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乙丑),金川门事变突发,谷王朱橞、曹国公李景隆开门纳师,燕军不费吹灰之力进入南京城。这时明皇宫升起了熊熊大火,朱棣命令手下人赶紧前去救火;同时又派出得力干将迅速控制南京城,缉拿建文“奸党分子”,追捕老与他这个四叔过不去的侄儿皇帝,但令朱棣意想不到的是建文帝朱允炆却来了个人间蒸发,由此构成了600年第一谜案,那么建文帝到底到了哪里去了?
“正史”上的建文帝两种不同的死法
第一种说法——烧死了
据《明太宗实录》记载:金川门之变后,有一大帮子的建文朝官员出来降迎朱棣,建文帝原先也想出来迎接他的叔叔,但看看左右只剩下几个宦官陪着,就觉得不好意思了,“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明太宗实录》卷9下)这是朱棣“钦定”的御用文人杨士奇等人撰写《明太宗实录》中所记载的朱允炆“闔宫自焚说”。
既然看见侄儿皇帝自焚,做叔叔的能见死不救吗?当然不能!于是“上(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徃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於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騃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亮而遽至此乎!……壬申,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明太宗实录》卷9下)
上述“正史”是说,朱棣望见明皇宫里起火了,急忙派出宦官前去救火,但到那儿时已经来不及了,宦官们从大火当中将那尸体“捞”了出来,然后将这个情况报告了朱棣,朱棣还真像那么回事地哭着说:“竟然这样,我的侄儿啊!你为什么痴迷得如此不明事理啊?叔叔我是来辅助你治国理政的,没想到你竟然一点也不明白我的一片苦心而做出这样的傻事啊!”……壬申日,朱棣令人备礼下葬了建文帝,派官员代表他去祭奠了一番,并停朝了三天以示哀悼。
这是明朝当时官方史书记载的建文帝下落的“确切信息”,也是目前现存的有关建文帝下落的最早的官方历史文献记载。
第二种说法——上吊了
除了上述建文帝“自焚说”之外,还有一种说法一直没有引起我们国人注意的是,在当时大明帝国属国朝鲜的《李朝实录》中记载了朱棣当政后对外发丧时说的,建文帝上吊死了:
“(壬午二年[明惠帝建文四年]九月戊申)通事康邦祐来自辽东,至平壤,西北面都巡问使飞报:‘邦祐言六月十三日燕王战胜,建文皇帝命焚奉天殿而自缢於殿中。后妃宫女四十人自死。是月十七日,燕王即皇帝位。’”(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太宗恭定大王实录一》,中华书局,1980年3月第1版,第1册,第176页)
可能有人要说朝鲜的那个《李朝实录》记载不可靠,只有我们中国官方记载的才最具有权威性。如此说法,那就太过于武断了,要知道从建文转向永乐,朝鲜方面一开始很被动,因为他们尊奉的正统是建文帝,一直到了朱棣登基即位有一段时间后才被迫承认。从《李朝实录》记载的史实来说,至少是在建文帝失国近三个月后,朝鲜方面才得到明朝新的官方发出的正式“消息”,并将之记载于他们的“正史”中,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明朝官方确切消息的话,那是不可能“希望”或“胡说”建文帝上吊死了。由此可以肯定,朝鲜方面“正史”记载应该来说也是极其可靠的。
拷问“正史”中建文帝一个人居然有两种死法的原因
中国“正史”上说建文帝自焚而亡,朝鲜“正史”上说建文帝上吊死了。除了白痴,谁都知道,生命只有一次,生就一回,死也就一回,人死不能复活,但奇怪的是,中朝两国“正史”上讲明朝第二代皇帝建文帝居然有两个死法:烧死了;上吊死了。有人说那会不会是建文帝先上吊了,觉得不舒服,就换一种死法,火烧自己?或者先火烧自己觉得烧痛了,人难受了,就改为上吊了?
绝对不可能,因为这不吻合常理,人一旦上吊了就生死都不由己,火烧了也一样。之所以中朝两国“正史”上出现建文帝两种不同的“死法”,惟一能解释其理由的那就是朱棣始终没有弄清楚建文帝到底是死还是活。我们不妨再回头看看上面提到的《明太宗实录》中记载的建文帝“自焚”细节:“上(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於火中,还白上”。文中的“其”指谁?没有说明白,或者说是含糊其辞。这就是说连朱棣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从火中“捞”出来的尸体到底是不是建文帝,姑且说他烧死了,“国可不能一日无君”啊,朱棣登基才会成为“合理又合法”。基于这样的一个“非常”史实,朝鲜“正史”上的记载当然会出现与中国“正史”上完全不同版本的建文帝“死法”了。
鉴于以上的情况,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明初两部“正史”《明太祖实录》和《明太宗实录》在许多政治敏感的问题上并没有真正“实录”,而是“矫录”、“伪录”。
尽管如此,但还是有一些对“正史”深信不疑的“正统政治史观者”或许从过去的或许从现实的需要,坚持认为明初那两部“正史”的记载是可靠的,我们姑且就顺着这些人的思路再来考察一下“正史”上对建文帝结局的最终安排。
建文帝如果被火烧死了,那么建文帝的陵墓应该在南京的何处?
如果按照当时钦定的说法,建文帝是“阖宫自焚”了,朱棣就“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明太宗实录》卷9下)
作为叔叔,无论从血缘亲情关系还是帝国皇家礼仪的哪一个角度都要慎重对待“自焚”而去的侄儿,于是,“帝(明成祖)问葬建文帝礼,(王)景顿首言:‘宜用天子礼。’从之。”(《明史·王景传》卷152)
上述“正史”明明白白地讲了,朱棣不知道如何下葬已经烧焦了的所谓的建文帝尸体,而已经投降了朱棣的建文朝翰林侍讲王景明确地说要用下葬天子的礼仪,换一句话来说,就是用下葬朱元璋一般的仪礼来下葬所谓的建文帝,朱棣也依了。但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大疑问:既然是朱棣“备(天子之)礼葬建文君”,这是非同寻常之礼和非常之规制,在中国这样有着几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里,一般普通百姓尚且注意丧葬礼仪与坟茔建造,更何况现在要葬的是人间之主,由此可以说,建文帝的陵寝应该是很有规模的,那么这个很有规模的建文帝陵寝会在哪里呐?既然朱棣以天子礼仪下葬了侄儿,总该给侄儿立个像样的碑,如是,那御制碑又在何处呐?
对于这等问题,不仅仅是现代人发问,事实上300多年前明末历史学家谈迁就已经相当重视和留意了。他在经过了仔细的调查与考察后,这样写道:“金陵故老,无能指建文帝葬处。非其迹易湮也,史牒禅代沿例久矣。孟氏所以不尽信书也。”(【明】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六月》卷12,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第1册,P852;孟子语见《孟子》卷14上《尽心章句》载:“孟子曰:‘尽心书不如无书’”(《十三经注疏》下册)换句话来说,明末在南京的大明遗老遗少压根儿就不知道建文帝葬在何处?用孟子的话来说,尽信书还不如无书。
这怎么可能?堂堂一代天子,居然连死了以后的陵墓都没有,这太不吻合常理了。有人说,那是因为朱棣充满了对侄儿朱允炆的仇恨,故意不给他造陵墓。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道理,甚至可以说是对明初那段历史的极度无知而空口胡说。要知道,金川门之变后,篡位者朱棣在南京的处境并不佳,他一进南京城就遭到了一次未遂“行刺”,后来又在明皇宫里遭受了建文朝大臣景清的“行刺”;还有,95%的建文朝大臣不肯投降。所有这些都表明,当时朱棣急需要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征服,还要从心里上使那些不肯投降与观望的人们臣服,所以他也巴不得搞个“结果”来,向人们做个交待。对此,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曾指出:“必以置陵守冢为用天子礼,则未必然。但葬时稍用天子仪仗,以震都人耳目,为绝天下人望之计,与出其尸于火,意正一贯,不必甚以为难信也。”(【民国】孟森:《建文逊国事考》,《孟森著作集·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中华书局2006年4月第1版,P2)
我们将孟森先生的话换一种说法,那就是朱棣尽管没有确认朱允炆已经死于大火,但他让人拣了一具死尸当作朱允炆的尸体,用下葬天子的礼仪将他给葬了,但不一定就建造很像样的陵寝。这样做就比较吻合了当时朱棣的真实心理:一来可以让建文朝的人们死了心,你们的皇帝都已经死了,还是“识大体、懂大局”吧;二来建文帝到底是死是活,朱棣心里毕竟没底,所以对于陵寝的建造他就没必要“遵制”了,否则的话,万一今后发现了建文帝,又将如何处置呢?
正因为这样,所谓的建文帝坟冢在当时肯定就不大,官方不必明确记载,大明帝国的太常寺也不会认真按时祭扫,时间一长,所谓的坟茔就淹没无显了。
既然明朝人没法肯定,那么清朝人编撰的《明史》(“殿本”)凭什么要说“建文帝烧死了”?
可以这么说,整个明朝官方都没有真正弄明白,建文帝到底是否被烧死了。转眼到了清代,遵循中国历代的后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清康熙帝着手开局编修《明史》,那么清朝人编撰的《明史》(即现今通行的“殿本”,另外在乾隆四十二年增修的《明史》即“四库本”《明史》流传不广,下文详述)对建文帝下落又留下了什么样的记载?
《明史》(即“殿本”,以下略)中有14篇《列传》是有关建文帝下落的,除了《方孝孺传》中直书“燕兵入,帝自焚”外,其余诸《传》,间或有“相传”建文帝“遁去”,就连皇帝朱允炆《本纪》中也没有肯定地说建文帝被烧死了,它是这么说的:“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明史·恭闵帝本纪》卷4)
综观《明史》中对于建文帝的下落留下了三种自相矛盾的观点:第一,烧死了;第二,“不知所终”;第三,“遁去”即逃跑了。至此,人们不竟要问了:这么一部花费了百来年时间、集中了几代博学硕士最终修订而成的、被人们誉为“二十四史”中的“佳史”的《明史》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瑕疵”?
其实答案不难寻找:第一,大明帝国的国史《明实录》从来没有把这事说清楚,换句话来说,作为复印件的原件不清楚,何来清楚的复印件;第二,《明史》修订的特定历史背景。《明史》创修于清世祖顺治二年,大规模纂修于康熙十八年,那时虽说清朝大体上已经一统江山,但全国各地潜在的反清势力还在秘密活动着,尤其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朱三太子流落于民间,成为许多地方反清复明的一面旗子。为了瓦解与泯灭各地的抗清斗争,以明朝正统后继者自居的清朝统治者除了使用军事镇压以外,还时不时地模仿明朝的做法,致力于思想与文化方面的稳固统治,如继续开科取士、开馆修史等等。就开馆修《明史》而言,当时就召集了许多各有所长的优秀史学人才,但这些修史官的观点并不统一:撰写建文帝本纪的史官徐嘉炎经过考证,认为建文帝最终出亡了,这一种观点从明中叶以后开始到清初流传甚广;但撰写明成祖本纪的史官朱彝尊则主张建文帝被火烧死了。这样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史官在撰写《明史》时不免要发生冲突,而时任《明史》编纂总裁的是王鸿绪,他也主张建文帝“闔宫自焚”。“康熙中,王鸿绪、揆叙辈党於廉亲王,而力陷故理邸,故其所撰《明史稿》,於建文君臣,指摘无完肤,而於永乐及靖难诸臣,每多恕辞,盖心所阴蓄,不觉流於笔端。”(【清】魏源:《古微堂外集·书明史稿一》引文)
换句话来说,王鸿绪是一个对朱棣充满好感而对建文帝极度诋毁的人,对于历史人物与事件有着不同的见解,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多大的事,但问题是王鸿绪的身份特殊,他是《明史》撰修馆的总裁,他的思想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朝统治者的政治态度有关。对此,台湾学者陈万鼐先生是这么说道的:“按朱三太子字洪竹,为思宗之子,清初间反清运动,资为号召,当天地会时,太子寄寓山东蓬莱,改姓名为张用观,字潜斋,矫装塾师。康熙四十年被捕,圣祖以其伪托,夷家小。馆臣仰体朝廷,对明室所抱亡国之後,不必幸存意旨,虽於易代之後,亦不直书惠帝逊国之後事。”(【台湾】陈万鼐:《明惠帝出亡考证》,台湾高雄百成书局,1960年,第27页)
作为《明史》总裁的王鸿绪毕竟“政治觉悟”高,他充分地体悟到了当时康熙皇帝的心迹,如果尊重多数人所主张的建文帝出逃的观点,那就岂不意味着给康熙添乱:建文没死,流落民间;朱三也没死,那个被抓住的朱三太子是假的。如是说法,清朝统治者就休有宁日。
既然《明史》总裁王鸿绪具有这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一家之说的史学观点,那么其手下的修史官也就不敢与王总裁直接对立,因为“明史开局,监修、总裁诸公以建文帝本纪书法下问,余(朱彝尊自称)以宫中火帝崩对,同馆徐(建文帝本纪作者徐嘉炎)胜力图争,当从逊国群书具述其事,遂任编纂,《纪》成,诸公(指《明史》监修、总裁诸公)终未以为然也。”(【清】朱彝尊:《明史提纲跋》,转引自黄云眉:《明史考证》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9月第1版,第58页)
恐怕史传稿撰成後,通不过监修、总裁这一关,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考虑到与康熙帝所讳相抵触,因而加上“相传”字样外,也间有《列传》如《牛景先传》指出《致身录》诸书不可信,但在《赞》中仍坚持:“与其过而去之,宁过而存之”,留下建文帝流亡史迹。(潘群:《郑和踪迹建文考》,《郑和与海上丝绸之路》,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出版,2005年12月版,P57)
这样就再度形成了通行“殿本”《明史》中建文帝下落模糊不清的结论:有的地方说是烧死了,有的地方说逃走了,甚至还说跑到了海外,等等。
那么历史上建文帝的最终结局到底如何?我们不妨将历史的镜头对准建文帝的政敌朱棣当政以后所干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或许能看出一些历史的真实面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