我的胳膊，他就是用这只手不停地扯裤裆的。
“只要你开口！”他对我说，声音沙哑而亲密，他的手指深深地扎进了我腋窝旁的肉里，“我直接送你到医院门口！唉！就算这辈子我们从未见过也没关系！没关系，‘嗯’‘是’‘不’‘可能’！我直接把你送到……那儿！”
“不用了。”我重复道，突然，我努力抑制住想要冲出汽车、把衬衫留在他手里的冲动，如果那是获得自由的条件的话。他好像快溺水而死了。我还以为如果我动弹，他的手会抓得更紧，甚至会抓住我的后颈，但是他没有。他的手指放松了，当我把一条腿伸出车外的时候，他的手完全拿开了。我想知道，就像惊慌失措过后我们经常做的那样，我之前在担心什么。他只不过是一辆道奇汽车内散发着尿味的生态系统里，一种以碳为基础的老年生命形式，对自己的提议被拒绝感到失望，只是一个疝气带老是不舒服的老人。我到底在害怕什么？
“谢谢你载我一程，更要感谢你的好意，”我说，“但是我可以走那条路。”我指了指怡人街，“马上就能搭上便车。”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叹了口气，点点头。“嗯，那是最快的路线，”他说，“就待在城外，在城里，没人想让一个小伙子搭便车，没人愿意慢下来，然后被人按喇叭。”
他是对的。在城里搭便车，即使是像盖茨福尔斯这样的小镇，也是徒劳的。我猜他是在搭便车上花了些时间。
“可是，孩子，你确定吗？你知道到手的鸭子是怎么一回事。”
我又犹豫了。他又说对了。交通灯往西大约一英里，怡人街就变成了山脊路，山脊路穿过十五英里长的森林，然后到达刘易斯顿郊外的196号公路。那时，天肯定全黑了，晚上搭便车总是更加困难——当车大灯在乡间公路上照到你时，即使你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衬衫掖得好好的，看上去也像个温德姆少年监狱的逃犯。但是我再也不想和这个老人同行了，即使是现在，我已经安全地走出他的车，仍然觉得他令人毛骨悚然——也许是因为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感叹号。而且，我总能幸运地搭到便车。
“我确定，”我说，“再次感谢。真的。”
“任何时候，孩子。任何时候。我的妻子……”他停了下来，我看到他的眼角渗出了泪水。我再次谢过他，然后在他还没来得及说话之前，我就砰地关上了车门。
我匆匆穿过街道，影子在灯光下忽隐忽现。到了路对面，我转过身来，回头看。道奇车还停在那儿，停在弗兰克冷柜和水果店旁边。借着转向灯的光和车子后方二十英尺的路灯，我看到他颓然趴在方向盘上。我突然想到他死了，我因为拒绝让他帮忙而杀了他。
这时一辆车绕过街角开过来，司机对着道奇闪了闪灯。这次，老人把车灯调成了近光，我才知道他还活着。过了一会儿，他把车开到路上，驾着那辆道奇慢慢转过街角。我一直看着，直到他走远，然后抬头看着月亮。它正失掉橙色的肿胀外衣，但仍然透着一丝邪恶。我突然想起以前从未听说过对着月亮许愿——会对着夜晚的星星，是的，但不是月亮。我再次希望能收回自己的愿望。夜幕降临，我站在十字路口，很容易想起猴爪的故事。
我走在怡人街上，朝着那些没有减速的过往车辆摇着大拇指。起初，道路两旁都会有商店和房屋，然后人行道到头了，树木围了过来，静静地占据了阵地。每次道路上洒满灯光，我的影子被推到前方，我就转过身，伸出大拇指，脸上露出我希望是令人感到安心的微笑。每次，迎面而来的汽车都会呼啸而过，从不减速。有一次，有人喊：“去找份工作，罐头牛肉！”
我不怕黑——当时也不怕——但我开始担心自己犯了个错误，没有接受老人的邀请，没让他开车送我去医院。我本可以在出发之前做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母亲生病，需要搭车”，但我怀疑这不会有用。毕竟，精神病也会做牌子。
我继续往前走，运动鞋摩擦着路肩上沙砾般的尘土，听着渐浓的夜的声响：一只狗，远远地；一只猫头鹰，近了很多；上升的风的叹息。天空被月光照亮，但我此刻看不到月亮——这里的树很高，暂时遮住了月亮。
我离盖茨福尔斯越来越远，路过的车越来越少。随着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我不接受老人提议的决定似乎也显得越来越愚蠢。我开始想象母亲躺在病床上，嘴角挂着僵硬的冷笑，正在松开抓握生命的手，但还是为了我试图抓住越来越光滑的树皮，还不知道我赶不到了，就因为我不喜欢一个老人刺耳的声音，或是他车里的尿味。
我爬上一座陡峭的小山，在山顶上重新步入月光。右边的树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小小的乡间墓地。石头在微光中闪闪发光，一个又小又黑的东西蹲在一块石头旁边，看着我。我好奇地走近了一步。那个黑东西动了起来，变成了一只土拨鼠。它用红色的眼睛朝我投以责备的一瞥，然后钻进了高高的草丛。我突然意识到我很累了，事实上，几乎筋疲力尽了。自从五个小时前麦柯迪太太打来电话，我一直在肾上腺素的刺激下奔跑，但现在肾上腺素消失了。这是糟糕的部分。好处是那种毫无用处的急迫感也离开了，至少暂时是这样。我已经做出了选择，决定走山脊路而不是68号公路，没有理由为此而自责——既来之，则安之，我母亲有时会说。她满嘴都是这样的话，禅宗小格言，几乎总能说得通。无论是理智还是胡闹，这句话安慰了我。如果我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死了，那就这样吧。也许她不会。麦柯迪太太说，医生说不算太糟。麦柯迪太太还说，她还年轻。有点偏胖，没错，抽烟也抽得凶，可是还年轻。
这时，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公路边，我突然感到很累——两只脚好像浸在水泥里似的。
墓地靠公路的一边有一堵石墙，墙上有个缺口，两道车辙从中穿过。我坐在墙上，双脚踩在其中一道车辙里。从这个位置上，两个方向都能看到很长一段山脊路。当我看到向西朝刘易斯顿行驶的车灯，就走到路边，伸出大拇指。与此同时，我就坐在这里，背包放在腿上，等双腿恢复一些力气。
草地上升起了一层薄雾。环绕墓地三面的树木在渐强的微风中沙沙作响。墓地后边传来了流水声，偶尔还有青蛙跳进水里的扑通声。这个地方很美，而且出奇地令人心旷神怡，就像一幅浪漫诗集里的画。
我沿公路向两边看，什么车也没有，地平线上连一点亮光也没有。我把背包放在双脚一直踩着的那道车辙里，站起来，走进墓地。一缕头发落在我的眉头上，风把它们吹下来的。薄雾懒洋洋地在我的鞋周围翻滚。墓园后面的墓碑年月久了，许多已经倒在了地上。前面的要新很多。我弯下腰，双手扶着膝盖，望着一块被鲜花环绕的墓碑。借着月光，墓碑上的名字很容易辨认：乔治·斯托布。下面是他短暂一生的日期：一端是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另一端是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二日。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花儿才开始枯萎了，十月十二日是两天前，一九八八年则是两年前。乔治的亲友来凭吊过他。名字和日期下面还有一些文字，一段简短的铭文。我继续往下弯腰去看。
之后我跌跌撞撞地退了回来，被吓坏了，突然意识到我正孤身一人，在月光下参观墓地。
铭文是：
既来之，则安之。
我母亲死了，也许就在那一刻去世了，是什么东西给我捎来了口信。带着令人极度不快的幽默感。
我开始慢慢地退向公路，听着树上的风声，听着水流声，听着青蛙的动静，突然害怕我会听到另一个声音，伴随着土地摩擦和树根断裂的声音，一个没有死透的东西摸索着要抓我的脚……
我的双脚纠缠在一起，摔倒了，一只手肘重重地撞上一块墓碑，后脑勺差点磕在另一块墓碑上。我砰的一声倒在草地上，抬头看着刚刚升过树梢的月亮，它现在从橙色变成了白色，亮得像一块打磨光滑的骨头。
这次跌倒不但没有让我更加惊慌失措，反而让我清醒了。我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但不可能是我以为我看到的。在约翰·卡朋特和韦斯·克雷文的电影里，这种事情可能会出现，但在现实生活中不会。
是的，好吧，很好。一个声音在我的脑袋里低语。如果现在离开这里，你可以继续这么想。你可以继续相信它，直到生命的尽头。
“去他的。”我说着站了起来，牛仔裤的臀部湿了，我把它从皮肤上扯开。重新接近乔治·斯托布安息之地的墓碑并不容易，但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风在树林里叹息，风势还在加大，这预示着天气的变化。影子在我周围晃动，树枝彼此摩擦，树林里传来吱吱声。我俯身读道：
乔治·斯托布
1977年1月19日—1998年10月12日
开端良好，离世过早
我站在那里，弯着腰，双手撑在膝盖上，直到心跳开始减慢，我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心跳有多快。一个令人讨厌的巧合，仅此而已，我误读了名字和日期下面的内容，这有什么奇怪的吗？即使没有疲劳和压力，我也可能读错——月光是个众所周知的误导者。就此打住。
只是，我知道我之前读到的是：既来之，则安之。
我妈死了。
“去他妈的。”我重复了一遍，转过身去。这时，我意识到在草地里翻滚、围绕着我脚踝的薄雾开始变亮。我能听到一辆汽车驶近的声音。有车开了过来。
我急匆匆地从石墙的洞口跑回去，经过的时候一把抓起背包。那辆驶来的汽车的车头灯还在半山腰上。就在灯光打在我脸上，让我暂时盲了眼的时候，我伸出了大拇指。我知道那家伙会不减速地直接停下。有趣的是，有时候你就是知道，但是任何一个有丰富搭便车经验的人都会告诉你这是真的。
那辆车从我身边驶过，刹车灯亮着，在将墓地与山脊路分隔开来的石墙尽头拐到了柔软的路肩上。我跑过去，背包撞着膝盖外侧。这是辆福特野马，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车型。发动机轰隆作响，轰鸣声从消声器里传出来，也许下次保险杠贴纸到期时，消声器就没法通过车检了……但这不是我的问题。
我猛地把门打开，坐了进去。我把背包放在两脚之间，一股气味扑面而来，一种似曾相识但又令人不快的气味。“谢谢，”我说，“多谢。”
开车的那个家伙穿着褪了色的牛仔裤和黑色T恤，T恤的袖子被剪掉了。他皮肤被晒成了黑褐色，肌肉发达，右臂的肱二头肌上环绕着一圈倒钩铁丝文身，倒戴着一顶绿色的约翰·迪尔帽子。T恤的圆领子旁边钉着一枚小徽章，但从我的位置看不清上面的字。“不客气，”他说，“你这是进城吗？”
“是的，”我说。在这里，“进城”的意思是去刘易斯顿，波特兰北部唯一的城市。我关上车门，看见后视镜上挂着一个松树味空气清新剂，这就是我闻到的气味。就气味而言，我今晚真不走运，先是尿味，现在又是人造松树味。尽管如此，我也算搭上了便车，我应该松一口气。当那家伙加速回到山脊路上时，那辆老式野马的发动机咆哮着，我试图告诉自己，我确实松了一口气。
“你到城里有什么事？”司机问。我觉得他年龄跟我差不多，可能在奥本的职业技术学校上学或是在当地仅存的几家纺织厂工作的城里人。他可能在业余时间修好了这辆野马汽车，因为城里的孩子就爱干这种事：喝啤酒，抽烟，修理汽车——或者摩托车。
“我哥哥要结婚了，我要去给他做伴郎。”我撒这个谎时连草稿都没打。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母亲的事，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哪里有点不对劲。我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上来就这样想，但我知道不对劲。我很积极：“明天彩排。明晚还有个单身派对。”
“是吗，这样啊？”他扭头看着我，瞪大了眼睛，面庞英俊，丰满的嘴唇微微带着笑意，眼神里透着怀疑。
“是的。”我说。
我很担心。就是这样，我又开始担心了。有点不对劲，也许是当道奇车里的老家伙邀请我对着发炎了的月亮而不是星星许愿时，我就开始出问题了，也许从我拿起电话听麦柯迪太太说她有坏消息要告诉我的那一刻起。
“那太好了，”倒着戴帽子的年轻人说，“哥哥要结婚了，哥们，真好。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仅担心，还很害怕。一切都不对劲，一切，而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怎么会发生得这么快。然而，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不想让野马汽车的司机知道我的名字，就像我不希望他知道我去刘易斯顿的目的一样。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要去刘易斯顿。我突然相信再也见不到刘易斯顿了，就好像知道车要停了一样。还有那气味，对此我也知道一点。这不是空气清新剂，是空气清新剂下面的东西。
“赫克托，”我说了室友的名字，“赫克托·帕斯莫尔，就是我。”这话从我干涩的嘴里说出来，顺畅而镇定，这很好。我内心坚定地认为不能让野马司机知道我觉察出了不对劲。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他稍微朝我转过身来，我能看清他徽章上的字了：我在拉科尼亚的战栗村玩了骑弹飞行。
我知道那个地方。我在那里待过，虽然时间不长。
我还看到一条黑色的粗线绕着他的脖子，就像倒钩铁丝文身绕着他的上臂一样，只不过司机喉咙周围的那条线不是文身。几十个黑色线条从上面垂直穿过，那是把脑袋重新缝到身体上用的缝线。
“很高兴见到你，赫克托，”他说，“我是乔治·斯托布。”
我的手像在梦中一样飘出来。我希望这是个梦，但它不是，它具有现实所有的尖锐边缘，上面是松树的味道。这味道下面是某种化学物质，可能是甲醛。我正和一个死人同乘一车。
野马汽车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在山脊路上疾驰，在圆月明亮的月光下追逐着它的远光灯光柱。路的两旁，密密麻麻的树木在风中起舞、扭动。乔治·斯托布用空洞的眼睛朝我微笑，然后放开了我的手，把注意力转回路面。我高中的时候读过《德古拉》，现在其中一句台词又出现了，像一个破裂的钟一样在我的脑海里叮当作响：死人开车快。
不能让他知道我知道。这话也在我脑海里叮当作响。虽然不多，但这是我所能想到的全部。不能让他知道，不能让他知道，不能。我想知道那位老人现在何处。安全到了他哥哥家吗？还是老人一直都参与其中？也许他就在我们后面，开着那辆破道奇，弯着腰趴在方向盘上，猛拉着疝气带？他也死了吗？可能没有。按照布拉姆·斯托克的说法，死人开车快，而老人的车速从未超过每小时四十五英里。我感到一阵狂笑想从喉咙里往外冒，但我把它压了下去。如果我笑了，他就知道了。他一定不能知道，因为这是我唯一的希望。
“没有什么比得上婚礼。”他说。
“是的，”我说，“每个人都应该至少有两次。”
我的双手交叉，紧紧地握在一起。我能感觉到指甲戳进了指关节上方的手背，但这种感觉很遥远。我不能让他知道，这是问题的关键。树木环绕着我们，唯一的亮光是骨头般无情的月光，我不能让他知道我知道他已经死了。因为他不是鬼，不是这么无害的东西。你可能会看到一个鬼魂，但是什么样的东西会停下来让你搭便车呢？那是什么生物？僵尸？食尸鬼？吸血鬼？以上都不是？
乔治·斯托布笑了起来：“两次！是的，伙计，我全家都是这样！”
“我也是。”我说。我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就像一个搭便车的人在打发时间一样——这次是夜里的时间——有礼貌地交谈，作为搭便车的回报。“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葬礼。”
“婚礼。”他温和地说。在仪表板的灯光下，他的脸像蜡一样惨白，是化妆前的尸体的脸。那顶倒着戴的帽子尤其可怕，它让你禁不住想知道下面还剩什么。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说殡仪馆的人会锯掉头骨顶部，取出大脑，再放入某种化学处理过的棉花。也许是为了防止脸塌下去。
“婚礼，”我嘴唇发麻地说道，甚至还笑了笑——一声咯咯的轻笑，“我想说的是婚礼。”
“我们总是说我们想说的话，我是这么想的。”司机说。他仍然微笑着。
是的，弗洛伊德也相信这一点，我在心理学教材中读过。我怀疑这个家伙是否了解弗洛伊德，我觉得不会有很多弗洛伊德学者穿无袖T恤，倒着戴棒球帽，但他知道的够多了。葬礼，我说。天哪，我说的是葬礼。我突然想到他在耍我。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知道他已经死了。他不想让我知道他知道我知道他死了。所以我不能让他知道我知道他知道……
世界开始在我眼前摇摆。不一会儿，它就会开始转圈，然后回旋，然后我就会失去理智。我闭了一会儿眼。月亮的余像悬在黑暗中，变成了绿色。
“你还好吧，伙计？”他问道，声音里的关切令人毛骨悚然。
“是的。”我睁开眼睛说。周围停下来了，手背上指甲扎进皮肤的疼痛强烈而真实。还有那气味，不仅仅是松木味空气清新剂，不仅仅是化学药品。还有泥土的味道。
“你确定？”他问。
“只是有点累，我搭了很长时间的便车。有时我还有点晕车。”灵感突然袭来，“你知道吗，我想你最好让我下去。呼吸点新鲜空气，胃里就会舒服些。还会有人经过……”
“我不能这么做，”他说，“把你丢在这里？不可能。可能要过一个小时才会有人经过，经过的时候还可能不让你搭车。我得对你负责。那首歌是什么来着？让我准时到教堂，对吗？我绝对不会让你下去。把车窗打开一点，会好一点。我知道车里闻起来不太好。我把空气清新剂挂起来了，但是那些东西根本不管用。当然，有些气味比其他气味更难去除。”
我想伸手去够车门上的曲柄，转动它，好透透气，但胳膊上的肌肉似乎不会收缩了。我所能做的就是坐在那里，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指甲抠进手背。一组肌肉不起作用，另一组却怎么也停不下来。多好笑啊。
“就像那个故事里一样，”他说，“一个孩子花七百五十美元买了一辆几乎全新的凯迪拉克。你知道那个故事，对吗？”
“是的。”我用麻木的嘴唇说。我不知道这个故事，但我非常清楚我不想听，不想听这个人讲的任何故事。“那个故事很出名。”在我们前面，公路就像一部黑白老电影里的路一样向前延伸着。
“是，没错，真他妈出名。所以，这个孩子在找一辆车，他在一个家伙的草坪上看到一辆崭新的凯迪拉克。”
“我说我……”
“是的，车窗上有个牌子，上面写着‘车主出售’。”
他的耳朵上夹着一支烟。他伸手去拿，这时，他T恤的前襟被拉了起来。我看到那里又有一条皱巴巴的黑线，还有很多缝线。接着，他身体前倾去打打火机，T恤又回到了原位。
“这孩子知道他买不起凯迪拉克，也没法靠近凯迪拉克汽车，但是他很好奇，你知道吗？于是他走过去问那个人：‘这辆车多少钱？’那个家伙关掉了手里的水管——他在洗车，你知道——说道：‘孩子，今天你走运了。七百五十美元，你就能把它开走。’”
打火机冒出了火，斯托布把出火口抵在香烟头上。他吸了一口烟，我看见小股的烟圈从他脖子上缝线之间的缝隙里渗出来。
“那个孩子，他透过驾驶室的窗户往里看，看到里程表上只有一万七千英里。他对那个家伙说：‘好的，没问题，这就像潜水艇的铁丝网门一样好笑。’那个人说：‘不是开玩笑，孩子，把钱交出来，车就是你的了。见鬼，我甚至可以接受支票，你长得很诚实。’然后孩子说……”
我向车窗外望去。我以前听过这个故事，很多年前了，可能是上初中的时候。在我听的那个版本中，汽车是雷鸟而不是凯迪拉克，但除此之外都一样。那个孩子说尽管我只有十七岁，但我不是傻瓜，这样的车，没有人只要七百五十美元，特别是低里程数的车。那个人告诉他，他这么做是因为车里有味道，你无法把气味去掉，他反复试过，怎么都去除不了。你看，他去出了趟差，时间很久，至少有……
“……两周。”司机说着。他面带笑容，就像人们在讲一个真正好笑的笑话时那样。“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发现车停在车库里，他的妻子在车里。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妻子死了。我不知道是自杀还是心脏病还是其他的什么，但是她全身浮肿，车里满是那股味道，而他只想把车卖掉，你知道。”他笑了，“真是个好故事，是吧？”
“他为什么不打电话回家呢？”是我的嘴自己在说话，我的大脑僵住了，“他出了两周的差，一次也没往家打电话问问他太太的情况？”
“这个，”司机说，“这有点离题了，你说呢？我是说，嘿，真便宜——这才是重点。谁不会被诱惑到呢？毕竟，你开车的时候总可以开着他妈的车窗，对吧？这就是个故事，虚构的。我想到它是因为这辆车里的气味。这是事实。”
沉默。我想：他在等我说点什么，等我结束这个话题。我也想这么做。我确实想。只是……然后呢？之后他会做什么呢？
他用拇指肚摩挲着T恤上的勋章，上面写着我在拉科尼亚的战栗村玩了骑弹飞行的勋章。我看见他指甲下面有污垢。“我今天就在那里，”他说，“战栗村。我帮一个家伙办了点事，他给了我一张全天票。我女朋友本来要和我一起去的，但是她打电话说她病了，她来月经的时候真的很疼，害得她十分虚弱。这太糟糕了，但我总是在想，嘿，还有别的选择吗？一点不开玩笑，对，然后我就有麻烦了，我们俩都有麻烦了。”他叫了一声，一种一点都不好笑的叫声，“所以我自己去了。没必要浪费一张全天票。你去过战栗村吗？”
“是的。”我说。去过一次，十二岁的时候。
“和谁一起去的？”他问，“你不是一个人去的，对吗？如果你当时只有十二岁的话。”
我没有告诉他我当时的年龄，是吗？不，他只是随口说的，仅此而已，无聊地来回答我。我想把门打开，然后滚到外面的夜色里，在撞到地面之前用手臂抱住脑袋，但我知道不等我逃走，他就会伸手把我拉回来。而且，我也抬不动胳膊。我所能做的就是紧握双手。
“没有，”我说，“和我爸爸一起去的。我爸爸带我去的。”
“你玩过骑弹飞行吗？那玩意儿我玩了四次。天哪！完全倒着！”他看着我，又发出一声空洞的笑声。月光在他的眼睛里游动，把眼睛变成了白色的圆圈，变成了雕像的眼睛。而我知道他不仅是死了，他还疯了。“你玩过吗，艾伦？”
我想告诉他，他叫错了名字，我的名字是赫克托，但有什么用呢？我们马上就要聊完了。
“是的。”我低声说。除了月亮，外面没有一丝灯光。树木飞快地跑过，扭动着身体，像宗教仪式上自发舞动的舞者一样。道路从我们下面跑过。我看了看时速表，车速高达每小时八十英里。我们现在就是在骑弹飞行，他和我。死人开车快。“是的，骑弹飞行。我玩过。”
“不，”他说，吸上一口烟，我再次看到他脖子上的缝隙冒出了一缕缕的烟，“你没玩过，尤其是和你父亲。你去排队了，没错，但你和你妈妈一起。队伍排得很长，玩骑弹飞行的队伍总是排得很长，她不想站在烈日下暴晒。即便是那时，她也很胖，酷热让她很难熬。但你整天缠着她，缠着她，而搞笑的是，天哪——当你终于到了队伍的前头，你却胆怯了，对吧？”
我什么也没说，我的舌头粘在了上腭上。
他悄悄地伸出手，在野马汽车仪表盘的灯光下，皮肤发黄，指甲脏兮兮的，紧紧抓住我紧握的双手。这时，我双手的力量消失了，它们就像绳结一样，经魔术师的魔杖一碰就神奇地解开了。他的皮肤冰凉，有点像蛇。
“对吧？”
“是的。”我说，我的声音没法高过耳语，“等我们走近了，我看到它那么高……在上面倒过来，倒过来的时候，大家都在里面尖叫……我胆怯了。她打了我一顿，回家的路上也不跟我说话。我从没玩过骑弹飞行。”至少到现在为止没玩过。
“你应该玩一下，伙计。那是最好玩的，不可错过，没有比那更好玩的了，至少在那里没有更好玩的了。我在回家的路上停了下来，在州界附近的商店里买了些啤酒。我要去我女朋友家，把勋章送给她，跟她讲个笑话。”他轻敲胸口的勋章，打开车窗，把香烟弹到有风的夜色里，“不过你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当然知道。你听过的鬼故事都是这样，不是吗？他的野马汽车出了车祸，当警察赶到时，他已经死了，皱巴巴的身体坐在方向盘后面，脑袋在后座上，帽子倒戴着，呆滞无光的眼睛盯着车顶，从那以后，每逢月圆有风的晚上，你都能在山脊路上见到他，喂——哦，一段简短的广告过后我们再继续。我现在知道了一件以前不知道的事——最糟糕的故事是你在其中听到了自己的一生。那些才是真正的噩梦。
“没有什么比得上葬礼，”他笑着说，“你不是这么说的吗？你滑了一跤，艾尔[1]，毫无疑问。滑了一跤，绊了一跤，然后摔倒了。”
“让我下去，”我低声说，“求求你。”
“这个，”他扭头对我说，“这个我们得谈谈，不是吗？你知道我是谁吗，艾伦？”
“你是个鬼魂。”我说。
他不耐烦地轻哼了一声，在时速表的灯光下，他的嘴角往下拉：“得啦，伙计，你不会就这点本事吧。他妈的卡斯珀[2]才是个鬼。我飘在空中了吗？你能透过我看到别的东西吗？”他举起一只手，在我面前伸开又握上。我能听到他的肌腱发出干涩的、未润滑的声音。
我想说点什么。但我不知道说什么，不过也无所谓，因为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是个信使，”斯托布说，“来自坟墓那头的该死的联邦快递，你喜欢吗？像我这样的人实际上经常出来——只要条件合适。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想无论是谁掌管这一切——上帝或是别的什么人——肯定都喜欢被人款待。他总是想知道你是否珍惜已经拥有的，或者他是否能说服你探究幕后的事情。不过，条件必须刚刚好。今晚就很合适。你独自一人在外……母亲生病了……需要搭便车……”
“如果我和那个老人待在一起，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我说，“对吗？”我现在能清晰地闻到斯托布身上的气味了，化学药品的刺鼻气味以及腐肉迟钝缓和的臭味，我不知道之前怎么没有闻到，或是我误认成了别的味道。
“难说，”斯托布回答，“也许你说的这位老人也死了。”
我想起了老人碎玻璃般的尖利嗓音，以及疝气带的啪嗒声。不，他没有死，我舍弃了他那辆旧道奇车里的尿味，换来了糟糕得多的味道。
“不管怎样，伙计，我们没时间谈论这些。再走五英里，我们就又能看到房子了。再过七分钟，我们就到刘易斯顿的市界了。这意味着你必须现在就做出决定。”
“决定什么？”只是我认为自己知道答案。
“谁玩骑弹飞行，谁留在地上。你和你妈妈。”他转过身来，用那双朦胧月光般的眼睛看着我。他笑得更开心了，我看到他大部分牙齿都没了，在车祸中被撞掉了。他拍了拍方向盘说：“我要带走你们中的一个，伙计。既然你在这里，你来选吧。你说呢？”
你不会是认真的吧？这话到了嘴边，但是说什么话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当然是认真的。死认真。
我想起了我和她一起度过的那些年月——艾伦·帕克和琼·帕克相依为命。很多美好时光，也有不少糟糕的日子。我裤子上的补丁以及炖菜晚餐。别的很多孩子每周有二十五美分买热午餐，而我总是吃一块花生酱三明治，或者一片夹在隔夜面包里的博洛尼亚香肠，就像那些从赤贫到暴富的故事里的孩子一样。天知道她在多少个不同的餐馆和酒廊工作来养活我们。那次，她休假一天跟一个ADC的男人谈话，她穿着自己最好的裤装西服，他穿着自己的西服坐在我们的厨房摇椅里（连我一个九岁的小男孩都能看出来，那衣服比她的好多了），腿上放着笔记板，手里握着一支闪闪发光的粗笔。她回答着他提出的令人尴尬的侮辱性问题，嘴角挂着一成不变的微笑，还主动给他添咖啡，因为如果他提交了不错的报告，她每个月就能多拿到五十美元，可怜的五十美元。他走后，她哭着躺在床上，我进来坐在她身边，她努力挤出笑容，说ADC不是什么“贫困儿童补助计划”（Aid to Dependent Children），而是“该死的浑蛋”（Awful Damn Crapheads）。我笑了，然后她也笑了，因为你不得不笑，我们明白这一点。当只有你和肥胖、烟瘾又大的妈妈相依为命的时候，笑往往是让你挺过艰难时光而不发疯、不用拳头捶墙的唯一方法。但是你知道，不只是这些。对我们这种像动画片里的老鼠一样在世上匆匆经过的小人物来说，有时嘲笑那些浑蛋是唯一的报复手段。她打那么多份工，不停地加班，脚踝肿了就自己处理一下，把收到的小费放进一个写着“艾伦的大学基金”的罐子。是的，是的，就像那些从赤贫到暴富的愚蠢故事一样——一次又一次告诉我，我必须努力学习，别的孩子可以在学校里鬼混，但我不能，因为她存小费存到世界末日都不够我上大学。如果我要上大学，就得靠奖学金和贷款，而我必须上大学，因为这是我——还有她——唯一的出路。所以我努力学习，你会相信我努力了，因为我没有瞎——我能看到她有多重，看到她吸了多少烟（这是她唯一的个人娱乐……她唯一的缺点，如果你非要认为吸烟是缺点的话），我知道有一天我们的位置会发生逆转，我会成为照顾她的人。上了大学，再找份好工作，也许我可以做到。我想这么做。我爱她。她脾气暴躁，说话难听——那天，我们排队玩骑弹飞行，然后我退缩了，那并不是她唯一一次对我先是大喊大叫接着又动手暴打——但是我依然爱她。甚至一部分原因正是这个。她打我的时候我爱她，就像她吻我的时候我爱她一样。你明白吗？我也不明白。没关系。我不认为你可以总结生活或是解释亲情，我们曾是一个家庭，她和我，最小的家庭，一个属于我们俩的秘密。如果你要求的话，我会说我愿意为了她做任何事。这正是目前我被要求做的事。我被要求为她而死，替她而死，尽管她已经活了半辈子，也许比一半多得多，而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怎么说，艾尔？”乔治·斯托布问道，“你在浪费时间。”
“我决定不了这种事，”我嘶哑地说，月亮升到了公路上方，动作轻快敏捷，“这样要求我不公平。”
“我知道，相信我，他们都这么说。”接着，他放低了声音，“但是我得告诉你——如果在我们走到第一所房子的灯光下时你还没有做出决定，我就把你们两个都带走。”他皱起眉头，然后又高兴起来，仿佛想起坏消息之外还有好消息一样。“如果我带走你们俩的话，你们可以一起坐在后排座位上，聊聊过去的事，就是这样。”
“去哪里？”
他没有回答。或许他也不知道。
树木像墨汁一样模糊地闪过，车前灯在路上快速前行。我当时二十一岁。我不是处男，但只和一个女孩睡过一次，我当时喝得烂醉，也记不太清那时的情况了。我想去的地方有上千个——洛杉矶，塔希提岛，或者卢肯巴赫，得克萨斯——想做的事也有上千件。我母亲四十八岁，很老了，妈的。麦柯迪太太不肯这么说，但她自己也老了。我母亲待我很好，长时间加班工作，照顾我，可我替她选择了自己的生活吗？要求出生，然后要求她为我而活？她四十八岁了，我才二十一，就像他们说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但这就是你的判断标准吗？你怎么决定这样一件事？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树木飞掠而过。月亮像一只明亮而致命的眼睛俯瞰着大地。
“最好快点，伙计，”乔治·斯托布说，“荒野快到头了。”
我张开嘴想说话，但是除了一声干巴巴的叹息，什么也没说出来。
“来，刚好有你需要的东西。”他说着，把手伸到身后。他的T恤又拉了起来，我又看到了（不看我也知道）他肚子上的黑色缝合线。那条黑线后面还有内脏吗？或者只是浸透了化学药品的填充物？当他把手缩回来时，手里拿着一罐啤酒——大概是他最后一次开车时在州界边的商店里买的。
“我知道这种感觉，”他说，“压力会让你口干舌燥。拿着。”
他把啤酒递给我。我接过来，拉开拉环，喝了个痛快。喝下去的啤酒又凉又苦。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喝过啤酒，我就是喝不下，我甚至忍受不了电视上的广告。
在我们前面扑面而来的黑暗中，一盏黄色的灯闪着微光。
“快点，艾尔——你得加快速度。那是第一所房子，就在山顶上。如果你有话对我说，最好现在就说。”
灯光消失了，然后又回来了，只是这次变成了好几盏灯。那是窗户。窗户后面是做着平常事情的平常人——看电视，喂猫，或者在浴室里手淫。
我想起我们在战栗村里排队，琼·帕克和艾伦·帕克，一个大块头的女人——太阳裙的腋窝周围有两片深色的汗渍——和她的儿子。她并不想排队，斯托布说得没错……但我一直缠着她。在这一点上，他也是对的。她打了我，但她也跟我一起排队了。她和我一起排过很多队，我可以一个挨一个地讲一遍，正反双方的所有论点，但是没有时间了。
“带走她吧。”当第一幢房子的灯光洒向野马汽车时，我说，我的声音沙哑、刺耳而响亮，“带走她，带走我妈，不要带走我。”
我把啤酒罐扔到汽车地板上，双手捂住脸。这时，他碰了碰我，碰了碰我衬衫的前襟，手指摸索着，而我心想——突然清晰地认识到——这一切都是一场考验。我没有通过，现在他要把跳动的心脏从我的胸膛里挖出来，就像那些残忍的阿拉伯童话故事中邪恶的灯神那样。我尖叫起来。接着他松开了手指——仿佛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把手伸过我。有那么一瞬间，我的鼻子和肺里充满了他那致命的气味，我确信自己也死了。这时，门咔嚓一声开了，清冷的新鲜空气涌了进来，把死亡的气味吹散了。
“做个好梦，艾尔。”他在我耳边咕哝了一声，然后推了我一把。我滚进了刮着大风的月夜，闭着眼睛，举着双手，身体紧绷，准备迎接让骨头断裂的坠落。我可能一直在尖叫，我记不清了。
坠落并没有发生，在无尽的瞬间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到地上了——我能感觉到身下的地面。我睁开眼睛，几乎立刻又闭上了。强烈的月光令人目眩，刺得我一阵头痛，这种剧痛并不是位于眼睛后方——当你盯着一束出乎意料的强光后通常感到疼痛的地方，而是还要往后，一直到后颈上方。我意识到我的双腿和臀部又冷又湿。我不在乎。我落到了地上，那是我唯一关心的事情。
我用胳膊肘撑起身体，再次睁开眼睛，这次更加谨慎。我想我已经知道自己在哪里了，看一眼四周就足以证实：我躺在山脊路上的山顶小墓地里。此刻，月亮几乎就在头顶上方，亮得很，但比不久前小了很多。雾气也更浓了，像毯子一样笼罩着墓地，有几块石碑像石岛一样从薄雾中突出来。我试着站起来，又一阵疼痛传过后脑勺。我把手放上去，感觉有个肿块，湿漉漉、黏糊糊的。我看了看手。在月光下，手掌上的血痕变成了黑色。
第二次尝试时，我成功地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站在墓碑之间，雾气漫过了膝盖。我转过身，看到了石墙上的开口以及外面的山脊路。我看不见背包，因为雾气把它罩住了，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如果我沿着左侧的车辙走到路边，就能找到它。天哪，我可能会被它绊倒在地。
这就是我的故事，打包得好好的，还绑着蝴蝶结：我在山顶停下休息，去墓地里小逛了一下，从乔治·斯托布的坟墓边慢慢后退时，被自己愚蠢的大脚绊到了。我跌倒了，头磕在一个墓碑上。我昏迷了多久？我的悟性有限，不能通过月亮的位置变化来准确地判断时间，但是至少有一个小时。足够让我做个梦，梦到自己搭上一个死人的车。什么死人？当然是乔治·斯托布了，我昏迷前在墓碑上看到的名字。经典的结局，不是吗？上帝，好可怕的噩梦！当我到了刘易斯顿会发现母亲已经死了吗？只是夜里的一点预感，就记了下来。这是那种你多年后才会讲的故事，派对快结束时，人们若有所思地点着头，一脸严肃的神情，某个花呢夹克的肘部打着皮革补丁的蠢货会说，天地间的东西比我们想象中的还多，然后……
“然后狗屁。”我用嘶哑的声音说道，薄雾的顶部在慢慢地移动，就像沾在镜子上的水汽，“我永远也不会谈起这件事。永远不会，一辈子都不会谈起，哪怕是临终的时候。”
但这一切都是按照我记忆中的那样发生的，对此我深信不疑。乔治·斯托布开车经过，让我搭了他的野马汽车，那个伊卡博德·克兰的老朋友，头被缝在脖子上，而不是夹在胳膊底下，要求我做选择。我也选了——面对着第一所房子即将到来的灯光，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出卖了我母亲的性命。这也许无可厚非，但并不会因此减轻我的罪恶感。然而，没有人知道。这是好的一面。她的死会显得很自然——该死，会很自然——这也是我想要的结局。
我沿着左侧的车辙走出墓地，脚碰到背包时，我把包捡起来，背在肩上。山脚下出现了灯光，仿佛有人提示了它们。我伸出大拇指，奇怪地认定会是那个开道奇车的老人——他沿着这条路回来找我了，当然是这样，这让故事的结局圆满了。
只不过，不是那个老人。是一个嚼着烟草的农民，开着一辆福特皮卡，车上装满了苹果篮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既不老，也没死。
“你去哪儿，孩子？”他问，等我告诉他了，他说，“我刚好顺路。”不到四十分钟之后，九点二十，他把车停在了缅因州中心医院前面，“祝你好运。希望你妈正在好转！”
“谢谢你。”我说着打开了车门。
“我知道你很紧张，但她很可能没事。不过，应该在上面涂些药膏。”他指着我的手说。
我低头看着双手，看到手背上深深的、正在变紫的新月形抓痕。我想起之前我的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指甲抠进了皮肤，感觉到了疼痛，却停不下来。我想起了斯托布的眼睛，映满了月光，像波光粼粼的水面。你玩过骑弹飞行吗？他问我，那玩意儿我玩了四次。
“孩子？”开皮卡的男人问道，“你没事吧？”
“嗯？”
“你浑身都在发抖。”
“我没事，”我说，“再次感谢。”我砰的一声关上皮卡车门，沿着宽阔的人行道向前走，经过月光下停着的一排排闪闪发光的轮椅。
我朝问讯处走去，提醒自己，当他们告诉我她死了的时候，我必须表现得很惊讶。必须表现得很惊讶！否则他们会觉得奇怪……或者他们会认为我太过震惊……或者我们相处得不好……或者……
我沉浸在这些想法中，起初都没弄明白桌子后面那个女人对我说的话。我不得不请她重复一遍。
“我说她在487房间，但你现在不能上去。探视时间九点就结束了。”
“但是……”我突然感到头晕眼花，紧紧抓住桌子边缘。大厅被荧光灯照亮，在这明亮甚至耀眼的光线下，我手背上的伤口很显眼——八个微笑般的紫色小月牙，就在指关节上方。皮卡车里的那个人是对的，我应该涂点药膏。
桌子后面的女人耐心地看着我，她面前的牌子显示她叫伊冯娜·埃德尔。
“但是她没事吧？”
她看着电脑。“我这里显示的是‘优’，代表情况不错。四楼是普通病房楼层，如果你妈妈病情恶化了，她就在重症监护室了，那是在三楼。我相信等明天再来时，你会发现她很好。探视时间从……”
“她是我妈。”我说，“我从缅因大学一路搭便车过来看她。你不觉得我可以上去吗，就几分钟？”
“有时候直系亲属可以例外，”她说，并对我笑了笑，“请稍等，让我看看我能做些什么。”她拿起电话，按了几个按键，无疑是在给四楼的护士站打电话，我能看到接下来两分钟的进程，就好像我真有预测能力一样。问讯处的伊冯娜会问487病房的琼·帕克的儿子能不能上去一两分钟——就给他妈妈一个吻，说句鼓励的话——那名护士会说，上帝啊，帕克太太不到十五分钟之前去世了，我们刚把她送到太平间，都还没来得及更新电脑上的信息，真是太糟糕了。
桌子后面的女人说：“缪里尔吗？我是伊冯娜。我这儿有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她看着我，扬起眉毛，我告诉她我的名字——“艾伦·帕克。他母亲是琼·帕克，在487房。他想知道能不能……”
她住了口，在听。电话那头，四楼的护士无疑是在告诉她琼·帕克已经死了。
“好吧，”伊冯娜说，“是，我理解。”她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望向远处，然后把话筒靠在肩上，说：“她会让安妮·科里根去看一眼。很快就好。”
“没有尽头了。”我说。
伊冯娜皱起眉头：“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说，“我在路上折腾了一晚上，而且——”
“而且你还担心你妈妈。当然了。我认为你是个好儿子，能放下手边的一切，大老远跑来看她。”
我在想，如果伊冯娜·埃德尔听了我和开野马车的那个年轻人的谈话，她对我的看法会不会大打折扣。不过她当然没有听到，这是我和乔治之间的小秘密。
我站在明亮的荧光灯下，等着四楼的护士回来接电话，似乎过了好几个小时。伊冯娜面前放着一些文件，她用笔在其中一份上从上往下滑，在一些名字旁打上小小的对勾，我突然在想，如果真的有死亡天使，他或她很可能就像这个女人一样——一个略微劳累过度的职员，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还有许多文书工作。伊冯娜仍然把电话夹在耳朵和抬起的肩膀之间。广播上说放射科找法夸尔医生，法夸尔医生。在四楼，一位名叫安妮·科里根的护士正看着我母亲，她躺在床上死了，眼睛睁着，嘴角因中风导致的冷笑终于消失了。
电话里传来一个声音，伊冯娜直起了腰。她听完，说道：“好吧，是的，我理解。我会的。当然会的。谢谢你，缪里尔。”她挂断电话，一脸严肃地看着我。缪里尔说你可以上去，但只能待五分钟。你妈妈晚上服过药，她非常多愁善感。”
我站在那儿，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她收敛了笑容，问：“你确定没事吗，帕克先生？”
“是的，”我说，“我还以为……”
她又恢复了笑容。这次透着同情。“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她说，“这也难免。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你冲到这里……做最坏的打算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妈妈情况不好，缪里尔不会让你上去的。相信我。”
“谢谢，”我说，“非常感谢。”
我转身正要走开，她说：“帕克先生？如果你是从北边的缅因大学赶来，恕我冒昧，那你为什么戴着那个勋章呢？战栗村在新罕布什尔州，不是吗？”
我低头看了看衬衫前襟，看到了别在胸前口袋上的勋章：我在拉科尼亚的战栗村玩了骑弹飞行。我想起那时我以为他要把我的心挖出来，现在我明白了：就在把我推进黑夜之前，他把勋章别在了我的衬衫上。他用这种方式给我做了标记，让我不得不相信我们的相遇。我手背上的伤口说明了这一点，衬衫上的勋章也是。他让我做选择，我也选了。
那我母亲怎么还活着？
“这个？”我用拇指肚摸着它，甚至把它擦亮了一点，“这是我的幸运符。”这个谎话糟透了，甚至透着一个特别的光彩。“是很久以前我和妈妈去那儿玩的时候拿到的，她带我玩了骑弹飞行。”
问讯处的伊冯娜露出了微笑，好像这是她听过的最甜蜜的话语。“给她一个甜蜜的拥抱和吻。”她说，“看到你，比医生开的药更能让她安睡。”她指着说，“电梯在那边，拐过去就是。”
探视时间结束了，只有我在等电梯。报刊亭关门了，里面黑漆漆的，门口的左边有个垃圾箱。我扯下衬衫上的勋章，扔进了垃圾箱，然后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我还在擦的时候，一扇电梯门开了。我上了电梯，按了四楼的按钮，电梯开始上升。楼层按钮上方有张海报，上面写着接下来一周的献血活动。盯着那海报看的时候，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但与其说是个想法，不如说是一种必然。此时此刻，当我站在这台缓慢上升的工业电梯里时，我的母亲快要死了。是我做出这个选择，因此，我必须亲眼见到她。这完全说得通。
电梯门打开了，眼前出现了另一张海报，这张上面是一根卡通手指放在又大又红的卡通嘴唇上。下面有一行字：为了病人，请保持安静！电梯门厅外是一条走廊，左右都有房间，奇数房间在左边。我沿着那条走廊往前走，我的运动鞋似乎每走一步都在增重。我在经过47开头的几个病房时放慢了速度，然后在481和483号房之间完全停了下来。我做不到。汗水像半冷冻的糖浆一样又冷又黏，从头发里一滴一滴地渗出来。我的胃像一只套在华而不实的手套里的拳头一样打了结。不，我做不到。最好是转身逃走，就像之前的胆小鬼那样。我可以搭便车到哈洛，早上再给麦柯迪太太打电话。很多事情，早上更容易面对。
我正要转身，这时，一个护士从隔着两扇门的房间里探出脑袋……我妈妈的病房。“是帕克先生吗？”她低声问道。
一时间，我差点否认了这一点。然后，我点了点头。
“进来。快点。她快闭眼了。”
这句话我预料到了，但这仍然使我感到一阵恐惧，让我双膝发软。
护士看见了，急忙向我跑过来，裙子沙沙作响，面带惊慌之色。她胸前的金色别针上写着安妮·科里根。“不，不，我只是说镇静剂……她要睡着了。天哪，我真蠢。她很好，帕克先生，我给她服了安必恩，她快要睡着了，我是这个意思。你不会晕倒吧？”她握住我的胳膊。
“不。”我说，也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晕倒。整个世界都在向下猛冲，耳朵里嗡嗡作响。我想起了那条路向汽车奔来，在银白色的月光下，像黑白电影里的那种公路。你玩过骑弹飞行吗？伙计，那玩意儿我玩了四次。
安妮·科里根把我领进房间，我看到了母亲。她一直是个大块头，而医院的病床又小又窄，但她躺在上面，看起来还是很瘦小。她的头发披散在枕头上，白发已经多过了黑发。她两手放在被子上，像一双孩子的手，甚至像是洋娃娃的手。她脸上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中风导致的冷笑，但是脸色发黄。她闭着眼睛，但当我旁边的护士低声说出她的名字时，她的眼睛睁开了。眼睛是深深的彩虹蓝，她身上最年轻的部分，依然生气勃勃。有那么一会儿，这双眼睛哪儿都没看，之后它们找到了我。她微笑着，想伸出双臂。其中一只伸了出来，另一只颤抖着，抬起了一点，接着又落了回去。“艾尔。”她低声叫道。
我朝她走去，哭了起来。墙边有一把椅子，但我没有去拿。我跪在地上，用双臂搂住她。她闻上去既暖和又干净。我吻了她的太阳穴，她的脸颊，她的嘴角。她举起那只好用的手，用手指在我一只眼睛下面轻轻抹着。
“别哭，”她低声说，“不用哭。”
“我一听到消息就赶来了，”我说，“贝齐·麦柯迪给我打了电话。”
“告诉过她……周末，”她说，“说周末打就好。”
“是，管她呢。”我说着，抱住了她。
“车……修好了？”
“没有，”我说，“我搭的便车。”
“哦，天哪。”她说。显然，每一个字对她来说都很吃力，但并没有含糊不清，我也没发觉有混乱或迷茫。她知道自己是谁、我是谁、我们身在何处，以及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她虚弱的左臂。我感到极大的宽慰。这一切都是斯托布残忍的恶作剧……又或者，根本就没有斯托布，也许这一切根本只是一场梦，尽管有点过时。现在，我跪在她床边，双臂环抱着她，闻着她身上残留的浪凡香水，梦的想法更加可信了。
“艾尔？你衣领上有血。”她闭上了眼睛，然后又慢慢睁开。我想，她的眼皮一定像我在走廊时的运动鞋一样沉重。
“我撞到了头，妈妈，没事。”
“那就好。要……照顾好自己。”眼皮又合上了，睁开得更慢了。
“帕克先生，我想现在我们最好让她睡觉，”护士在我身后说，“她今天过得非常艰难。”
“我知道。”我又吻了她的嘴角，“我走了，妈妈，但我明天会再来的。”
“不要……搭便车……危险。”
“我不搭，我搭麦柯迪太太的车过来。你睡吧。”
“我一直……睡觉，”她说，“我当时在工作，正把碗碟从洗碗机里往外拿。我突然感觉头好痛，摔倒了。醒来……就在这儿了。”她抬眼看着我，“是中风。医生说……不太严重。”
“你没事。”我说。我站起来，然后握住她的手。她手上的皮肤很细腻，像浸了水的丝绸一样光滑。老人的手。
“我梦见我们去了新罕布什尔的那个游乐园。”她说。
我低头看着她，全身上下冷飕飕的。“是吗？”
“嗯。排队等着玩那个……升得那么高的项目。你还记得那个吗？”
“骑弹飞行，”我说，“我记得，妈妈。”
“你害怕了，我还大吼。对着你大吼。”
“不，妈妈，你……”
她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她的嘴角变深，几乎变成了酒窝，还带着一丝她惯有的不耐烦表情的影子。
“是的，”她说，“对你大吼大叫，还打了你。脖子……后面，对吧？”
“可能吧，是的。”我说，投降了，“你大多都是打那里。”
“不该打的。”她说，“天气很热，我也很累，可还是……不该打的。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又流起了眼泪。“没关系，妈妈。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再也没有玩过。”她小声说。
“玩过。”我说，“最后我玩了。”
她微笑着看着我。她看上去瘦小又虚弱，跟那个易怒、满身大汗、肌肉发达，当我们终于排到队伍前面时冲我大喊大叫，然后又打了我后颈的女人相去甚远。她一定是看到了什么人脸上的表情——一个也等着玩骑弹飞行的人——因为我记得她牵着我的手离开时，说了句：“你在看什么，美人儿？”我在炎炎夏日下瑟瑟发抖，用手摸着脖子……只不过其实没那么痛，她没那么用力打。我记得当时主要还是感激，感激能逃离那两端各装着一个太空舱的旋转着的高大建筑，旋转的云霄飞车。
“帕克先生，真的该走了。”护士说。
我抬起妈妈的手，吻了一下指关节。“明天见，”我说，“我爱你，妈妈。”
“我也爱你，艾伦……对不起，我打了你那么多次。不应该那样。”
但事实就是那样，那时她就是那样。我不知道该如何告诉她我知道，并且也接受了。这是我们家的秘密，那种时刻在神经末梢轻声耳语的东西。
“明天见，妈妈。好吗？”
她没有回答。她的眼睛又闭上了，这次眼皮再也没抬起来。她的胸部缓慢而有规律地起伏。我退着从床边离开，眼睛一直盯着她。
在走廊里，我问护士：“她会好起来吗？真的没事吗？”
“谁也不能肯定，帕克先生。她是农纳利医生的病人，他水平很高。他明天下午会过来，你可以问他……”
“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她会没事的。”护士说着，领着我沿走廊朝电梯间走去，“她生命体征很强，所有的症状都表明她中风很轻。”她皱了皱眉头，“当然了，她得做些改变。在饮食方面……生活方式……”
“你是说抽烟。”
“哦，是的。烟必须得戒。”她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我妈妈戒掉她这个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就像把客厅桌子上的花瓶移到走廊里一样轻而易举。我按下电梯按钮，我上来时坐的那台电梯的门立刻打开了。探视时间一过，缅因州中心医院里的节奏明显放慢了很多。
“谢谢你。”我说。
“不客气。对不起，我那会儿吓着你了。我说的话愚蠢至极。”
“没有啦，”我说，虽然我同意她的说法，“没关系。”
我走进电梯，按下大堂对应的按钮。护士举起手摇了摇，我也摇了摇手，接着电梯门合上了，电梯厢开始下降。我看着手背上的指甲印，觉得自己真是个坏家伙，下流中的下流。即使这只是个梦，我也是他妈的下流中的下流。带走她，我说。她是我母亲，但我还是这么说了：带走我妈，别带走我。她抚养我长大，为了我加班，在炎热的夏日阳光下在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尘土飞扬的小游乐场里和我一起排队，最后我却几乎没有犹豫。带走她，别带我走。胆小鬼，胆小鬼，你他妈的是胆小鬼。
当电梯门打开，我走了出去，拿掉垃圾箱的盖子，它还在那里，在某个人的几乎空了的纸咖啡杯里：我在拉科尼亚的战栗村玩了骑弹飞行。
我弯下腰，从那洼冷咖啡里抓起勋章，在牛仔裤上擦干，放在口袋里。把它扔掉就是个错误。现在，它是我的勋章——不论是幸运符还是厄运符，它都是我的。我离开医院，经过的时候朝伊冯娜轻轻挥了挥手。医院外面，月亮高挂正当空，把世界淹没在它那奇异而无比梦幻的光芒中。我从未如此疲倦或萎靡过。我希望能再做一次选择。我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有趣的是——如果我发现她死了，就像预料的那样，我想我也能带着这个决定活下去。毕竟，这种故事不应该都是这样的结局吗？
“在城里，没人想让一个小伙子搭便车。”戴着疝气带的老人说过。我一路步行穿过刘易斯顿——沿着里斯本街走过三十几个街区，沿运河街走过九个街区，沿途的酒吧里，点唱机播放着外国佬乐队和齐柏林飞艇乐队的老歌以及AC/DC乐队的法语歌——大拇指一次也没伸出来。伸出来也没什么用的。我还没到德姆斯桥就早过了十一点了。一到哈洛那一侧，我竖大拇指的第一辆车就停了下来。四十分钟后，我就在后棚门口的红色手推车下面捞钥匙了，又过了十分钟，我就上床了。我正要睡着时，突然想到，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个人睡在那所房子里。
十二点一刻，一通电话把我吵醒了。我以为是医院打来的，医院里的人会说我妈妈病情突然恶化，几分钟前过世了，非常抱歉。可打电话的是麦柯迪太太，她想确认我安全到家了，想知道我晚上探视的所有细节（她让我讲了三次，第三遍结束时，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个正在受审的谋杀犯），还想知道那天下午我想不想坐她的车去医院。我告诉她那就太好了。
我挂了电话，穿过房间走到卧室门口。这里有面穿衣镜，镜子里是个身材高大、没刮胡子的年轻人，略微有点啤酒肚，只穿着一条宽松短裤。“你必须振作起来，大男孩。”我对镜子里的自己说，“你不能一辈子都这样，每次电话铃一响，就以为有人打电话通知你母亲去世了。”
我也不会的。时间会使记忆变模糊，时间总能这样……但令人惊讶的是，前一天晚上的情形竟如此真切，仿佛就在眼前。每一个边角都清晰可见。我还能看到斯托布那顶倒着戴的帽子下面年轻漂亮的脸，夹在耳后的香烟，还有他吸烟时烟雾从脖子上的伤口渗出来的样子。我还能听到他讲那个廉价销售凯迪拉克的故事。时间会磨平棱角，但这时还做不到。毕竟，我有这枚勋章，就在浴室门旁边的梳妆台上。勋章是我的纪念品。每一个鬼故事的主人公不是都带着纪念品离开吗？以此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
房间角落里有一套古老的立体声音响，我翻看旧磁带、寻找刮胡器时可以听的音乐。我找到一盘标着“民谣合集”字样的磁带，把它放进录音机。是我高中时录的，我几乎想不起上面都有什么了。鲍勃·迪伦唱到了海蒂·卡罗尔寂寞的死亡，汤姆·帕克斯顿唱到了自己散漫的朋友，然后，戴夫·范·朗克开始唱可卡因蓝调。第三首唱到一半时，我停止了剃须。我喝了一大杯威士忌，又喝了一肚子杜松子酒，戴夫用刺耳的声音唱道，医生说这会要了我的命，但他没说什么时候。这当然就是答案。内心的愧疚让我认为母亲会马上死去，而斯托布从未纠正过这个看法——我甚至没有问过他，他又怎么纠正呢？——但很明显不是这样的。
医生说这会要了我的命，但他没有说什么时候。
我到底在自责什么？难道我的选择不符合事物的自然规律吗？孩子们不是通常都比他们的父母活得长吗？那个狗娘养的想吓唬我——让我内疚——但我不需要买他的账，对吗？我们最后不都玩了骑弹飞行吗？
你只是在努力宽恕自己，想办法辩解。也许你想的没错……但当他让你选择的时候，你选择了她。你绕不开的，伙计——你选择了她。
我睁开眼睛，看着镜中的自己。“我做了自己该做的。”我说。我都不太相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我会相信的。
第二天，我和麦柯迪太太一起去看妈妈，她好了一点。我问她是否还记得梦到了的拉科尼亚的战栗村，她摇了摇头。“我几乎不记得你昨晚来过，”她说，“我困坏了。这个重要吗？”
“不，”我说，吻了她的太阳穴，“一点也不重要。”
五天后，我妈妈出院了。她瘸了一小段时间，但这个症状之后消失了。一个月后，她又回去工作了——起初只上半个班，后来就恢复了全职，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我回到学校，在奥罗诺市中心的帕特比萨店找了份工作。虽然钱不多，但足够我把车修好了。这很不错，对搭便车本就不高的兴趣也就完全消退了。
我母亲试图戒烟，有一段时间也确实戒掉了。后来，有一次我提前一天从学校回家过四月假期时，发现厨房里像以前一样烟雾弥漫。她用羞愧又带有挑衅的眼神看着我。“我做不到，”她说，“对不起，艾尔——我知道你想让我戒烟，我也知道我应该戒烟，但是没有它，我的生命就会有个洞，没有什么可以填满它。我能做的就是希望一开始就没有抽烟。”
我大学毕业两周后，我妈妈又中风了——轻微中风。医生责备她以后，她又想戒烟，结果体重增加了五十磅，之后又开始抽了。“就如狗转过来吃它所吐的。”《圣经》上说，我一直很喜欢这一句。我第一次尝试，就在波特兰找到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我猜是因为运气好——然后开始说服她辞掉自己的工作。起初这很难，我本可以厌烦地放弃，但一份记忆驱使着我不断地瓦解她北方佬式的防线。
“你应该为自己存钱，而不是为了照顾我，”她说，“艾尔，总有一天你要结婚的，你花在我身上的钱是不会有回报的，是不会对你的现实生活有帮助的。”
“你就是我的现实生活。”我说着吻了她，“不管你喜不喜欢，事实就是这样。”
最后她认输了。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我们过得相当不错——总共七年。我不和她住在一起，但几乎每天都去看她。我们玩了很多次金拉米牌，用我买给她的录像机看了许多电影——就像她喜欢说的那样——笑得不可开交。我不知道这些年月是否要归功于乔治·斯托布，不过那确实是美好的岁月。与斯托布相遇的那个夜晚的记忆，并未像我所预料的那样褪色，它变得像梦一样：从老人让我对着满月许愿，到斯托布把勋章给我时手指在我的衬衫上摸索，每件事都历历在目。有一天，我找不到那枚勋章了。我知道当我搬进位于法尔茅斯的小公寓时它还在——我把它放在床头柜的上层抽屉里，里面还有两把梳子，两对袖扣，一个旧的政治勋章，上面写着比尔·克林顿，安全驾驶总统——但是之后就失踪了。过了一两天，电话铃响了，我知道电话里的麦柯迪太太为什么在哭。是我一直在等待的坏消息，既来之，则安之。
葬礼结束后，守丧以及似乎没有尽头的送葬队伍终于到头了，我回到了位于哈洛的小屋，母亲在那里度过了她最后几年的时光，抽烟，吃糖粉甜甜圈。之前是琼·帕克和艾伦·帕克相依为命，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
我整理了她的私人物品，把为数不多的几份要处理的文件放在一边，把我想保留的东西装箱，放到房间一侧，把要捐给慈善机构的东西打包，放到另一侧。整理工作快结束的时候，我跪下来，往床底下看，发现它就在那儿，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尽管我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一枚落满灰尘的勋章，上面写着我在拉科尼亚的战栗村玩了骑弹飞行。我把它攥进手心，针头扎进肉里，我却攥得更紧了，从这疼痛中感到一丝苦涩的快乐。当我再次伸开手，眼里已满是泪水，勋章上的字变大了一倍，闪烁着重叠在一起，就像不戴3D眼镜看3D电影一样。
“你满意了吗？”我问寂静的房间，“够了吗？”当然没有回答。“为什么要费这个心思呢？到底有什么意义？”
依然没有回答，为什么会有呢？你排着队，就是这样。你在月光下排队，借着染了病一般的月光许愿。你排着队，听他们尖叫——他们花钱买惊吓，而玩骑弹飞行，他们总能如愿。轮到你时，也许你会玩，也许你会逃跑。但不管怎样，我想结果是一样的。应该没这么简单，但真的就这么简单——既来之，则安之。
拿着你的勋章，离开这里。
[1]艾伦的昵称。
[2]美国动画《鬼马小精灵》中的主角，是一个小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