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思·塞里奥特从新闻中消失后，其他坏人取而代之。另外，由于他不再来纠缠我，他也从我的意识表层中消失了。秋天越来越凉，转眼就是冬天，我依然会习惯性地在电梯门打开时后退一步，但等我长到十四岁，这个小小的条件反射也消失了。

我时不时还会看见其他死人（肯定还有一些死人是我没注意到的，只要不是死于外伤，或者不凑近仔细看，死人看上去就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有一个死人我想特别说一说，尽管他和故事主线毫无关系。他是个小男孩，不会比我看见伯克特太太的时候更大。他站在公园大道中央的分隔岛上，身穿红色短裤和星战T恤，脸色惨白，嘴唇发青。我猜他想哭，但他脸上没有泪水。他看上去有些面熟，于是我穿过公园大道的下城区一侧，问他发生了什么——当然了，我是指在死亡之外还发生了什么。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知道地址吗？”

“我住在第二大道490号16B公寓。”他一口气说完，像是在放录音。

“好的，”我说，“离这儿很近。跟我来，小子，我领你回家。”

那栋楼名叫基普湾花苑。我们走到楼下，他直接坐在了路沿上。他不哭了，表情也变得和其他死人一样心不在焉，我不想把他扔在这儿不管，但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离开前我问他叫什么，他说他叫理查德·斯卡拉蒂，我一听就知道我为什么觉得他面熟了。纽约一台放过他的照片，几个大孩子在中央公园的天鹅湖里淹死了他。那几个小子哭得脸色发青，说他们只是在闹着玩。也许他们说的是真话，也许以后我能理解这种事，但事实上我觉得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