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教授的老朋友有没有去世，只知道教授去世了。他在飞行途中突发心脏病，飞机降落时坐在座位上的已经是个死人。他的另一个老朋友是他的律师，教授最后一封信的收件人里也有他。这位律师接到了电话通知，负责把尸体运回纽约，老妈接手了剩下的事情。她暂时歇业，安排葬礼的一应事宜，我为她感到自豪。她哭得很伤心，因为她失去了一个朋友，我同样伤心，因为教授也是我的朋友。利兹离开后，他是我唯一的成年人朋友。

葬礼在公园大道的长老会教堂举办，七年前，莫娜·伯克特的葬礼同样在这里举办。老妈非常气愤，因为教授住在西海岸的女儿没来参加葬礼。后来，出于好奇，我调出伯克特教授的最后一封邮件，发现收件人里没有她。收到这封信的女人只有三个：老妈、理查兹夫人（公园宫殿四楼和他关系很好的一位老太太）和多洛雷丝·马高恩，伯克特太太曾经错误地预言她的鳏夫丈夫很快就会邀请她共进午餐。

去教堂参加葬礼的时候，我四处寻找教授的身影，心想既然他的妻子参加了她的葬礼，他说不定也会来参加自己的葬礼，但他不在这里。等我们去公墓为他送别的时候，我看见他坐在一块墓碑上。那块墓碑在二三十英尺开外，但也不算太远，我认为他能听见人们在说什么。祈祷的时候，我抬起手，偷偷朝他挥了挥，其实只是摆了摆手指，但他看见了，微笑着朝我挥挥手。他是个普普通通的死人，不是肯尼思·塞里奥特那样的怪物，于是我哭了起来。

老妈搂住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