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五、六百年中曾有过两个不曾为人太大注意的历史拐点：第一个就是在朱元璋死后建文帝当政时，中国出现了“君权下移与小部分君权分割”的好兆头，但实在可惜的是，这个进程被朱棣的“靖难之役”给打断了，随后恢复了“祖制”；第二个拐点是在明清易代，遗憾的是康熙帝承传的不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积极又理性的文化遗产，而是将朱元璋作为其仿效的楷模（他在明孝陵前美誉朱元璋“治隆唐宋”），于是中国历史又回到了老路上去。

然而一般人不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认准建文帝是个好皇帝，又同情他不幸的遭遇，于是出现了建文帝全国“漫游”的历史奇观：有人说他上云贵，有人说他到了湖湘，有人说他就躲在江浙，还有人说他逃亡海外，甚至现在连“老外”也不甘寂寞，说自己的祖先就是建文帝。那么各地到底有多少个“建文帝出亡地”？而在这些“建文帝出亡地”中究竟哪个是真的？

逃离南京

事实上建文帝出亡之事不仅由历代史学家不懈努力与艰辛考证所部分证实以及明清两代皇帝所“钦定”，而且还有当年事发的实际可能性。

长期以来，有一些人认为建文帝逃出南京城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金川门事变突发后，京师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燕军迅速控制了京城，而明代南京城里没有什么秘道供明皇宫里的人应急出逃，建文帝又没有私人飞机，身上也不会长翅膀，他已经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地步，真的是这样吗？

明代学者马生龙在《凤凰台纪事》一书中对南京城的地面和地下建筑作了如此描述：“又于（南京京）城外起土城，以为不测屯守之计，（南京京城）宫中阴沟，直通土城之外，高二丈。阔八尺，足行一人一马，以备临祸潜出，可谓深思远虑矣。”（【明】马生龙：《凤凰台纪事》；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少一句“以备临祸潜出”，中华书局，1980年6月版，第2册，P314）

明朝中后期南京文人周晖在《续金陵琐事》中转载道：“建文帝削发乘马，自朝阳门出。又云，其出由地道。有殷秀家居大明门左。殷言地道处曾裂缝一条，渠童时嬉戏，以线系铜钱，乘下探之，其深一丈余。”（【明】周晖：《续金陵琐事·建文遗事》下卷，P257，南京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对于这样的历史记载，有人很武断地下结论：马生龙之辈在乱说。可事实胜于雄辩，近年来我们南京城不断有新的地下发现：

1991年，南京建邺路进行拓宽改造，人们意外地发现明朝初年的地下水道。经考古部门的考证，发现这段明初地下水道刚好正对着明故宫，与内秦淮河相通，由此说明明初南京城的地下水道不仅有着合理的布局，而且设计还相当的讲究，这条南北走向的古地下水道的横截面呈现拱形，它高2m，宽2.5m，距离地表面有1m。我们打个形象的比方，就是3个1.7m以上的人可以并行穿过这条明初建造的地下水道。无独有偶，有人在南京清凉山国防园内也发现了古地下水道（其出口今已被人遮住）。事实上，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在南京城里不断有明初地下水道的发现，有人目击证明，位于太平门的南京钢锉厂地下室就是将原有的明初地下通道堵住而建起来的，更有草场门、后宰门、太平门、南京市政府后边的武庙等地都曾发现了位于底部的穿过厚厚的明城墙，与外秦淮河、玄武湖等水系相连的拱形明初地下水道。前阵子有个热心的南京市民到我办公室来告诉我，他在中山门、乌龙潭公园等地也发现了古老的地下水道。

由此看来明初南京城的地下通道是四通八达，当年明皇宫的主人建文帝完全有条件通过这种特殊的逃生通道逃离南京城。

更有，1998年南京城遭遇了特大暴雨袭击后，在中山门外前湖旁出现了城墙塌方，有人意外地发现了古老的明城墙中藏有一道小城墙，并在这小城墙外边、大城墙的里边竟然还有一个隧道，它高2.5m、宽1.7m，至少也可供两人并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小城墙的下面还有一个比隧道口略大一点的涵洞，它穿墙而过。

由此，愈来愈多的人们认为，既然南京城有这么的直接通往城外的地下与地面通道，那么当年建文帝完全可以借此逃生。

★上面讲的是建文帝出逃在地理条件等方面的可能性，更有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的是，建文帝逃离京城出亡南方或东南方在时间上也绰绰有余。

据明末著名史学家谈迁在他历史名著《国榷》一书中的记载说，靖难之役后，朱棣进入南京，建文朝“其在任遁去者，463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也说：“成祖即位，编籍在任诸臣遁去者463人，俱命削籍。”（【明】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卷12，P844；【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卷17，P281）

我们不妨再看下面几段史料：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戊子，“都督同知韩观奏，江西庐陵县民逃聚山林者，闻命悉复业，赐敕奖谕观。曰：‘人君代天，子民惟体上天好生之心，安养斯民，使各得其所而已。数年以来，民苦于兵，加之赋歛烦苛，穷迫无告间者，江西庐陵县民有不得已畏死逃聚山林者，有司不原其本心，輙请发兵剿捕。朕心有所不忍，故遣行人赍敕谕令复业，犹虑民之不明知朕心也，又遣卿以大臣谕之，民闻卿以朕命至，皆欢然来归，不劳寸兵，而危者以安，忧者以喜。以是观之，民岂乐于为非者哉？卿斯行于国于民咸有所利。朕甚嘉之，今特遣人以羊酒、彩币劳卿至可领也。’”（《明太宗实录》卷12上）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戊子，“使臣有还自东南夷者言，诸番夷多遁居海岛，中国军民无赖者潜与相结为寇。上遣使赍敕谕之，敕曰：‘好善、恶不善，人之同情，有不得已而为不善者，亦非本心。往者尔等或避罪谴，或苦饥困流落诸番，与之杂处，遂同为劫掠，苟图全活，巡海官军既不能矜情招抚更加侵害。尔等虽有悔悟之心，无由自遂，朕甚悯焉，今特遣人赍敕往谕：凡番国之人，即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赉，遣还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俾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明太宗实录》卷12上）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辛卯，“谪工部右侍郎张显宗等戍兴州。显宗，建文中自国子监祭酒升工部右侍郎，往江西招集丁壮募民出粟。上既即位，显宗及江西布政使杨琏、按察使房安、佥事吕升并为军卒执，告其罪。上释不诛，谪戍兴州。”（《明太宗实录》卷12下）

从上面《明太宗实录》中三段隐晦的史料记载来看，在朱棣即位的最初3个月时间内，东南地区的抵抗运动一直在进行，尤其是建文朝工部右侍郎张显宗在江西领导的“勤王复兴”斗争直到建文四年九月才结束，而东南沿海军民中的“无赖”居然还跑到海岛上继续为“寇”。既然永乐朝官方称他们为军民，怎么还有无赖者？能保证这里边就没有“建文奸党”分子？总之，不管怎么说，朱棣在篡位登基后的3个月内，东南地区还没有彻底摆平，因此建文帝出亡该地区完全有时间上的允许和条件上的可能。在此期间建文帝如果带上宝玺甚至袈裟一类的宝物而出亡不是没有可能。而令人遗憾的是有人居然肯定地说：“朱元璋是一代开国帝王，应该不会糊涂到既安排嫡孙当流亡避难和尚，又要他穿上‘只有皇帝’才能享用的‘龙饰’袈裟，作‘流动广告’，告诉沿途官吏、民众，自己就是货真价实的皇帝吧。”（蔡震《华严寺金龙袈裟不是建文帝的》，载2010年2月1日《扬子晚报》）

读来让人晕，看来说这样话的人对明史一无所知，既不晓得《明实录》对那段非常历史是如何记载的，也不了解当时南京城地表与地下的特定地形——明代学者马生龙明明说：“（南京京城）宫中阴沟，直通土城之外，……以备临祸潜出，可谓深思远虑矣。”（【明】马生龙：《凤凰台记事》，载《中华野史》7，《明朝卷一》，车吉心主编，2000年1月第1版，泰山出版社）

朱元璋是个从死亡边缘过来的人，其历经的磨难是我们常人所无法想象的，什么样的风浪他没见过？什么样的意外他没经历过？要说老朱皇帝的临终安排，绝不会如今日我们所能见到的已经被朱棣篡改了的《明太祖实录》中的记载，而是应该深思远虑，“以备临祸潜出”。

被吴晗先生列为研究明史必读的三部史书之一《明史纪事本末》这样记载道：

“建文四年夏六月乙丑，帝（指建文帝）知金川門失守，長吁，東西走，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齊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紅篋至，四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鬀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即為帝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隨亡。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勢必究詰；有等妻子在任，心必縈繫，宜各從便。」御史曾鳳韶曰：「願即以死報陛下！」帝麾諸臣，大慟，引去若干人。九人從帝至鬼門，而一舟艤岸，為神樂觀道士王升，見帝，叩頭稱萬歲，曰：「臣固知陛下之來也。疇昔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門，升導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卷17）

除了谷应泰，明清之际还有一位著名的史学家谈迁在他的史学名著《国榷》中也作了相似的记载。综合此类史料，参阅正史《明史》等，我们将古人描述的建文帝逃离南京这段历史作个概述：

建文帝身边有个了不得的神算子程济

建文四年（壬午年）六月十三日，镇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与曹国公李景隆眼见燕军压紧，他们马上活动起自己的心眼，打开稳如磐石的金川门，由此朱棣燕军没费吹灰之力就开进了南京城。这时，南京明皇宫里的建文帝朱允炆长吁短叹，他从东走到西，从西走到东，来来回回，朱允炆想不通，那个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高皇帝的好儿子，他怎么能对自己的侄儿这么凶狠，不依不饶，每一招每一式都要将侄儿皇帝往死路上赶，他到底是不是高皇帝的亲骨肉？朱允炆想不通自己以礼治国，仁义天下，怎么会换来这么凶狠的一批野兽围困京师？朱允炆想不通，自己极为倚重的黄子澄、齐泰等亲信大臣怎么这么没用，“削藩”前他们说得头头是道，但谁知就此“削”出了北方大“刺头”燕王来，打了快四年的仗，自己身为天子却居然快要成为阶下囚了，几天前就派黄子澄、齐泰外出宣诏“勤王”，不说这“勤王兵”连一个影子都见不到，就是齐、黄两人也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他们到底还来不来救驾？朱允炆想不通，方学士方大师那么有才，满腹经纶，可如今兵临城下，他却噤若寒蝉，江郎才尽，这到底怎么啦？皇爷爷，您将大明的江山交给了我，可我没守好啊！没有做好祖上的嘱托，这就是不孝，人世间最大的罪孽莫过于此，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想到这里，朱允炆把心一橫，打算上吊自杀。

就在这时，翰林院编修程济赶紧前来劝住：“皇帝陛下，您可万万使不得啊！今日之大难，小臣我早已为陛下预测到了，为今之计，没有比外逃更好的办法了，而且这外逃也不能乱跑，只有往南方去，才能躲过这场大劫难。”（【明】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卷12，P837）

本来万念俱灰的建文帝听到朝中有名的神算子程济的这么一番劝说后就立马打住了，可能有人要问：这个程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有那么大的本领能为建文皇帝预测到这场大难？

程济，朝邑人，有的书上说他是安徽绩溪人，他精通术数，能掐会算，本领非凡。洪武末年他出任岳池教谕（即岳池县学校长），可没干几年，他把自己送进了天牢里去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这个岳池县学校长程济不好好地教他的书，而是干起了自己的“副业”来，还捅了一个天大的漏子——为建文帝及其江山社稷算了一卦，发现未来的某月某日大明帝国的北方将有人起兵造反。程济算完卦以后惊讶不已，出于士大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度的责任感，他马上上书给朝廷，将算卦所得到的结果告诉给了这位新即位的年轻皇帝。

建文帝刚登基不久，大明帝国到处都洋溢着喜悦，怎么穷乡僻壤里冒出这么一个大胆狂徒，尽是一派胡言乱语，朝廷当然无法容忍，建文帝尽管心很仁慈，但他也十分忌讳啊，自己刚即位就碰到有人这样“咒”他，一时来火，以“非所宜言”为名下令将程济逮到京师南京来，关在天牢里。程济这下可将祸闯大了，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将要被处死。临刑前，程济大声喊道：“陛下，罪臣再此恳请您啊，不要急于将罪臣我给杀了，您可以将我先关起来，等一段时间看看形势再说，要是罪臣预测不准，您再杀罪臣也不迟啊！”建文帝明事理，觉得程济讲得有理，于是当即下令将程济放回牢里，暂时不杀。

没过多久，朱棣在北平起兵造反，建文帝闻讯后就想起了程济，他从心眼里佩服这位犯了死罪的县学校长，于是马上下令将程济从牢里放了出来，提升他为翰林院编修（相当于中央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或者说顾问一类）。朝廷组织人马北伐时，建文帝就派程济作为军中参谋一同北上，但建文朝军队作战可实在不咋样，败多胜少。淮河之战败绩以后，程济被建文帝召回到了南京。但也有的说，建文朝北伐军曾经在徐州大败燕军，朝廷将领开心透顶，就在徐州树碑纪功，举宴欢庆。沉浸在喜悦之中的朝廷军队将领人人笑逐颜开，个个喜不胜收，可就是程济一人郁郁寡欢，有人发现他的行为极其怪异，深更半夜别人都睡了，程济不仅不睡，还一个人偷偷地溜出了军营，到了纪功树碑的地方去，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取出蜡烛与冥纸来，然后点上了火，将所带的冥钱一一给烧了。有人看了实在不理解：祭奠一个胜利记功碑这到底是哪门子的事？

后来朱棣率领燕军从北方流窜到南方来，路过徐州时，见到了朝廷将领所立的那块记功碑，他顿时就火冒三丈，立即下令：“将纪功碑给我捶了！”手下人捶了两三下，朱棣就改主意了，马上又下令：停止捶碑，让人将刻在记功碑上的朝廷将领的名字给一一抄下来。

“靖难”战争结束时，朱棣取出从记功碑上抄下来的名单，按图索骥地缉拿建文“奸党分子”，唯独程济得以幸免，因为他的名字正好在刻在朱棣军士捶碑的落锤处，这下程济“神算子”的名气就更大了。但也有人认为，“靖难”战争中朝廷军队没有在徐州打过什么胜仗，换句话来说，压根儿就没有这那么回事。（《明史·程济传》卷143，列传第31）

朱元璋临终前留下神秘的铁盒子救了建文帝的命

金川门事变突发而来，程济看到建文帝走投无路，他马上起了一卦，给建文帝进行占卜，结果发现建文帝只有到南方去才能躲过这场大劫难。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建文帝直后悔当初错怪了程济，他现在可以不信别人，但对具有“神算”特殊本领的程济却是深信不疑了。程济一劝导，建文帝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就在这时，一直在建文帝身旁的太监王钺“噗通”一声跪倒在地，他对建文帝说：“皇上，小的有事要向您禀告。昔日太祖高皇帝升仙时，曾经给您留下一只箧子，命小的悄悄地将它安放在皇宫里头的奉先殿（等于是皇宫里的朱家家庙），并特别指示：‘只有当大难临头之际方可打开它。’”

大殿上的大臣们一听到竟有这样的事情，就不约而同地说：“那就赶紧把它拿来啊！”王钺以及在边上的几个太监听到这样发话，就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奔奉先殿，一会儿就将那只红色的箧子抬来了，顿时整个大殿上的所有人的目光都锁定在那只红箧子上，只见那红箧子四周都被铁汁浇灌住了，就连两把锁也浇灌死。建文帝见到红箧子就放声大哭，稍稍过了一会儿，他缓过神来就下令：马上将皇宫给点燃了！手下人听到建文皇帝的发话，赶紧行动，没过几分钟，明皇宫上空顿时升起了浓浓的火焰。这时，建文皇帝的正妻马皇后（大臣马全之女）见到如等情势，马上明白了一切，她义无反顾地跳入了火海……

翰林院编修“神算子”程济等不及建文帝发话，他就自作主张，命人赶紧取来铁器，猛砸那只红箧子，不一会儿，红箧子被砸开了，众人睁大眼睛想看看高祖皇帝给他的孙子到底留下了什么宝器能救其于大难之中？但实在是令众人失望的是，红箧子里面宝器什么的全没有，有的就是当年“鞋靶子脸”小和尚求生的“法宝”：度牒即和尚身份证3张，其上面分别写着名字：应文、应能、应贤；袈裟、帽鞋一应俱备，还有一把剃刀；白金即银子十锭；最令人惊奇的是红箧子内还有朱元璋的朱书御笔：‘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於神乐观之西房。’这话的意思是：应文从鬼门出外，其余的大臣从水关御沟潜行，到黄昏时，会集在南京城南的神乐观之西房。

建文帝朱允炆见到皇爷爷留给他的这些救命“宝贝”，顿时什么都明白了，他不停地念叨：“天数啊！天数！”程济见优柔寡断的建文帝又要折腾了，他赶紧出来打住，为建文帝薙发，这样，应文和尚有了“着落”了，那么，应能、应贤又指的是谁？建文朝大臣中有个叫杨应能的，他是建文帝的三弟（同父异母弟）朱允熥吴王府上的教授（相当于老师与师傅）。杨应能见到度牒有他的大名，便主动出来认了，也薙发为僧，甘愿跟随朱允炆亡命天涯；这时有个监察御史叫叶希贤的也毅然决然地走出了人群，对建文帝说：“小臣名贤，朱书所言‘应贤’应该是指小臣，小臣也甘愿薙发跟随陛下，直到永远！应文、应能、应贤各有“着落”了，他们一一薙发易服，此番情景极为悲壮、凄惨。（【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卷17，P279）

这时，兵部侍郎廖平向建文帝提议：“再大的功业莫过于保护好嗣君，恳请皇帝陛下让小臣来保护好太子殿下！”建文帝听后觉得十分有理，马上将太子朱文奎叫了出来，让他赶紧拜见廖平。简单的拜礼过后，众人一股劲地催促，廖平只好带了太子朱文奎先走了。（【明】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卷12，P837）

当时在朝堂上还有五、六十个忠臣立即齐刷刷地跪倒在地上，放声痛哭，纷纷表示誓死追随建文皇帝，为国尽忠。建文帝大为感动，但他想到了更多的事情，于是便说道：“人太多了难保有什么闪失，你们在朝为官多年，官名册上历历记载，如果都走了，燕贼必定深究不歇；况且，你们各有妻儿老小，一旦跟随朕出亡了，日后必定牵肠挂肚，心神不宁。就这样，各自赶快散去吧！”

这时，有个年轻太监伏地不起，哭着跟建文帝说：“陛下平时对小的不错，可小的无力帮助陛下保护江山社稷，惟愿为陛下一死。恳请陛下赶紧赐予御衣御帽，让小的代陛下而去，则陛下逃出后就可永世安宁了。”

听了小太监的这番话，建文帝心如刀绞，他实在不忍心啊！可大臣们在不停地劝着建文帝就依了小太监，建文帝含着泪水将自己身上的龙袍脱了下来，递给了小太监，只见小太监穿上龙袍，向建文帝作揖谢恩后，马上奔出大殿，迅速地跨上白马，义无反顾地驱马纵身于火海之中，远远望去还真像是建文帝自焚而死了。

这时，吏部尚书张紞、监察御史曾凤韶也都站了出来，哭着对建文帝说：“臣愿以死报陛下！”建文帝执意地拂手，示意他们赶快离开！顿时间，整个朝堂上又哭声一片，有几个大臣听从建文帝的谕旨，离开了明皇宫。（【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卷17，P279；【明】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卷12，P837）

那么，建文君臣最后究竟是怎么逃离出明皇宫呢？

建文君臣是怎么样逃离明皇宫的？

600年来人们一直在试图破解建文帝在明皇宫突然“蒸发”之谜。目前为止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建文帝通过明皇宫里头及其周围的暗道逃离的。明朝著名的史学家谈迁是这样说的：建文帝在明皇宫大殿上打发走了一些大臣后，他就与神算子程济、中书舍人梁良用等人通过暗道悄悄地走出了西华门，来到了西华门外的秦淮河，沿着秦淮河往南走，找到了一只空船，建文帝一行人赶紧登船，梁良用拼命划船，往着城南方向行驶，没一会儿，就到了南门，他们弃船登岸，改变了出逃的路线与方向。梁良用哭着对建文帝说：“陛下，臣就此与您永别了！”说完他就走到朱雀桥上投河自尽。梁良用与梁中节、梁良玉、梁田玉等都是同族人，梁家一族有8人在建文年间同朝为官，他们个个都是忠臣节士，仅投河殉国者就有5人。

再说建文帝一行在南门登岸以后，潜出聚宝门（今南京中华门），乘着夜间月色，他们悄悄地来到了聚宝门东北方的神乐观（今光华东路上的江苏冶金机械厂）。不久，其他十几个大臣也一一来到，当夜，建文君臣就宿于道士王昇所在的神乐观，密议出亡之事。（【明】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卷12，P837）

第二种说法：建文帝通过明皇宫暗道、穿越鬼门而逃离的。持这种主张的、影响比较大的就要数明末清初学者谷应泰了。他说，建文帝和9个大臣通过暗道逃离了明皇宫大殿，直奔鬼门。（原文见前面的引文）

鬼门在明故宫的什么地方？长期以来一直都没有确切的解释，有人认为鬼门应该在明故宫的北边，因为古时候人们出殡时往往不从正门即南门而是从北门出去的，因此有人推测：鬼门在明故宫的北边，也有人说就是太平门。最近潘群先生向笔者提供了一条很有意义的信息：明末清初在苏州一带上演了一出有关建文帝出亡的昆剧《千钟录》，其中就提到了“鬼门”，其台词是这样的：“我名允炆，今僧名应文，乃应我之名也。还有朱书一纸：‘应文从鬼门而出’。但未知鬼门在何处？”另一人作答：“宫中地下暗沟名为鬼门，直通后河。”（【清】徐子超：《千忠录》，中华书局1989年6月第1版，，P21-22）

尽管这是戏剧本子，但它诞生于明代盛传建文帝出亡的苏州，苏州距离南京很近，作者将鬼门解释为地下暗沟或许是借助明代南京人的习惯说法吧，而且后面还有句“直通后河”，这里的“后河”即“后湖”，苏州人口语中的“河”与“湖”是一个音，笔者就是苏州人，对此再熟悉不过了。

后湖，今天没这个名字，它已改名为玄武湖。在玄武湖解放门一带至今人们还能看到有一叫做“武闸庙”的地下水关通道，它直穿明城墙，通往南京市政府大院——这里就是明代京城内的孔庙所在。

说到这儿，必须强调，笔者如此考证并不是说这个武闸庙的地下水关通道就是当年建文帝出逃的地下暗沟什么的，而是说类似于这样的地下通道即使经历了600年沧桑我们还能见到，想必当年建文帝出逃完全有条件。

我们回归正题。就在建文帝和9个大臣赶往鬼门时，迎面碰上了神乐观道士王昇，建文帝一行人十分惊讶：我们的秘密行动，这个王昇老道怎么会知道？再说王昇见到建文帝等人一脸的惊讶，连忙跪下叩头，解释道：“万岁！请毋惊讶，贫道早就知道陛下要来这里。昨天夜里高祖皇帝托梦给贫道，让贫道在此恭候！”听到这番天方夜谭似的说辞后建文帝即使再惊诧也容不得多想了，于是他就本能地随着王昇乘船来到了太平门，接着又跟着王昇到了神乐观。这时，天色已暗，杨应能、叶希贤等13人也一一到了，总共有22人，夜宿神乐观，他们是兵部侍郎襄阳人廖平；刑部侍郎贵池人金焦；翰林院编修三原人赵天泰；翰林院检讨泽州人程亨；按察史祥符人王良；参政南康人蔡运；刑部郎中定海人梁田玉；监察御史松阳人叶希贤；翰林院编修绩溪人程济；中书舍人定海人梁良玉、梁中节；临川人宋和；连州人郭节；刑部司务黄岩人冯傕；所镇抚沅人牛景先；杞县人王资、杨应能、刘仲；翰林待诏浦江人郑洽；钦天监襄阳人王之臣；太监和州人周恕；徐王府宾辅吴江人史彬（即史仲彬）。（【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卷17，P280）

南京神乐观建文君臣定下出亡之计

众大臣会集神乐观，一起讨论以后的出路问题，建文帝说：“既然命已如此，今后我们就以师徒相称，不必拘泥于君臣之礼了。”诸大臣听到这话，一个个都哭着称“是”。这时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这么多的大臣都跟随建文帝出亡，太显眼了，很容易暴露出来，最好选几个没有家室拖累的并很有力的大臣出来保护建文帝，但最多不要超过5人，其他大臣各找地方隐蔽起来，暗中给建文帝予以生活接济，遥相呼应。建文帝当即称赞说：这个主意不错！大家说着说着就围着一个环形，席地而坐，王昇道士忙个不歇，送来了夜宵，大家吃完了夜宵，就将出亡之计商量妥当了：始终不离开建文帝的有3人，即杨应能、叶希贤和程济，杨应能、叶希贤对外称比丘（比丘，梵语，也作“比芻芻”。出家受具足戒者之通称。简单比划为见习和尚），程济称道人，不用说了，“大法师”就是建文帝啰。

解决好安全警卫问题以后，往来接济送衣送食的也必须要确定好，而且人还不能少，否则万一有个闪失，建文帝就可能会衣食无着或有生命之忧了，于是定下下列6人给衣送食：刑部司务冯傕，称“塞马先生”，时称“冯翁”，时称“马公”，时称“马二子”；郭节时称“雪庵”，後称“雪和尚”；宋和时称“云门僧”，时称“稽山主人”，时称“槎主”；编修赵天泰穿着粗布衣服，即称“衣葛翁”，时称“天肖子”；钦天监王之臣出身在世代以补锅为生的家庭里，就想以补锅作为掩护手段和日后谋生之计，所以外号为“老补锅”；所镇抚牛景先号“东湖樵夫”，亦称“东湖主人”。（【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卷17，P280；《明史·牛景先传、河西佣传、补锅匠传》卷143，列传第31）

关于给建文帝给衣送食的六人，有的书上记载不是上述这几个，而是吴成学、蔡运、冯傕、赵天泰、梁田玉、史仲彬。（【明】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卷12，P837）

在讨论完安全与生计问题以后，建文帝对大家说：“如今之势我想往云南去，依托西平侯沐晟，诸位看看怎么样？”徐王府宾辅史仲彬说：“大伙儿这么多人，声势也大，而燕王军队大抵控制了京师，一心要缉拿所谓的“奸党分子”，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行动，能不被人觉察出来而告发上去？以我之见，倒不如往来于山水名胜之间，四海为家。我等大臣中家资比较丰厚一点的，随时备好费用，任由皇帝陛下消受享用，有何不可？”建文帝说：“这个主意不错！”当时讨论决定，建文帝轮流居住在七个大臣的家里，这七个大臣是：廖平、王良、郑洽、郭节、王资、史仲彬、梁良玉。但此时建文帝忽然又想到了另外一些事，于是就说：“这个办法好是好，只可暂时住住而绝非是个长久之计啊，更何况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京师南郊的天地坛附近，这还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方，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必须要离开，但往哪里去呐？”大伙儿讨论后一致认为：天亮后往浙江浦江方向去最为妥当，浙江浦江郑氏是个大族，历来以“忠孝”治家，且本朝开国以来，他们一向对大明君主忠心耿耿，皇帝陛下到那儿是再合适不过了。（【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卷17，P280—281）

亡命天涯

建文帝本来要到浙江浦江的，结果却跑到了吴江去避难，最终又上了云南

就在建文君臣商议好出亡之计后，众人终于喘上一口气，心想：天亮以后就逃离南京，到了浙江浦江郑家落下脚，那就比较安全了。可就在当天夜里又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建文帝的脚痛病发了，估计天亮以后走不了路，这下急坏了大臣们，怎么办？眼下只能是熬呗，一直熬到了天微微有点亮光时，大臣牛景先与史仲彬就急着出去找可以让建文帝载乘的交通工具。当他们走到城南的中河桥时，听到河里有“稀里哗啦”的划船声，牛景先与史仲彬赶紧轻声地喊话：“哪家客船？欲往何处？”船上的人用一口苏州话说：“我们来看看我家老爷！”史仲彬听出是苏州话，知道不可能是朱棣带来的北方人，心里就放心多了，赶紧与牛景先上前再仔细查问，这一问还问出个“巧”了。

原来这是史仲彬老家派人来南京打探消息的，史家老早就听说燕军南下，兵向京师，他们决定派家人来南京探探看，说不准还能帮上什么忙，碰巧给赶上了。

这下大伙儿别提有多高兴，史仲彬与牛景先赶紧回到神乐观，将建文帝悄悄地扶上了船，然后乘着天色尚未全亮的有利条件，建文君臣载乘船只逃离了南京。大约经过8天的行程，又是在天亮时终于到了位于吴江黄溪村的史仲彬家里。与建文帝一同逃到史家避难的有7位大臣，他们是程济、叶希贤、杨应能、牛景先、冯傕、宋和、史仲彬，其余的就各自散去，相约好每月碰头一次。

再说，史家人听说皇帝来了，他们既喜又悲，喜的是史家有这么大的荣耀——皇帝驾临了，悲的是那么仁慈的一个好皇帝居然落到了这步田地。但不管怎么说皇帝来了就应该好好地招待，史仲彬将建文帝安置在他家大院西边的“清远轩”住下，各大臣赶紧出来拜谒建文帝，建文帝将他的居所“清远轩”改名为“提水月观”，并亲自提笔用篆体写下了这几个字。过了三天，其余各个大臣偷偷地来到史仲彬家聚会，他们在一起呆了两天，建文帝就命令他们各自回去。

不久从南京传来消息，那个蛇蝎一般心肠的燕王朱棣在大肆屠杀建文忠臣的血雨腥风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下令严厉审查建文朝在职逃跑官员，共查出463人，他们全部被朱棣从“国家公务员”花名册与档案中除去。到了建文四年的八月，朱棣又命令礼部下发文件到各地方州县衙门，彻底追查出逃的建文君臣的下落。这时，苏州府衙可能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他们派了吴江邑丞巩德前往史仲彬家里“探探”，巩德在史家瞄了一圈，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但他临走时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跟史仲彬说：“有人说建文皇帝在你们家里？”史仲彬回答道：“那是别人瞎说，哪有这样的事情。”巩德最终无获而返，但这次官府的“探风”很大程度上给建文帝君臣一个警示：敌人可能已经盯上了。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十六日，建文帝与叶希贤、杨应能两个比丘和道人程济一同偷偷地离开了吴江史家，其余大臣也各自一一散去。

建文君臣4人从吴江悄悄出来后，搭乘船只来到了镇江，打南京北边的六合经过，一路西行，大约走了两个月的路程，在十月到达了襄阳兵部侍郎廖平的家里。刚巧碰上朱棣缉拿建文“奸党”的最高指示下达到了湖北，襄阳地方官府正在紧锣密鼓地追查建文君臣出亡踪迹，建文帝觉得：襄阳不能逗留，于是就决定，马上离开，前往云南去。（【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卷17，P281）

漏洞百出的“完美答案”——建文帝出亡后归葬于北京西山

一路上，建文君臣为了躲避朱棣的追杀，他们风餐露宿，可怜一代天子，在品尝了4年人上人的甜蜜和快乐以后，开始吃起了人下人的苦头。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正月，在经过三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后，建文帝一行人来到了云南的永嘉寺。从此，他们就以云贵为根据地，往返于云贵、重庆、四川、陕西、甘肃、湖北、湖南、江苏、浙江、两广、福建等省份，进行了长达39年的秘密活动，最终建文帝还是回到了大明皇家宫中，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卷17，P287—288）

据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所载：正统五年（1440）云南罗永庵一和尚假冒建文帝案爆发，明英宗下诏将涉案的所有“案犯”押赴北京。据说，当时建文帝与“神算子”程济刚好在罗永庵，所以他们也一同被逮去了。后来英宗朝廷查明：那个自称是建文帝的和尚是个冒牌货，倒是其余涉案的12个“案犯”中有一个是真正的建文帝，因为他年老了有着特别的思归之情，于是就跟审讯他的御史从实相告，御史秘密地给皇帝上了一个折子。明英宗马上选派了曾经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出来辨认。经过确认后，最终将建文帝迎入北京明皇宫西内。

程济听说以后，颇为感慨地说：“今日为止作为大臣我才算真正尽到了职啊！”他回到了云南，一把火将他们“修道”的大喜庵（最近网上有人说“大喜庵”即为“罗永庵”）给烧了，并遣散了那里的“修道”弟子。

建文帝入宫以后，明皇宫里的人都喊他为“老佛”，最终他老死于在那里，死后葬于北京西山，皇帝下令对建文“老佛”“不封不树”。（【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卷17，P287—288；【明】谈迁：《国榷·正统五年十一年丁巳》卷24，中华书局1958年12版第2册，P1597）

以上就是建文帝下落之谜的一个“完美”的答案，典型的中国式的故事结局，这样的“智慧杰作”在我们的传统文学中尤为多见。我不太爱看传统小说，它们几乎一个样，什么公子落难，碰到一个美丽的富家小姐，两人一见钟情，以身相许，公子发奋苦读，金榜高中，小夫妻团圆。即使是谴责小说或者用现在时髦词语来讲，就是反腐倡廉小说也要将“皆大欢喜”作为故事的结尾，否则我们民族的情感上接受不了，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一大差别，西方文化中以悲剧结束的相当多，留下更多的是后人对前人、前事之思考；而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是“大团结”、“一团和气”，既然是“大团结”了还用反思与思考吗？所以我们传统社会几千年中后人不断地重复着前人的故事，以前人为榜样，帝王情结尤为严重。而对于帝王的认识，我们国人就喜欢成功类型的帝王，相信“胜者王败者寇”的“真理”，那么要是胜者帝王有严重的罪恶，我们中国人都不大愿意去触及，因为他们都是“伟人”，所以更不敢去批判，只好曲意地编造，上述“建文帝出亡后最终归葬于北京西山”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对错误结论的剖析

明初的这段叔侄相争无情地向国人摆出了一个史实：下台的是个好皇帝，下台的主因是他不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上台的是个好坏参半的强势皇帝，怎么来描述这段政治与血亲、善良与邪恶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只能采用民间津津乐道又能体现中国特色的“完美结局”：建文帝历尽苦难终于回到了明皇宫里，朱棣对自己的侄儿作恶了，但他的子孙作了“补救”——在北京明皇宫里为建文“老佛”养老送终。但可能令广大国人实在失望的是，这个“完美答案”实际上是漏洞百出，这里仅举几例：

第一，上述建文帝最终结局的“叙述者”是谷应泰，说实在谷应泰写的《明史纪事本末》一书整体史料价值很高，它成书于《明史》之前，相对来说，受当局的政治影响较少，是我们研究明史的很重要的一部著作，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先生将它与《明实录》、《明史》并列为研究明史的必读之作。但白璧有暇，谷应泰编撰《明史纪事本末》时对有关建文帝最终下落之谜的取材方面出了问题，从他叙述的整个“故事”内容来看，最早的“版权”应该是属于所谓的“史仲彬”。明史上确实有史仲彬这人，他是建文帝弟弟徐王府的宾辅，他也确实是吴江人，按照《致身录》的说法，史仲彬见证了建文帝流亡的过程，但考察历史上真实的史仲彬却无法做到这样，因为在朱棣孙子朱瞻基宣德年间（丁未年，1427）史仲彬被仇家邻人告发、被捕入狱，最后没出牢门就死了，这里就存在了一个问题：一个老早就被关了起来的“政治犯”怎么会追随建文帝走东跑西？

第二，谷应泰编撰《明史纪事本末》对有关建文帝最终结局中说到了太监吴亮出来验证一事，其叙述十分生动、到位。建文帝见到昔日服侍过他的奴才吴亮一眼就认出来了，但吴亮假装不认识，建文帝就开导吴亮回忆过去，后来吴亮趴下检验眼前这位建文帝是不是左脚上有趾，当吴亮认出了所谓的建文帝后，他羞愧地上吊自杀了，等等。

对此，著名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考证后指出：“《实录》载正统六年三月丁巳，宥司礼监太监吴亮罪。锦衣卫奏，内使范好管本监外橱，私以闲地役人匠，与太监吴亮种菜，纵容人匠置饮食之具，以致火延厨房，内竹木白藤车辆等料150余万，尽焚之。亮等倶当鞫罪。上命司礼监记亮死罪，宥之。此正杨应祥庾死之时，而以为亮复命自经，何邪？”（【民国】孟森：《建文逊国事考》，《孟森著作集·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中华书局2006年4月第1版，P5）

第三，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说建文帝最后死在北京，葬在西山。谈迁在《枣林杂俎·建文皇帝葬》中记载着：“建文帝葬处，距景帝陵不远，石碑题曰：‘天下大法师之墓。’驸马都尉巩永固，请追谥称皇帝。上语辅臣曰：‘建文无墓，何凭追复尊号？’乃止。盖辅臣不知据此以对也。”（【明】杨士聪：《玉堂荟记》）但孟森先生经过考证后认为，北京西山的塔寺根本不是建文帝的，而是辽金元时代的贵族墓葬：“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传有天下大师之塔，谓是建文帝坟，此尤无据。（朱）彝尊尝登房山，山隅有乱塔寺，瘗僧骨不可数计，绕山村落，田中也多僧塔，或题司空，或题司徒，或题帝师、国师，盖辽、金、元旧制则然。所称天下大师，不足为异，而乃诬为建文帝墓。既云不封不树矣，其谁复立石为表？”（【民国】孟森：《建文逊国事考》，《孟森著作集·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中华书局2006年4月第1版，P2）

第四，自《致身录》、《从亡随笔》、《明史纪事本末》等问世后，有关建文帝出亡之事不仅是妇孺皆知，而且越来越“明朗化”，有人甚至说得出建文帝某年某月到了什么地方，见了哪几个建文朝故臣，某年某月建文帝脚痛病犯了，又是某人偷偷地为他治好了。（【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卷17，P281—288）这就怪了，原本发生在明初的历史越到后来越说得具体了，似乎有人一直在跟着建文帝，见证了以往的一切，这可能吗？

对于如此绘声绘色的建文帝出亡及其出亡后事，同为明清之际的史学家查继佐在他史学著作《罪惟录》中提出了“十六疑”。（【清】查继佐：《罪惟录·外志·建文逸纪》志卷32）

查继佐考证了当时各种流传的建文帝下落之谜，认为没有一个答案是可靠的，而唯一可信的是建文帝的尊号“让皇帝”，那是南明政权给建文帝平反，重新将其“归入”皇家祖祠太庙时所追尊的，弘光帝还恢复了建文纪年，将“革除”的反动又给它翻了过来。建文帝当政四年，最终被朱棣赶下台，他逊国而去，不是“让皇帝”又是什么？（【清】查继佐：《罪惟录·惠宗帝纪》帝纪卷2）

以上我们通过论证，否定了“建文帝出亡后最终归葬于北京西山”之说，那么有读者朋友肯定要问了，建文帝出亡后到底如何？或言建文帝最终出亡何处？

建文帝全国“漫游”

从明到清，从古代到近代，直至现代，无数的人们都在不懈地追寻建文帝出亡后的最终下落之谜。

2008年笔者曾将明清以来建文帝出亡各地的主要学说作了一番梳理，制作了《明清以来有关建文帝出亡各地主要学说简表》，并放在2009年3月出版的《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的第6章内，没想到该书出版后引起了海内外朋友的普遍关注和喜爱。

四五年过去了，有关建文出亡问题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尤其是2009年8月福建宁德的考古新发现和2010年7月在南京明孝陵召开的“首届明建文帝下落之谜国际研讨会”，使得人们对建文帝下落之谜的问题有了新认识。

今笔者将从明代到近现代的有关建文帝出亡后的最终下落之谜的学说重新作修订，我们还是按照大的省区划分，将之归纳起来，大致有云南说、贵州说、重庆说、四川说、两广说、两湖说、福建说、海外说、浙江说、安徽说、江西说、陕西说、青海说、甘肃说以及江苏说。

明清以来有关建文帝出亡各地主要学说简表

注：①上表主要资料来源：【明】姜清《姜氏秘史》、【明】黄佐《革除遗事》、【明】赵士喆《建文年谱》、【清】查继佐：《罪惟录》、【清】张廷玉《明史》、【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明】谈迁《国榷》和《枣林杂俎》、徐作生《泛槎考谜录·十二历史悬案揭秘》、2010年7月在南京明孝陵召开的“首届明建文帝下落之谜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何歌劲《建文帝之谜》和英特网等；②上表原由笔者在2008年制作，放在2009年3月出版的《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的第6章内，不曾想到被国内一些网站、出版社、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公然盗用，其又不署名作者，从事知识文化工作的明火执仗地盗用他人的劳动果实，居然脸不红，皮也够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