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就建文帝出亡各地之说而言，几乎每个地方都宣称他们有所谓的“物证”。但细细推敲的话，要么是孤证，要么是一家之言，自说自话，缺乏层层相连的科学考察证据链，故而笔者一直没对哪一种之说表示出过分浓烈的兴趣，但3年前的宁德考古却使我改变了观点。2009年因宁德地方政府的邀请，笔者曾3次前往当地进行实地考古，因发现其有诸多的奇特之处：如支提寺袈裟“透露”的“秘密”既与历史文献相合，又与当地的上金贝古墓所隐含的信息相“呼应”，等等。由此笔者与南京大学潘群先生等一致认为：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

对此，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中文频道和新闻频道等国内外著名媒体都做了如实的报道。不料却也遭来了非议与责难。从纯学术角度来讲，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问题是这种非议和责难带有极大的非理性，有人在小报上对笔者与潘先生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甚至还有人想组织他的博士生、硕士生以及同类对我与潘先生开“批斗会”，重演他们及其老鼻祖在“文革”中的拿手好戏，这一切想来让人鄙薄不已！

要知道，批斗与攻击是代替不了史实与科学研究的，尤其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历史学是一门唯史实为依据的学科，与其密切相关的考古学在某种程度上是起到先导性与补充性、核实性等作用，考古正确与否就必须要与历史文献相比对。就目前各地所谓的“建文帝出亡地”而言，惟福建宁德的古物与古文献相合相应，因此说，宁德支提寺稀世袈裟的“出世”本身就“暴露”了建文帝最终出亡的秘密……

2009年年初，笔者在苏北盱眙明祖陵考察时，突然接到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秘书长郑自海先生打来的电话，他告诉笔者：福建宁德最近发现了疑似建文帝墓。这样的消息近年来特别多，也没什么新鲜感，当时笔者就没多大在意。几天后回宁，郑老嘱咐公子郑宽涛先生将福建宁德古墓的相关信息发了过来。说实在的，光看照片上的古墓，几乎什么究竟也看不出来，这事也就在不经意间过去了。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福建宁德方面发来了有关上金贝古墓更多、更详细资料，由此逐渐改变了笔者的最初想法。就在这时，福建宁德方面向我、郑自海先生、郑宽涛先生和南大教授潘群先生等人发出了邀请，让我们前往他们那里去实地考察一下，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宁德的考古历程。

笔者曾3次前往福建宁德考古现场，其中10月份的一次时间最长，一个人在那儿呆了一周，收集了大量的考古资料、拍摄了几百张照片和十几小时的视频，在掌握了详实的第一手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我查找与比对《宋史》、《元史》、《明史》和《明实录》等正史以及最新的考古成果，然后展开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将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和上金贝古墓的神秘主人“锁定”为失踪了600年的明朝第二位君主建文帝，由此破解大明第一大谜案（好几篇相关文章已在报刊上发表过）。其理由和证据如下：

华严寺云锦袈裟“出世”，“暴露”建文帝最终出亡秘密

华严寺位于福建宁德市霍童镇辖区的支提山上，故世称其为支提寺。支提山坐落于闽东鹫峰山脉中段东麓，远近有九十九峰，层峦叠嶂，绵亘百里，俯瞰全景，宛如莲花，而以峻秀深邃，古称“闽国东岳”。有名山则有菩萨说法，有刹土则有佛现身，据宋代《高僧传》所载：“释元表，三韩人也，天宝中，来游华土，仍往西域，瞻礼圣迹，遇心王菩萨指示，东南方有灵府。遂负《华严经》八十卷，寻访霍童，礼天冠菩萨，至支提石室而宅焉……。于时属会昌搜毁，表将经以华榈木函盛，深藏石室中。殆唐大中元年，保福慧评禅师素闻往事，躬率信士迎于甘露都尉院，其纸墨如新缮写，今贮福州僧寺焉。”这是有关支提山的最早文字记载。历经沧桑，至闽属吴越时，吴越王钱俶闻其事，宣问祖籍福建福清的杭州灵隐寺了悟禅师，了悟禀说：“臣少游闽至第一洞天（指宁德霍童，笔者注），父老相传，山有菩萨止住，时现天灯照耀，宝馨鸣空，知是天冠说法地也。”钱王遂委了悟南来觅圣，开山建寺，此为支提建寺的缘起。（详见宁德华严寺印发的由赵朴初先生题写“中国支提山——华严寺”字样的简介手册）（图6 宁德支提寺图）

图6 福建宁德支提寺

结合宁德地方史料，今人可知华严寺的兴盛始于宋代，但就其闻名范围而言，恐怕最主要还是在福建、浙江一带。据清代崔嵸编写的《支提山图志》所述，自明朝永乐起，支提寺渐为大明帝国皇家所重，并不时地得到皇帝、皇后或皇太后的御赐，御赐之物很丰富，有佛经、佛像等，甚至还说明万历时大明朝廷赐给支提寺和尚大迁好几件云锦袈裟。据此有人就认为：宁德支提寺内至今还保存完好的那件特殊云锦袈裟就是万历朝廷赐给支提寺的。

不过据笔者在宁德实地考察与查阅相关的史料后发现，史实并非如此。

云锦、袈裟为何物？

2009年10月初，在宁德当地统战部杨部长的帮助下，笔者找到了当年“发现”云锦袈裟的支提寺前住持妙果法师，妙果法师早已年逾古稀，一般不接待外人，但因陪同笔者一同前往的杨部长曾任过当地的乡党委书记，所以笔者不仅有幸地见到了妙果法师，而且还当面聆听了他“发现”云锦袈裟的经过（妙果法师说的是当地闽东语，幸好杨部长为笔者作了“翻译”）：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之际，当时年轻的妙果听说，有一件与皇帝有关的云锦袈裟流落到了当地一个农民的手里，妙果曾向他要，可那农民不肯给，最后妙果法师竭尽财力用120斤的地瓜粉同他进行了交换，这才将云锦袈裟从凡界接回到了佛门圣地。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该云锦袈裟一直没有引起世人的真正认识。2009年6月7日《扬子晚报》刊载了《南京为少林寺造云锦袈裟 明代云锦袈裟明年复制成功》一文，文中说：“（南京云锦研究所）张洪宝告诉记者，2001年，古刹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提出能否为他定做一件云锦袈裟。所里接到任务后，十分犯难，因为从来没有听过有云锦袈裟这一说，更没见过实物。2003年张洪宝开始查找资料，但毫无收获。2005年他开始设计，拿出了10多个方案，也没有被认可。正当所里为如何制作袈裟犯愁时，福建宁德华严寺提出能否为该寺复制一件寺里珍藏的明代袈裟。这件袈裟非同寻常，是目前世上仅存的一件云锦袈裟。据说，明万历年间只做了四件，目前传世一件。华严寺的高僧称这件袈裟比万历要早，是明永乐年前制作的。……华严寺藏的这件明代云锦袈裟与现代的袈裟有着异同点，现在大家看到方丈们披的袈裟大多为大红底色明黄格纹，在工艺上明显的古代比现代要复杂精细的多。记者问为何从照片上看，明代的云锦袈裟色彩没有新制作的这件鲜艳？张洪宝说：‘那是因为年代久远，500多年了，还不褪色？’他告诉记者，从他的经验判断，明代的云锦袈裟应当与现在新制作的一样鲜艳，以大红和明黄为主，中间织有多种金线，图案也十分复杂。”（蔡震：《南京为少林寺造云锦袈裟 明代云锦袈裟明年复制成功》载2009年6月7日《扬子晚报网》）

可是7个月后的2010年2月1日，同一张报纸《扬子晚报》上发表了同一作者的“新作”《华严寺金龙袈裟不是建文帝的》，（该文载《扬子晚报》2010年2月1日A4版）一个原本说是600年前的宝物在半年后顿时像魔术大师刘谦所玩的魔术一般，一下子变脸成了400年前古物，其变化之快真令人目瞪口呆，这究竟是哪门子的事？

其实，在笔者看来，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两大关键性的专业与学术问题：一个是云锦，一个是袈裟。我们先来讲讲云锦。

据南京云锦权威的资深老专家徐仲杰先生的研究：“云锦，有说因为它的图案纹饰应用‘云纹’较多而得名。据考证，元、明、清三代南京生产的传统提花丝织锦缎，过去并没有‘云锦’这个名称。根据民间云锦业中的艺人谈：它是晚清以来，南京民间丝织业划分为‘花’、‘素’两个行业后才出现的名称。当时织‘素’缎（无花织物）的，称为‘缎业’；织‘花缎’（提花织物）的，称为‘锦缎业’。南京锦缎，过去由于是御用‘贡品’，用料考究、织造工精，花纹色彩典丽精美，人们把它比喻象天上云霞般的美丽，因而南京生产的各种提花丝织锦缎在晚清以后就统被名之为‘云锦’。现在一提起‘云锦’二字，大家都知道这是指南京生产的各种提花丝织锦缎。”（徐仲杰：《南京云锦史》，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P19）

我们将徐老的考证做个最为简洁的概括：云锦在元明清时代本无其名，是晚清以后南京生产的各种提花丝织锦缎的统称。那么南京云锦有何特点呢？

徐老说：“南京云锦区别于其他地区锦缎的一个重要特点为：它是大量用金（捻金、镂金，也包括镂银和银线）、并善于用金装饰织物花纹的提花丝织物。我们从云锦的主要品种‘妆花’（包括满金织地，金地上织五彩纹的‘金宝地’）、‘织金’、‘织锦’等织物来看，它们的花纹，或全部织金、或部分加金；或大面积地应用各种金（捻金、镂金；捻金又有紫赤圆金和淡圆金之分）和银（捻银、镂银）线，交织于一件彩锦中（如属于‘妆花’类的‘金宝地’，就常用这种手法处理），使整件织物形成一种金彩辉映、瑰丽灿烂、典雅而高贵的艺术效果。”（徐仲杰：《南京云锦史》，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P15）

由此看来，南京云锦是大量用金并善于用金装饰织物花纹的提花丝织物。这里面突出了用金的问题，以此来考察福建宁德支提寺袈裟的话，其原料为南京云锦看来是不成问题的，更有前文所引的《扬子晚报》报道——南京云锦研究所同志进行的实物鉴定为证。现在人们所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袈裟。

说到袈裟，一般人所知道的无非是电影里或佛事大法会上方丈们所穿的那种特殊衣服。那么，从学理上又将如何来表述它？

袈裟是指“佛教僧尼的法衣。梵语‘迦沙曳’的省称。孟郊《送谈公》诗之十一：‘牵师袈裟别，师断袈裟归。’吴融《还俗尼》诗：‘柳眉梅额倩妆新，笑脱袈裟得旧身。’”（《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8月版，P730）此为袈裟简明之解释，若要详尽一点的话，由史东等人编写的《简明古汉语词典》这样说道：“佛教僧尼的法衣。将布帛割截成长方形小片，染以间色，更缀合缝制而成。用意在防垢秽，并不同于俗。故又有割截衣、间色衣、无垢衣等名称。”（史东：《简明古汉语词典》，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P212）

今权威的《辞源》说：“袈裟，梵语迦沙曳之略，译曰不正怀、浊染等，亦云缁衣，以其色浊而名。又其制作法，先将布割截为长方形小片，更缀合之而成，宛如田畔，故亦云割截衣，又名田相衣。”（舒新城等主编：《辞海·衣部》，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再版，P1212）

但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恐怕明代学者朱国桢对袈裟名称的解释最为详细：“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一名無垢衣，一名忍辱鎧，一名銷瘦衣，一名離塵服，一名蓮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水田衣，一名稻畦帔，一名逍遙服，一名無塵衣，一名去穢衣，一名離染服，乃知袈裘之原，始於迦羅沙曳’。至（晋代——笔者加）葛洪始加衣字也。”（【明】朱国桢：《湧幢小品》卷28）

而同为明代人的郎瑛对袈裟颜色变化之考证则为今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僧衣僧旧着黑衣，元文宗宠爱欣笑隐，赐以黄衣，其徒后皆衣黄。故欧阳原元《题僧墨菊》诗云：‘苾蒭元是黑衣郎，当代深仁始赐黄；今日黄花翻泼墨，本来面目见馨香。’又萨天赐赠《欣笑隐》诗云：‘客遇钟鸣饭，僧披御赐衣。’正谓是也。今制禅僧衣褐，讲僧衣红，瑜伽僧衣葱白。”（【明】郎瑛：《七修类稿·僧衣》卷24）

以上对袈裟的诠释很到位，既讲了袈裟的颜色变迁，又讲了它的构成——是由割截成长方形的一片片布帛染以间色后缀合缝制而成的，这是人们对袈裟的概括性认识。

而福建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却与众不同，如果是不经意瞄一眼的话，那它就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该袈裟是由长约100厘米的15个长方形小片云锦缀合缝制而成，其整体呈长方形，长度约为一个170厘米高度人伸出双手手臂（人呈“大”字型）的长度，宽度约为100厘米。由于年代久远，它确实给人的感觉是“其貌不扬”，甚至有的地方还有较为严重的破损，套用时下一些人中流行的一句话：“不就是那个破玩意儿”。但要是你仔细观察的话，或许就有石破天惊的大发现。（参见图7 袈裟整体图）

图7 福建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平放整体图

八吉祥等图饰特征告诉人们：华严寺云锦袈裟应为明代早期的一件法衣

按理说，袈裟是出家人的法衣，即使再高档的袈裟也是佛家之物，因此，其图饰主题应该是以佛教为主，它的位置应该是在特别显眼的地方，且其图案也应该大而醒目。可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却很特别，八吉祥、卐字与狮子（又像麒麟）相间的佛家题材图饰在整个袈裟中不仅显得不怎么显眼，而且其“占据的面积”大约不到整个袈裟的1∕20。具体分述如下：

八吉祥图饰分散在袈裟的三个地方，只有集中注意力才能看清楚。

佛教八吉祥图饰是指法螺、法轮、宝伞、宝幢、莲花、宝瓶、金鱼、盘长（结）等八种宝物。法螺，据佛经所载，佛祖说法时声震四方，如海螺之音，故而每遇佛家大型法会之际常常吹鸣海螺，其象征佛音声震四方，名声远扬；法轮，原是古印度的一种很有威力的武器，后来有人将它引申为宇宙间速度最快的交通工具，佛教法轮寓意佛法无边，又像轮子一样旋转不息，普度众生。就世间来说，象征掌握成功的关键力量，事业兴旺发达，永不停息，这自然是人见人爱的宝物；宝伞，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遮蔽一切魔障和痛苦，保佑人们平安；宝幢，原是古印度呈圆柱形的一种军旗，军中首领以此统帅全军击败敌军，后引申为战胜一切烦恼魔军，取得事业的巨大成功与胜利，故而宝幢又可称为胜利幢；莲座，根据佛教的传说，当年佛祖出生时就与众不同，他诞生在莲花上，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纯洁柔美，予人愉悦，在佛教中象征着解脱一切烦恼、清静、圣洁和吉祥；宝瓶是佛之一切善法的宝库，象征财富和智慧诸宝汇聚无漏，福德与智慧俱备，寓意财运亨通，福智圆满，长寿无限，吉祥如意，故而也深受人们的喜爱；金鱼眼睛常开着，因此在佛教中金鱼眼象征着佛眼，表示佛时时在关照着芸芸众生；又，金鱼自由畅游，引申为自由、超越和永生；盘长结又称吉祥结，今称中国结。佛教说，佛有无穷无尽的教法，如网状型，人们若依此就能从生存的海洋中获取智慧之宝和觉悟之宝，寓意为心灵沟通与永恒的爱。（参见《北京雍和宫法器说明册》和周丽丽：《瓷器八吉祥纹机关探》，《上海博物馆集刊》，1987年第4期，第312—332页）

佛教八吉祥最初源于古代印度文化，在早期佛教绘画与造型艺术中，八吉祥图饰大多出现在佛祖释迦牟尼成佛图中，或装饰于象征释迦的双足图案中。它最早传入中国的地区可能就要数西藏了，内地开始流行八吉祥图饰比较晚，大致是在元代。元朝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因而八吉祥随着藏传佛教的流传而为人们所普遍熟悉，但那时主要用于佛教活动。

朱元璋建立明朝时虽然一反元制，但在治藏问题和宗教信仰方面却基本上延续了元代的做法，加上明前期皇帝都崇信藏传佛教，故而使得明代前期藏传佛教依然大行其道，伴随之，在中国内地已流传的佛教八吉祥突破了佛教活动的范畴，加上它与中国本土的趋吉避害心理相通，所以其更为人们所乐意接受。明初朱元璋甚至规定将八吉祥作为他诸子亲王府宫殿上的装潢图饰。

《明实录》载：洪武四年春正月戊子日，“（朱元璋）命中书定议亲王宫殿制度，工部尚书张允等议，凡王城高二丈九尺五寸，下阔六丈，上阔二丈，女墙高五尺五寸，城河阔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九寸五分，月台高五尺九寸五分，正门台高四尺九寸五分，廊房地高二尺五寸，王宫门地高三尺二寸五分，后宫地高三尺二寸五分，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饰以青绿点金，廊房饰以青黑。四城正门，以红漆，金涂铜钉。宫殿窠栱攒顶，中画蟠螭，饰以金，边画八吉祥花。前后殿座，用红漆金，蟠螭帐，用红销金，蟠螭座后壁，则画蟠螭、彩云，立社稷山川坛于王城内之西南，宗庙于王城内之东南，其彩画蟠螭改为龙，从之。”（《明太祖实录》卷60）

《明史》载，明初定“亲王府制：洪武四年定，城高二丈九尺，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饰以青绿点金，廊房饰以青黛。四城正门，以丹漆，金涂铜钉。宫殿窠栱攒顶，中画蟠螭，饰以金，边画八吉祥花。”（《明史·舆服四》卷68，志第44）

那么明前期的八吉祥呈现出什么的特征？杨鸿姣在《明代藏传佛教八吉祥纹样在汉地的传播及其风格演变》一文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证与论述。他指出：法轮在元代是花轮，到了明初变化成八辐或六辐轮；法螺在明初更加注重对细节的刻画，尤其是对尾部旋进的内部结构的表现；宝伞在明初以继承元代风格的捆住型居多，但相对于元代则更加华丽，较突出流苏和帷幔；明初莲花花瓣排列较为密集，装饰性增加；一对金鱼呈对称式布局，等等。“吉祥结在永乐时期还保留元代的上下成尖状的特征，宣德时期则演变为上下各有一结的形制，这一形制被后世所承袭，成为吉祥结的固定样式，直至现代的中国结也与此一脉相承。此外，在汉地八吉祥图形中，飘带自永乐时期开始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杨鸿姣：《明代藏传佛教八吉祥纹样在汉地的传播及其风格演变》，载《西藏艺术研究》，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网站2008年11月5日发布）

如果我们将上述明朝早期八吉祥的这些特征用来考察和研究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中的佛教图饰的话，都能一一找到相对应的答案（参见图8 宁德华严寺袈裟八吉祥图饰）。该袈裟的法轮是六辐轮，法螺尾部旋进结构刻画细腻、形象，流苏与帷幔装饰下的宝伞正被捆着，还有起到点缀作用的飘带自然流畅……不过由于年代久远与破损的缘故，袈裟上的宝瓶之类的个别法物，我们现代人很难辨别清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认定：该云锦袈裟应该是明代早期的一件法衣。

另据云锦研究专家的研究表明，华严寺云锦袈裟为明永乐以前制作的。2009年6、7月间，各媒体相继报道：“南京云锦研究所设计室主任、云锦研究专家张洪宝介绍说，南京云锦研究所曾为北京十三陵（管理处）复制过多件龙袍……宁德支提寺（即华严寺，笔者注）提出能否为该寺复制一件寺里珍藏的明代云锦袈裟。经鉴定，这件袈裟是明永乐之前制作的。”（《支提云锦袈裟惊世人》，载《福建日报网》，2009年7月31日《电子商务平台网站》和2009年《福建省档案局网站》；《南京为少林寺造云锦袈裟 明代云锦袈裟明年复制成功》，载2009年6月7日《扬子晚报网》）

图8 宁德华严寺袈裟八吉祥图饰

佛教图饰在华严寺云锦袈裟整体中不占主导，说明袈裟主人身份很特别？

佛教卐（卍）字与狮子（又像麒麟）图饰

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上还有佛教内涵题材的就要数卐字图案与狮子（又像麒麟）图饰。在该云锦袈裟的上方横幅下的左右对称的地方，有两个小方块的佛教题材的图饰——六瓣花形内狮子（又像麒麟）图案，中间杂以佛教卍字如意云纹相间（参见图9 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佛教卐（卍）字与狮子图饰图饰），如此位置之图饰咋看起来还真让人看不清，这意味着华严寺云锦袈裟中佛教题材的图案是辅助性质的？更有3块分散的八吉祥图饰加上这2小块佛教卐字与狮子（又像麒麟）相间的图饰几乎构成华严寺云锦袈裟佛教题材内容的全部，其所“占据面积”可能是整个袈裟的1∕20还不到，且在整个袈裟的图饰中显得微不足道，这一切似乎是在告诉人们：袈裟主人或置办者拥有较少的出世意识或迫不得已出家或作为装饰点缀？由此笔者联想到明中都鼓楼上的卍字，中都凤阳是大明帝国都城之一，亦即非佛教圣地，但它的鼓楼上居然用着大大的卍字，看来明初卍字是表达万事吉祥如意的一种心愿，当然也不排除宗教性质在内。但如果我们将袈裟上的卍字与狮子（又像麒麟）图饰相间在整个袈裟中所占据的位置与“面积”综合起来分析，笔者认为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图饰所要表现的主题应该是以非出世内涵为主，如果再将明代早期佛教八吉祥图饰之特征用来考察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定，该袈裟的主人应是明代早期之人，而且他的身份还很特别？那么他究竟是谁？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该袈裟的缘边图饰是什么？

图9 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佛教卐（卍）字与狮子图饰图饰）

宁德华严寺袈裟缘边图饰至少向世人“表明”：该袈裟与大明皇家有关的。

袈裟的左边和右边皆为云龙文图案，这说明该袈裟与大明皇家有关？

宁德华严寺袈裟最左边的一长条云锦上绣有20条小五爪龙，其中间是云纹；最右边一长条云锦上绣有约22条小五爪龙，其中间也是云纹，左右形成对称，这是典型的传统中国人审美情趣；而最吸引笔者注意的是其云龙纹饰边，由于生活在南京，笔者经常上明孝陵和明故宫，那里残存的大明皇家殿陛上的石刻云龙纹早已深深地镌刻在脑海里，所以当笔者在宁德华严寺见到袈裟上的云龙纹图饰时就不由自主地发问：这袈裟会不会是大明皇家的？

翻阅《明史》，其清楚地记载着，整个明代对于舆服的制作要求和“享用”等方面都有极为严格的规定。能够享用云龙纹舆服的第一号人物当数大明天子了。除了龙袍，皇帝坐的轿子上也应有云龙装饰。“大辂，高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广八尺二寸五分。……辂亭高六尺七寸九分，四柱长五尺八寸四分。槛座皆红髹。前二柱戗金，柱首宝相花，中云龙文，下龟文锦。”（《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以青饰辂盖，亭内贴金斗拱，承红髹匡宝盖，斗以八顶，冒以黄绮，谓之黄屋；中并四周绣五彩云龙九。天轮三层，皆红髹，上安雕木贴金边耀叶板八十一片，内绿地雕木贴金云龙文三层，间绘五彩云衬板八十一片。盘下四周，黄铜钉装，施黄绮沥水三层，每层八十一摺，间绣五彩云龙文。四角垂青绮络带，各绣五彩云升龙。圆盘四角连辂坐板，用攀顶黄线圆条，并贴金木鱼。”（《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玉辂，亦驾以二象，制如大辂，而无平盘下十二槅之饰。辂亭前二柱，饰以搏换贴金升龙。屏风后无上四槅云龙及云板之饰。天轮内用青地雕木饰玉色云龙文。而太常旗及踏梯、行马之类，悉与大辂同。”（《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除此之外，皇帝衣服外面的饰品如玉钩、玉带之类也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史书记载：“皇帝冕服……玉钩二。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冲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瑑饰云龙文描金。……”（《明史·舆服二》卷66，志第42）

第二个可以享用云龙纹服饰的是皇后，“皇后冠服：洪武三年定，受册、谒庙、朝会，服礼服。其冠圆匡，冒以翡翠，上饰九龙四凤，大花十二树，小花数如之。两博鬓十二钿。祎衣，深青绘翟，赤质，五色十二等。素纱中单，黻领，朱罗縠逯襈裾。蔽膝随衣色，以緅为领缘，用翟为章三等。大带随衣色，朱里纰其外，上以朱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玉革带。青袜、青舄，以金饰。永乐三年定制，其冠饰翠龙九，金凤四，中一龙衔大珠一，上有翠盖，下垂珠结，馀皆口衔珠滴，珠翠云四十片，大珠花、小珠花数如旧。三博鬓，饰以金龙、翠云，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饰珠宝钿花十二，翠钿如其数。托里金口圈一副。珠翠面花五事。珠排环一对。皂罗额子一，描金龙文，用珠二十一。翟衣，深青，织翟文十有二等，间以小轮花。红领褾襈裾，织金云龙文。中单，玉色纱为之，红领褾襈裾，织黻文十三。蔽膝随衣色，织翟为章三等，间以小轮花四，以緅为领缘，织金云龙文。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瑑谷文，黄绮约其下，韬以黄囊，金龙文。玉革带，青绮鞓，描金云龙文，玉事件十，金事件四。大带，表里俱青红相半，末纯红，下垂织金云龙文，上朱缘，下绿缘，青绮副带一。绶五采，黄、赤、白、缥、绿，纁质，间施二玉环，皆织成。小绶三，色同大绶。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冲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瑑饰云龙文描金；自珩而下，系组五，贯以玉珠，行则冲牙二滴与二璜相触有声；上有金钩，有小绶五采以副之，纁质，织成。青袜舄，饰以描金云龙，皂纯，每舄首加珠五颗。”（《明史·舆服二》卷66，志第42）

第三个可以享用云龙纹舆服的是皇太子，“皇太子金辂，高一丈二尺二寸有奇，广八尺九寸。辕长一丈九尺五寸。……辂亭高六尺四寸有奇，红髹四柱，长五尺四寸。……亭内周围青斗拱，承以丹漆匡，宝盖斗以八顶，冒以红绮，顶心绣云龙，馀绣五彩云文。天轮三层皆红髹，上雕木贴金边耀叶板七十二片，内饰青地雕木贴金云龙文三层，间绘五彩云衬板七十二片，四周黄铜装钉。上施红绮沥水三层，每层七十二摺，间绣五彩云龙文。四角之饰与大辂同，第圆条用红线。”（《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第四个可以享用云龙纹服饰的是皇太子妃，“皇太子妃冠服：洪武三年定，礼服与皇妃同。永乐三年更定，九翚四凤冠，漆竹丝为匡，冒以翡翠，上饰翠翚九、金凤四，皆口衔珠滴。珠翠云四十片，大珠花九树，小珠花数如之。双博鬓，饰以鸾凤，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饰珠宝钿花九，翠钿如其数。托里金口圈一副。珠翠面花五事。珠排环一对。珠皂罗额子一，描金凤文，用珠二十一。翟衣，青质，织翟文九等，间以小轮花。红领褾襈裾，织金云龙文。中单玉色纱为之。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明史·舆服二》卷66，志第42）

总之，从《明史》的记载来看，在大明帝国能够享用云龙纹舆服的只有四个人，即皇帝、皇后、皇太子、皇太子妃。我们将之再概括一下，即只有皇帝与其配偶和皇帝接班人及其配偶才能享用云龙图饰的舆服，而福建宁德华严寺袈裟左右两边长条云锦上偏偏是云龙纹，难道这是巧合？或言这云锦袈裟就是大明皇帝或皇家的？笔者不敢妄断。

图10 宁德华严寺袈裟左右花条边上的云龙纹

袈裟的最下方22个灯笼里绣有“福寿”的字样，居然在《明史》上有“对应出处”。

再看华严寺袈裟最下边上的那些并立而排的22个灯笼，仅粗看看除了灯笼还是灯笼，好像什么信息也没有，但若你仔细察看的话，就会发现其内有各式字体的“福寿”两字，那它们在大明皇家有无“对应出处”？

《明史·舆服志》“大辂”（皇帝坐的大轿子）条中这样说道：“大辂，……亭内黄线条编红髹匡软座，下莲花坠石，上施花毯、红锦褥席、红髹坐椅。靠背上雕描金云龙一，下雕云板一，红髹福寿板一，并褥。椅中黄织金椅靠坐褥，四围椅裙，施黄绮帷幔。”（《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大明皇帝的人力轿子上也有“福寿板”，“轿者，肩行之车。……其制（明制），（皇帝轿子）高六尺九寸有奇。……轿杠二，前后以镀金铜龙头、龙尾装钉，有黄绒坠角索。四周红髹板，左右门二，用镀金铜钉铰。轿内红髹匡坐椅一，福寿板一并褥。椅内黄织金绮靠坐褥，四周椅裙，下铺席并踏褥。有黄绢轿衣、油绢雨衣各一，青毡衣，红毡缘条云子。（《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大明皇后的大辂上也有“福寿板”，“皇后辂：一，高一丈一尺三寸有奇，平盘。……辂亭高五尺八寸有奇，红髹四柱。槛座上沉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前左右有门，高四尺五寸有奇，广二尺四寸有奇。门旁沉香色线金菱花槅各二，下条环板，有明栨，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后红髹五山屏风，戗金鸾凤云文，屏上红髹板，戗金云文，中装雕木浑贴金凤一。屏后红髹板，俱用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亭底红髹，上施红花毯、红锦褥席、红髹坐椅一。靠背雕木线金五彩装凤一，上下香草云板各一，红福寿板一并褥。椅中黄织金绮靠坐褥，四周有椅裙，施黄绮帷幔。（或黄线罗。）”（《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查遍整个《明史》记载，能够享用“福寿”字样舆服的只有两人，即皇帝和皇后。由此看来，华严寺袈裟周边饰以云龙纹图案和下方22个灯笼内绣上“福寿”字样都似乎是在“暗示”人们：这不是一件普通的袈裟，而是极有可能与大明帝国皇家有关！

概之，鉴于上述几个因素，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福建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与大明皇家有关。

图11 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上的灯笼

宁德华严寺“九五之尊”龙饰主题云锦袈裟向世人“表明”：它与大明皇帝有关的。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社会，有龙饰物就与皇家有关。尤其是明代对龙凤图饰的使用极为讲究，规制也极为严格。

洪武三年八月丁丑，“诏中书省，申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黄色为饰及彩画古先帝王、后、妃、圣贤人物故事、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之形，如旧有者，限百日内毁之。”（《明太祖实录》卷55）

洪武四年二月壬申，“上将幸临濠，谕中书省臣，制：‘奉先殿、四代帝、后、神主及龛，须精致。’朕还日，视其成。礼部遂奏：‘神主之制，高一尺二寸，阔四寸，趺高二寸，用木为之饰，以金镂、以青字，神龛高二尺，阔二尺，趺高四寸，朱漆镂金，龙凤花板开二窗，施红纱，侧用金铜环，内织金文绮为藉。’从之。”（《明太祖实录》卷61）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己未，朱元璋“诏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诸儒臣，参考历代礼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官民人等所用金银、磁碇等器，并不许制造龙凤文，及僣用金酒樽、椅桌、木器之类，亦不许用朱红金饰。公侯伯至二品，酒注酒盏用金，余用银，三品至五品酒盏许用金，余用银；六品以下酒器许用银，庶民酒注用锡，酒盏用银，余用磁漆。官民人等所用床榻，不许雕刻龙凤并朱红金饰，床帐不许用玄、黄、紫及织绣龙凤文。”（《明太祖实录》卷209）

《明史》载：“明初俭德开基，宫殿落成，不用文石甃地。以此坊民，武臣犹有饰金龙于床幔，马厩用九五间数，而豪民亦或熔金为酒器，饰以玉珠。太祖皆重惩其弊。”（《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上述史料明确告诉人们，明初太祖立制：擅用金龙图饰和“九五”礼数要以重罪论处。

明代“胡蓝大狱”的“原始”审讯记录——《逆臣录》载：当年大明中青代大将军蓝玉之所以最终被杀就是因为有人控告蓝玉在自己的裤子膝盖处绣有龙饰图案，有谋反之嫌。

朱元璋的心腹大将廖永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最终走上了不归路，“（洪武）八年三月，（廖永忠）坐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賜死。”（《明史·廖永忠传》卷129）

洪武时代惟一杀剩的两位开国侯爷之一、建文朝第一次北伐统帅耿炳文一生小心谨慎、忠君为臣，但在“建文”转向“永乐”的那个血雨腥风的非常年代里，最终他还是被按上了逾制擅用龙凤图饰之罪名而被迫自绝。史载：“燕王稱帝之明年，刑部尚書鄭賜、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鞓，僭妄不道。炳文懼，自殺。”（《明史·耿炳文传》卷130）

以上都是明初之事，那么明中叶以后对严禁龙凤之类图饰的使用执行得怎么样？

明代后期著名的文人学者沈德符给今人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今揆地諸公多賜蟒衣，而最貴蒙恩者，多得坐蟒。則正面全身，居然上所御袞龍。往時惟司禮首榼常得之，今華亭、江陵諸公而後，不勝紀矣。按正統十二年，上御奉天門，命工部官曰：「官民服式，俱有定制。今有織繡蟒、龍、飛魚、門牛、違禁花樣者，工匠處斬，家口發邊衛充軍。服用之人，重罪不宥。」弘治元年，都御史邊鏞奏禁蟒衣云：「品官未聞蟒衣之制，諸諳書皆云蟒者大蛇，非龍類。蟒無足無角，龍則角足皆具。今蟒衣皆龍形。宜令內外官有賜者俱繳進，內外機房不許織。違者坐以法。」孝宗是之，著為令。蓋上禁之固嚴。但賜賚屢加，全與詔旨矛盾，亦安能禁絕也！”（【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蟒衣》卷1，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P22）

这段史料是说：正统十二年，明英宗曾在北京明皇宫的奉天殿下诏谕给大明工部，严令帝国臣民必须要遵照服舆的“祖制”规定，凡是在衣服上绣有蟒、龍、飛魚、門牛以及其他違禁图饰的，制作工匠要论罪处斩，工匠的家族成员要发往边疆卫所去充军；而穿用此类严重违禁的服饰者更是重罪不饶。严禁服舆“违制”大约执行了几十年，到了明孝宗时，违禁之风又“卷土重来”。弘治元年，都御史邊鏞给明孝宗上奏，要求严禁蟒衣，理由是当时的蟒衣上制作的“蟒”很像龙，他指出了蟒与龙之间的差别，蟒是没角没脚的，而龙是既有角又有脚。明孝宗是个有道之君，当即准了都御史邊鏞所奏，诏令天下，凡是乱用蟒衣者，或以假乱真者，要以国法论处。但随后不久，皇帝赏赐的蟒衣逐渐多了起来，这本身就与先前孝宗的诏令相抵牾。大约到了明代后期，皇帝赐给大臣的蟒衣更是屡见不鲜。但即使这样，就连最受皇帝厚爱的大臣也最“多得坐蟒”。

沈德符对有明一代蟒服的实际使用状况之考察使我们看到：尽管蟒服在明代中后期大行其道，但它毕竟不是“龙袍”，因为蟒与龙是有着很大的区别，即有无角和脚的问题。

而笔者在福建宁德华严寺见到的那件云锦袈裟不仅布满了各种“走势”的龙纹：如正中偏上有两个“蓝地逐珠龙纹”、中偏下有“黄地夔龙团花纹”、正上现有六个“金地龙赶珠纹”，等等，而且它们都是有角有脚的，绝非是蟒衣，由此，笔者进一步认定，该袈裟为皇家或皇帝所享用。

问题在于皇家与皇帝不是同一概念，那会不会该袈裟是某个大明皇室成员的？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再来看看该袈裟的主题图饰向人们诉述了什么？

华严寺袈裟除了两边饰以云龙纹的2长条云锦以外，从左到右约有13长条，再加上正上方1长条，共计约有14条云锦，由此形成了该袈裟的主题图饰——“九五之尊”的龙饰图案。（参见彩图：宁德华严寺袈裟整体图）其正中间间隔分布着5条张牙舞爪的五爪龙（该袈裟右下方有一三角形褶皱，平放时其内3条龙常被遮住），它们大致有我们成年人的拳头那么大，而在整个5条五爪龙的上边即袈裟的“横幅”上，笔者曾与南京大学潘群教授反复数了几遍，却只有6条与正中间5条五爪龙差不多大小的五爪龙。当时笔者一时纳闷：怎么会是6这个数，但在仔细观察之后发现，“横幅”上的6条五爪龙并不居中，而是靠右了，若按照居中去比划的话，那么“横幅”上6条五爪龙的左边应该还有3条五爪龙的位置已经被黄色丝绸“补”住了。据此，笔者认定，此袈裟原本“横幅”上应该有9条五爪龙。

以上所论是将该袈裟平放时所呈现的图饰情景，那么要是将该袈裟穿在身上又将出现何状？笔者当即就向华严寺现代理住持慧净法师提出了这样的请求，但没想到他不同意，住持的解释是，华严寺曾有口头相传的规矩，除非是有着特别德行的高僧，一般住持和方丈都不能穿此特别的袈裟，幸好陪同笔者的统战部杨部长在旁，他帮助笔者向住持作了说明：“因研究之需要，您就试着穿一下吧！”住持碍于情面，就为笔者穿起了袈裟。

当慧净住持穿好袈裟时，笔者一下子愣住了，原本“横幅”上的那9条五爪龙顿时“跑到”住持的领子周围，原先袈裟右下方一三角形褶皱处平放时被遮住的3条龙此时却全“跑”了出来，笔者当即对慧净住持身上袈裟的正面与背面所“露”出的五爪龙数了数，恰巧又是5条。更为巧合的是，整个袈裟披在身上时那9条龙与5条龙之分布格局与清朝乾隆帝年轻时的正装画像有着较大的相似（清代皇帝画像较多为西方传教士所作，其写实主义成份极高——详见马渭源：《论明清西画东渐及其与苏州“仿泰西”版画的出版、传播》和《论西画东渐对明清中华帝国社会的影响》，澳门《中西文化研究》2007年第2期与2009年第1期）

图12 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上正中间的蓝地逐珠龙纹）

图13 华严寺云锦袈裟右下方一三角形褶皱处平放时被遮住的3条赶珠五爪金龙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九五之数”的是人世间的最高礼数，只有皇帝才能享用，不得任意造次，尤其自明代开始对其规定更为讲究、更为严格。

据《明太祖实录》所载：洪武三年，定朝会宴享乐舞之数。其中有首歌颂皇帝朱元璋的曲子《风云会》，它是这样唱的：“天眷顾，淮西真人起布衣，正乾刚九五，龙飞驾驭，英雄收俊杰，承永命布皇威，一剑立鸿基，三军拥义旗，望云霓四海人归，整顿乾坤，除暴虐，歌圣德，庆雍熙。”（《明太祖实录》卷56）

洪武六年六月辛巳，“中都皇城成高三丈九尺五寸，女墙高五尺九寸五分，共高四丈五尺四寸五分，午门、东华门、西华门城楼台基俱高五尺九分，午门东南西南角楼台基与城楼台基同，玄武门城楼台基高五尺九寸五分，其东北西北角楼台基亦与城楼台基同。御道踏级文用九龙四凤云朵，丹陛前御道文用龙凤、海马、海水、云朵，城河坝砖脚五尺，以生铁镕灌之。”（《明太祖实录》卷之八十三）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己未，朱元璋“诏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诸儒臣，参考历代礼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其官民房屋并不许盖造九五间数，及歇山、转角、重檐、重栱，绘画藻井、朱红门窗，其楼房不在重檐之例。公、侯、伯前厅、中堂、后堂各七间门，屋三间，俱用黑板瓦盖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栱檐桶彩色绘饰，门窗枋柱俱用黑漆油饰，……”（《明太祖实录》卷209）

具体到舆服，据《明史·舆服志》等史料所载，能享用“九五礼数”之龙饰舆服的也只有贵为人极之主了。皇帝的大辂亭、卤簿大驾等都是如此规制：“以青饰辂盖，亭内贴金斗拱，承红髹匡宝盖，斗以八顶，冒以黄绮，谓之黄屋；中并四周绣五彩云龙九。”（《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洪武）二十六年，（大明）始定卤簿大驾之制。玉辂一，大辂一，九龙车一，步辇一。”（《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甚至连皇帝的舆服一类的制作尺码也得严格遵循“九五礼数”，“大马辇，……其制，高一丈二尺五寸九分，广八尺九寸五分，辕长二丈五寸有奇，辇座高三尺四寸有奇，馀同大辂。”（《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如果乱用礼数那是要受到非常的处置。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礼制集要》成。先是，上谓翰林学士刘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来，累命儒臣历考旧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为条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谋为不轨，僣用黄罗帐幔，饰以金龙凤文，迩者逆贼蓝玉，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龙，又铸金爵以为饮器，家奴至于数百，马坊、廊房悉用九五间数，而苏州府民顾常亦用金造酒器，饰以珠玉、宝石，僣乱如此，杀身亡家。尔等宜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第，编类成书，申明禁制，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僣用者，必寘之法，成造之人，如之。至是书成，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伞盖、床帐、弓矢、鞍辔、仪从、奴婢、俸禄、奏启、本式、署押、体式、服制，颁布中外。’”（《明太祖高实录》卷243）

朱元璋讲因为宰相胡惟庸家里帐幔用了金龙凤纹，大将军蓝玉不仅床帐、护膝用了金龙图饰，而且他家在建造马坊、廊房时还用了九五间数，如等违制，只能招来杀身亡家了。由此说来，“九五礼数”只能是皇帝享用，其他任何人要是乱用了都要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置。

而华严寺袈裟的主题图饰恰恰就具有“九五”礼数，在它们的中间间隔性地排列着许多饰有九蟒的长条云锦。而最为重要的是，与饰有九蟒的长条云锦相间的还有那9条五爪龙和5条五爪龙有规律地分别居正上与正中位置，谁敢享用这等“九五之尊”龙饰主题的袈裟？只有皇帝了！至于其他皇室成员根本就没资格享用，更别提文臣武将了。由此，笔者认为，该袈裟必定与大明皇帝有关或为皇帝享用。

万历朝官方史书和明万历年间支提寺重建目击者谢肇淛所作的“碑记”等告诉我们：支提寺五爪龙袈裟不是万历朝明廷所赐的！

看了上述考证，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会不会这件袈裟是哪个高僧或道士的？

根据《明史》所载“僧道服：洪武十四年定，禅僧，茶褐常服，青绦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绦浅红袈裟。教僧，皂常服，黑绦浅红袈裟。僧官如之。惟僧录司官袈裟，绿文及环皆饰以金。道士，常服青法服，朝衣皆赤，道官亦如之。惟道录司官法服、朝服，绿文饰金。凡在京道官，红道衣，金襕，木简。在外道官，红道衣，木简，不用金襕。道士，青道服，木简。”（《明史·舆服三》卷67，志第43）

我们否定了华严寺袈裟为高僧服或道士服，可能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会不会是大明皇家赐给哪个高僧的？

2010年2月1日《扬子晚报》一整版发表了《华严寺金龙袈裟不是建文帝的》一文，全文较长，从标题来看真可谓大吸眼球，但仔细阅读后却令人十分失望，该文中居然没有一条确实与可靠的依据，纯凭直觉感官得出了结论，其所要表达的一个中心意思是，现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是明万历皇帝御赐给大迁国师的。文中说：“华严寺史称支提寺，在《支提寺志》中明确记载着，这件紫衣袈裟为明万历皇帝御赐给当时的主持大迁国师的袈裟，一共四件，如今只保留下独此一件。”“从龙的纹样看，与明初早期的龙纹有所区别。应该是明中期的龙纹图案。而五爪龙出现在袈裟上，不一定证明就是皇帝穿的，三爪龙、两爪龙，反而皇帝龙袍上会有的。”“从这些纹样看，与北京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龙袍纹十分相似，证明确实是万历年间的东西。”（载《扬子晚报》2010年2月1日A4版）

那么依据呢？文中提到的唯一可查询的依据叫《支提寺志》，但据目前公开出版的该书压根儿就不叫这名，而叫《宁德支提寺图志》，因为该书除了文字外还有一张大图，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8年8月第1次出版，它为清康熙年间贡生崔嵸等人编写；文中第二大常识性错误是说大迁为“主持”，而就实应该是“住持”，连“主持”与“住持”这类基本知识都没有搞清楚，让人看了不能不晕；第三处常识性错误是说大迁为国师。明朝对藏传佛教领袖有封国师的称号，但笔者孤陋寡闻，却从未听说过明朝对内地佛教领袖有这样的隆遇。要不然福建一下也变成了藏传佛教特区的不成？

对于国师及其以上的封号之讲究，是明初几代皇帝手里定型的，主要受封的是藏区宗教领袖，在此，笔者将明初60～70年间封赏国师以上的僧官尊号列表如下：

明初60～70年大明朝廷封赏的藏区国师以上高级僧官简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明初60～70年间大明朝廷从未封过一个内地高僧为国师或国师以上的高级僧官，那么明中后期呐？尤其是万历朝有没有封赏过什么叫大迁的高僧为国师？翻阅596卷的《明神宗实录》，其内出现“国师”字样的共计34处。不过遗憾的是，里边并没有《扬子晚报》那位记者先生和他所采访的“专家”所想象的什么大迁国师，讲的全是藏区高僧那些事。（可查《明神宗实录》卷1～卷596）

撇开种种硬伤，我们再来说说“现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为明万历皇帝所赐”论者的主要依据，即清朝康熙时期崔嵸编写的《支提山图志》中的有关章节，笔者不妨将它录下公布给广大的读者朋友：

该书第二卷“寺”部分记述了这样的信息：“至万历元年，北京吉祥寺大迁和尚感明肃皇太后兆梦事，以礼敕命中兴，赐额‘万寿禅寺’。其规制自髻发脉，三折而下为祖堂、为大雄宝殿，左为伽蓝堂，右为祖师堂，东西两廊连于钟鼓二楼，前为天王殿。殿下甬道距山门长可百武，一时殿阁寮舍备极雄丽。十八年春，迁师诣京复命，太后迎居慈寿寺。八阅月，请乞还山，敕赐全藏六百七十八函，金冠一顶、五爪金龙紫衣一袭、黄盖一把、御杖、金瓜锤、龙凤旗各一付。十九年，抚院赵公参鲁以支提居万山中，艰于祝诵，提请于朝，遵旨奉龙藏及御器并师于本省开元寺供养。师惮应接，诸宰官捐修升山寺为师宴息之所，委藏务于护藏日新法师。二十五年，皇太后遣内官张文赉赐渗金大毗卢一尊，绕座千佛，重一千斤，供大殿中。二十七年，神宗显皇帝体圣母意，钦差御马监太监赵永复赉赐全藏镇山。”（【清】崔嵸：《宁德支提寺图志》卷之二，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P15）

有关中兴大迁和尚，崔嵸这样介绍说：“中兴大迁和尚 师讳圆慧，大迁其字也。北京左护卫指挥杨公邦卿少子。年十九依本京吉祥寺翠峰禅师披剃受具……万历元年，兹（应为慈，笔者校）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一夕梦僧人导至东南支提山，礼天冠菩萨，及醒，命中使图迹僧仪，唯师酷肖梦中，召见称懿旨，事以师礼，因敕入闽中兴梵刹。时支提遭钟奎之诬，寺毁僧散，守山僧一阳，志存兴复，力不从心。先是，阳公梦赤虬绕树之祥，适师奉命来山，喜符夙愿，力任兴造之役。师遂命工度材，凡七载告竣。殿宇廊庑焕然一新。其时，三山王参知应钟、林方伯懋和诣师征诘奥义，赞赏不已。及当道刘中丞尧悔、商直指为正、郑观察善及诸藩臬大臣、乡搢（应为缙，笔者校）绅先生，莫不延之上席，以及海内缁素望风皈向参请，殆无虚日，座下恒绕数千指。至十八年，诣京复命，皇太后迎居慈寿寺，遣近侍张近朝左右供奉。未几，请乞还山，太后传旨云：‘是山皆有寺，何处不为家？’复留八阅月，赐金冠、黄伞、紫衣、御杖，遣替僧万安赉赐龙藏并随藏器物种种，悉备镇山，甚隆宠也。越三年，诣阕谢恩，太后传旨慰劳。居五阅月奏归，乃赐紫衣四袭，敕中使王文送至江南。……”（【清】崔嵸：《宁德支提寺图志》卷之三，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P30-31）

上述两段文字记载中主要有这样几个信息：第一，明万历时有个叫大迁的和尚受皇家之命到宁德来重新建造支提寺，时间是在万历十八年以前；第二，大明皇家两次赐给大迁和尚紫衣袈裟，共计五袭；第三，万历十八年左右，明神宗母亲慈圣皇太后曾赐藏经六百七十八函；第四，万历二十五年后慈圣皇太后“遣内官张文赉赐渗金大毗卢一尊，绕座千佛，重一千斤，供大殿中。”

那么清代人崔嵸这样的记载是否可靠呢？我们不妨来看看明代中后期学问家、福建八大藏书家、明万历年间支提寺重建目击者谢肇淛在《支提山华藏寺重建佛殿碑记》中是如何说的：“今皇帝御极之元年，大比丘大迁公既以无上法宝引导当途，诸宰官为天冠菩萨重建华藏寺于宁德县之支提山。其后十八年，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以迁和尚道臻觉路，化被海邦，赐藏经六百七十八函。二十五年，复赐渗金大毗卢铜佛一尊。二十七年，皇帝陛下复赐藏经如皇太后。是时和尚已圆寂矣。而高足弟子明启住持当山，实膺二圣敕命。先是，和尚之建寺也，特以安处徒众，修习梵业，以故梁栋仅侈于鸟巢，而殿宇远逊于龙藏。及是，则亩苔龛，不足副九重之睿藻；数椽花窟，宁堪奉半满之灵文？于是明启遂与诸僧而燺豁之，而邑侯区君日振与余友今蜀参知曹君学佺离辞题疏，为明启怂恿。明启乃肃恭斋法，为众生植根，遂命佣度材，撤鄙陋而架峥嵘；庚□□而就轮稛。赤犀开杜噜之花；缥瓦响频伽之鸟。慧灯与紫泥而并朗，法云扶绀殿以高张。是盖匪但珍藏御赐之三乘，亦所以恭祝蕃厘于二圣者也。是役也，工始于癸卯夏五月，竣于己酉秋八月。兹者，余以服除，将赴阕下，因为支提之游，明启辈谓余有泉石夙根，乞一言以纪始末。余闻昔日了悟禅师之初入山也，一夕之间，丛林宝堑，忽有忽无；香界僧伽，倏聚倏散，愚者疑为幻化，智者赞为神灵。以余观之，成住□空，不分彼此，旦夕尘劫，何较短长？当宋开宝之初，此寺建于侯王，鸳瓦虬檐，亏蔽云日，何其盛也。及我正德之末，奇祸中于阐提，千门万户列遘郁攸，又何衰也。迁公兴复于前，弟子夸丽于后。此与了悟所见虽殊迟速，然入佛法眼则百千万亿劫又何异于一瞬者乎？但始者起灰烬为化城，既而由化成为宝所。今诸闍黎欲余记其始末，是以宝所为有是所，有是所者则白坏空，是非余所谓宝所也已。”（【明】谢肇淛：《支提山华藏寺重建佛殿碑记》，载《宁德支提寺图志》卷之四，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P45-46）

从这篇《支提山华藏寺重建佛殿碑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谢肇淛是明万历年间支提寺佛殿重建的见证者，文中提到了大明皇家赠送的藏经六百七十八函和渗金大毗卢一尊，但没有说大迁和尚将支提寺修得“殿宇廊庑焕然一新”以及大迁本人“海内缁素望风皈向参请，殆无虚日，座下恒绕数千指”，而是说“和尚之建寺也，特以安处徒众，修习梵业，以故梁栋仅侈于鸟巢，而殿宇远逊于龙藏……”，到了万历十八年以后“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以迁和尚道臻觉路，化被海邦，赐藏经六百七十八函。”更为重要的信息是谢肇淛只字未提到什么五爪龙的袈裟或紫衣袈裟什么的。

那么是不是谢肇淛不识货？绝对不是。

谢肇淛，明中后期福建长乐人，长乐与宁德相距行车2小时左右的路程。有朋友向笔者介绍说，宁德与长乐曾在历史上被划入一个行政区，因此说谢肇淛是宁德当地人或言宁德周围地区人也不为过，当然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更有，谢肇淛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官宦之家，他的原配岳丈郑逑是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官至广东布政司参议，他的继母为明中后期福建文化名人徐勃的姐姐，而谢肇淛本人又是万历二十年进士，他先后在浙江、南京、云南和广西等地为官，天启元年升任广西按察使，第二年又晋升为广西右布政使和左布政使。由此说来谢肇淛是个官位高、见识广的福建名人，他“喜博览，自六经子史，以至象胥、稗虞、方志、地志、农圃、医卜之书无不蓄。”（【明】谢肇淛：《谢肇淛集》，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P2-5）更有他满腹经论，一生著作等身，完全可以堪称明中后期的大学问家，如此之人怎么会连五爪龙的袈裟或紫衣袈裟所包含的价值与荣耀都不懂？相比之下，崔嵸是相距谢肇淛半个多世纪后的清代贡生，无论是治学学问、人生阅历还是社会地位都比不上谢肇淛；再说记述明万历时代的事情难道清代人记述得要比明万历时代的见证人还要可靠吗？打个最为通俗的比方，发生在五六十年前的事情，难道民国时代见证人所了解的还不如当今人们清楚？这是常理，连这样的常理与常识都不知道还谈什么考证宁德支提寺袈裟是哪个朝代？

再说，要是大明皇家真的赐予什么样的重大宝物宝器的话，明代的官史《明实录》应该是有所记载的。万历朝的事比较集中记载在《明神宗实录》中，翻阅没有标点的300多万字、596卷的《明神宗实录》，笔者终于找到了福建宁德支提寺与大迁和尚的相关史料，其仅有两处，今引兹如下：

“万历十九年闰三月丁卯”条载：“福建所属建安、瓯宁、政和、浦城诸铁炉旧已禁开，其宝豊、遂应二银坑邻近有支提寺，奸宄易藏，僧大迁等称奉赐藏经将铜物、旗仗等件贮住，又海上有番僧，欲效香山故事，乞内地建寺，抚臣曹参鲁请将支提寺僧移入省城寺中，并申矿禁，其海上勾番者，分别首从，照私通日本禁例重治。贩广□船许至高州部覆。从之。（《明神宗实录》）卷之二百三十四）

“万历十九年闰三月己丑”条载：“礼部题异端之害，惟佛为甚缘，此辈有白莲、明宗、白云诸教，易以惑世生乱，故禁宜严。近福建有僧妄称钦差，欲重建支提寺，以觊银坑之利。又有番僧亦乞内地造寺，为通番之计，汉上栈道亦复有游僧，妄称差遣，即京师中近有五台僧，自号密藏禅师，潜住惑众，合严行禁逐。上命严逐重治之。”（明神宗实录）卷之二百三十四）

这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明朝具有最高权威性的官方正史记载，两段史料中透露出有关福建宁德支提寺与大迁和尚的信息如下：

第一，“大迁”和尚没有像有人所吹的那么高的地位，更不是当今一些所谓“考证者”与“行家”所热捧的“国师”，《明神宗实录》明明白白地呼他为僧，明朝有国师封号，不过不是大迁这类“僧”所能得到的，只要翻翻《明实录》便可知之。

第二，那个叫“大迁”的和尚奉命欲往宁德，但因为宁德周围有银矿，支提寺和尚都被要求从宁德迁往省城去；

第三，万历十九年“有僧妄称钦差，欲重建支提寺，以觊银坑之利”，万历帝“命严逐重治之。”

第四，大明皇家没给支提寺赠送袈裟，赠送之物为藏经、铜物、旗仗等。

有人看到上述引用的史料“僧大迁等称奉赐藏经将铜物、旗仗等件”中的“等……件”里会不会包含了五爪龙的袈裟或紫衣袈裟什么的？

答案是，不可能！

因为五爪龙的袈裟何等珍贵，一般来说，它不是人臣所能享用得到的！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大明朝号称为两大“宰辅”之一的张居正从万历皇帝或皇太后那里得到了什么御赐之物？

隆庆六年八月己巳，“（万历帝）遣中官赍赐大学士张居正奖谕，敕书一道、银一百两、大红纻丝蟒衣一袭、彩叚四表里，敕略曰：‘天植忠贞，性成渊懿，抱匡世之才略，行以诚心富华国之文章，本于正学，苟利社稷，则无爱发肤，能定国家而不动声色，为朝廷爱惜人材，为祖宗谨守成宪纪纲，繇之振肃，庙社赖以奠安，毕公勤劳四世，盖多弼亮之功，潞公历事三朝，犹执谦恭之节。’居正疏谢，上报闻。”（《明神宗实录》卷4）

万历元年四月丙子，“大学士张居正等□辞广捷升荫不允，温旨嘉之，赐居正银百两、纻丝六表里、调阳六十两四表里，仍各蟒衣一袭。”（《明神宗实录》卷12）

万历元年八月甲寅，“以建元圣寿，赐辅臣张居正银六十两、钞罗、斗牛、蟒衣各一袭，吕调阳银四十两、钞罗、仙鹤衣各一袭，讲官陶大临、丁士羙各银二十两、二品胸背罗衣一袭，陈经邦等四员各银十五两、五品罗衣一袭，正字官二员各银十两、本品罗衣一袭，居正等疏谢，上报闻。”（《明神宗实录》卷16）

万历元年十一月壬辰，“以辅臣张居正六年考绩，赐银五十两、纻丝四表里、钞五千贯、茶饭五卓、羊三只、酒三十瓶，又持谕先生启沃朕心，平治天下功在社稷，兹当六年考满，特于例外加赐银一百两、蟒衣、斗牛各一袭，少示优眷，不必辞。居正疏谢，上复报闻。”（《明神宗实录》卷19）

万历二年五月辛巳，“上（指万历帝）御文华殿讲读时，辅臣张居正偶患腹痛，上知之，手调辣面一器，以赐并辅臣吕调阳，各赐金镶牙著一双同食。”（《明神宗实录》卷25）

万历二年十一月丙子，“上（指万历帝）以圣母慈圣皇太后圣节，赐辅臣张居正等银纻蟒衣有差，讲官丁士美等六员及正字官徐继申等二员各赏次之。”（《明神宗实录》卷31）

万历二年十一月壬午，“以平建州王杲，遣英国公张溶告太庙。辅臣张居正言：‘辽东功次，近年所无总兵为最，巡抚次之，总督又次之，升赏之典宜以此为准，兵部居中调度，亦宜升赉。疏中推叙，臣等实为滥及，决不敢当。’次日，上御皇极殿鸿胪寺宣捷，百官致辞称贺。上手札嘉奖辅臣，欲加升荫，居正等恳辞，准免。各赐银两、表里、大红纻丝蟒衣。”（《明神宗实录》卷31）

万历三年十月辛巳，“上御文华殿讲读。是日，命中官持《论语讲章》，指其中所引《南容三复白圭》一语，出问辅臣：‘白圭何诗也？’辅臣张居正具以诗旨对，中官领以复。上之究心文学如此，赐辅臣张居正貂皮六张，吕调阳、张四维各四张，讲官申时行等各三张。”（《明神宗实录》卷43）

万历三年十一月己亥，“赐圜丘分献陪祀执事管官彩币，又特赐辅臣张居正大红彩织坐蟒胸背纻丝一表里、大红彩织蟒衣膝襕纻丝一表里，吕调阳、张四维各大红彩织仙鹤胸背纻丝一表里、大彩织蟒衣膝襕纻丝一表里，申时行大红金织孔雀胸背纻丝一表里，陈经邦、何雒文、许国、王家屏各大红金织白鹇胸背纻丝一表里，沈一贯大红金织鹭鸶胸背一表里，正字官马继文大红金织白鹇胸背一表里，何初大红金织鹭鸶纻丝一表里。”（《明神宗实录》卷44）

万历三年十一月癸卯，“先是，上出郊视，牲毕，微感风寒，次日当传制誓戒，百官以进药，免朝，旋愈，至日出，诣郊坛，以扈驾赐辅臣张居正金嵌宝石瓢一个、蟒衣带二条、斗牛箧袋一个、刀筯叉三事，……”（《明神宗实录》卷44）

万历五年五月己酉，“初，兵部以罗旁叙功及辅臣张居正等，居正拟票乃差第诸有功者，各赏赉而不及阁臣。是日中官传谕改票来行，于是居正等疏言：‘前已奉旨，以后边功不许叙及辅臣，臣等又岂敢身自犯之？请赐停寝，以安微分。’上乃从之，仍赐居正银百两、蟒衣、彩叚，调阳四维各银币。”（《明神宗实录》卷62）

万历六年正月戊辰，“赐元辅张居正坐蟒、胸背蟒衣各一，次辅吕调阳、张四维等斗牛、蟒衣各一，讲官申时行等本衣各一。”（《明神宗实录》卷71）

万历六年正月癸酉，“初，上践阼即修建慈宁宫，以居圣母。张居正奏言：‘圣龄方幼，慈驾且居乾清，朝夕与处，俟大婚之后，移居未晚。至是，期迫乃还御慈宁，因谕居正曰：‘婚礼在迩，我当还本宫，不得如前看管，先生其敬承之。’仍赐蟒衣、彩叚等物以示意居正。”（《明神宗实录》卷71）

万历六年正月丁卯，“上元节赐辅臣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等酒膳有差。”（《明神宗实录》卷71）

万历六年正月辛未，“赐辅臣张居正脯醢酒果等物。”（《明神宗实录》卷71）

万历六年正月甲戌，“以皇太后还御慈宁宫，赐大学士张居正等银币有差。”（《明神宗实录》卷71）

万历六年正月（己卯）“是日，特赐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等金万喜字及银抹金喜字等物有差。”（《明神宗实录》卷71）

万历六年正月辛巳，“仁圣皇太后万寿节，上御皇极门受群臣朝贺，诣慈庆宫行礼，赐大学士张居正等酒馔。”（《明神宗实录》卷71）

万历六年二月戊申，“以恭视写昭妃宜妃金册，赐张居正等各银二十两、纻丝表里。”（《明神宗实录》卷72）

万历六年三月乙卯，“以册妃礼成，上御皇极门，百官致辞称贺，赐辅臣张居正等各银三十两，纻罗四表里。”（《明神宗实录》卷73）

○万历六年三月戊午，“以恭上两宫徽号礼成，赐辅臣张居正等银币有差。”（《明神宗实录》卷73）

○万历六年三月己未，“以写诏书成，赐辅臣张居正等、中书徐继中等各银币有差。”（《明神宗实录》卷73）

……

张居正是万历帝的老师，又是内阁首辅，可以说贵近人主，万历帝对他是恩宠有加，即使皇太后也对张先生格外礼尊，但是翻遍了300多万字、596卷的《明神宗实录》的每个角落，记载着万历皇帝与皇太后赐给张居正的只是银两、彩币、纻丝表里、美味佳肴、好酒、金嵌宝石瓢、斗牛箧袋、刀筯叉三事、貂皮、金镶牙箸、脯醢酒果、手调辣面，等等，要说最为贵重还有“蟒袍”或言“蟒衣”，而不是“龙袍”或“龙衣”。换句话来说，万历年间即使是贵近人主的宰辅张居正得到皇帝或皇太后的赏赐之物也只是蟒袍或蟒衣，没有龙衣。

而有人说：福建宁德支提寺五爪金龙袈裟是明万历朝廷赐给大迁和尚的，大迁是僧，难道张居正的地位还不如一个僧吗？要不然，万历帝或其母亲犯浑了？

当然，要说龙衣或言龙饰衣服赐给人一例没有，这也太过于绝对。不过只就要看看被赐予对象是谁了？万历朝还真有这么一个特例：

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丁未，“内阁以皇孙诞育拟上各王府书稿礼物等第书稿 皇帝致书叔祖岷王：‘朕仰承昊穹锡佑祖德，垂庥于今年十一月十四日，皇太子第一子生，专书奉报，薄遣仪物，用表亲亲之意，至可收纳。惟叔祖亮之礼物大红织金闪色团龙常服纻丝一袭、纱一袭、罗一袭。叔祖唐王文与礼物俱同，叔沈王、楚王、肃王、蜀王文与礼物俱同，但改惟叔亮之弟潞王、崇王、鲁王、荣王、淮王、襄王、代王、吉王、韩王、庆王文与礼物俱同，但改致书为书与，又改专书以报，又改惟弟亮之侄，周王、赵王、晋王、秦王、德王、衡王、侄孙荆王文与礼物俱同，但改致书为书与，又改专书以报，又改惟王亮之郑世子益、世子靖江王大红织金团龙常服纻丝一袭，文俱同，但改致书为书与，又改专书，以报惟亮之。”（《明神宗实录》卷416）

整个《明神宗实录》只有这么一段史料记载，由此看来能享受“织金团龙常服纻丝”的只有大明皇室成员。换句话来说，万历年间大明皇家成员由皇帝特赐那是可以享用龙饰图案，除此之外，那是严厉禁止的。有史为证：

万历二年十二月乙巳，“礼部覆礼科右给事中梁式题禁左道三条：一曰：‘清祠宇盖寺观庙宇俱载令甲间，有创建必俟奏闻，所以重祠典而端好尚也。今各处大小庵观寺院不可数计矣，而鼎建日繁，募徒相望，规制僣拟于王度，淫祠煽惑，于民风甚非，所以尊主威伐奸萌也，如蒙敕礼部下所司，毁其太甚，罪其擅作，非但民风晓然，各归本业，而奸党渊巢亦彻过半矣；二曰：禁僣踰夫印文，非官长不用，所以示法守；龙凤之制非皇家不用，所以明等威，今寺观焚修疏文，皆用自刻木印，小民进香旗旛等物多绘龙凤，是公符可以摸拟，而禁物可以私造，小民无知窃弄，往往陷于刑辟，臣愚以为禁之，便又徒众广集，崇奉者如市，则私度之禁与夫约省之条，又不可不申明也；三曰：禁香醮，盖小民进香势之所不得禁也，然揭龙旗而鸣金道路，顶香马而混迹妇男不亦甚乎？民间祈禳势之所不得禁也，然悬榜而高筑坛场张盖，而公行衢巷不亦甚乎？异端粉餙，声客以诳惑愚俗，未有如近日之盛也。乞敕下礼部申饬严禁。’俱从之。”（《明神宗实录》卷32）

万历三十二年九月癸亥，“户科都给事中姚文蔚题接凤阳抚臣李三才揭报，税监陈增搜获参随程守训、王惟忠等奇珍异宝、僣逆龙文及家人所供银四十万，惊心骇魄，恨此辈积恶之久而败露之迟，又喜税监能自觉悟而责发之也。但此一事，属人心观望，纪纲存亡，关系不小，前此言者虽多，而增为揜护犹可谓，上未及知，今增自发于地方抚按，会报于阙下，业已形诸邸报，传诸四方矣。夫皇上既已闻且见之，而处置稍不尽法，纪纲全无，反不如未发之为愈也。上命李三才奏内有名人犯，即逮来京追问，不许连累无辜，以安地方。”（《明神宗实录》卷400）

万历四十八年五月乙巳，“礼部右侍郎孙如游上言：‘窃惟徼福免祸者人情也，而巧言祸福以中人心者，左道也。此在白莲、无为等教已两经臣部具题严禁驱逐。近又有红封、大成等教，则避白莲之名，而传其钵，逃无为之号，而广其派，四方各有教首，谬称佛祖，罗致门徒，甚至皇都重地，辄敢团坐，谈经十百，成群环观聚听，且以进香为名，踵接于路，无论舆仗擅龙凤为王法所不容，而旌旗蔽日，金鼓喧天，万一草泽、奸盗或景附以潜藏奴穴细人，或窜入以内应，是玩视之，以为缁衣黄冠之流者，正酝酿之，以成绿林、黄巾之变者也。方今天不悔祸，人皆幸灾，凡枵腹亡命之辈，方苦栖身无处，而左道适为之窟，归附愈多，势焰愈炽，未必无刘福通其人者生心窥伺，而四海兵饷又为辽左征调殆尽，诚恐变出不虞，未易扑也。矧值母后梓宫指日发引都门，内外倍宜周防，窃计乌合匪类必有窝藏寺庙庵观，更为匿奸之薮而城坊厂卫皆有诘奸之司，除臣行文在京、在外地方，但有白莲诸教潜住即加严缉究遣，金鼓旗帜等物追发营伍备用，其游食僧道并窝家严逐连坐，更乞天语申饬中外臣工一体遵行庶法纪肃，而人心正乱萌消而世界清矣。’上是之。”（《明神宗实录》卷594）

人臣、小民甚至宗教界都不得擅自享用龙凤图饰看来还是众所周知的，就是人臣私下里、小民们在敬佛时偷偷地画上了龙凤图案就没事？也不行！“龙凤之制非皇家不用。”（《明神宗实录》卷32）

由此看来，明代自朱元璋起对龙凤的禁忌之执行一直十分严格，即使纲纪松弛的万历时代还是重视龙凤图饰的禁用，连画画也不行！

从上面详实缜密的史实考证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明朝最具有权威性的官方正史记载，还是明代中后期学问家、福建八大藏书家、明万历年间支提寺重建目击者谢肇淛所作的“碑记”都既没说福建宁德支提寺五爪金龙袈裟是明万历朝廷所赐予的，也没说大迁和尚是什么国师，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以后的清代，这一切顿时就“变脸”了，紫衣袈裟顿时“长出”五件了，大迁也变成了慈圣皇太后的师傅了（“事以师礼”语见上引文，【清】崔嵸：《宁德支提寺图志》卷之三，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P30）到了三四百年后的今天在某些“考证研究者”和记者先生那里“僧”大迁又变成了“国师”，如此考证古物古史，实在令人大开眼界。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那就是宁德支提山华严寺保存完好的《宗谱》。

近来笔者有幸查看到了可能是《宁德支提寺图志》的资料来源——宁德华严寺内藏的编撰于清代的《华严寺宗谱》，该《宗谱》中明确记载道：“（万历十八年）圣上敕赐御宝一，赐大藏经六百三十函，敕谕亭一座，内有敕书一封，敕谕碑一座，御藏碑一座，四大部经各一十二部，金带黄凉伞一把，龙凤旗二副，幢旛一十二首，金冠一十二顶，龍棍一副，龙函一副，凤锦条紫衣十二领，凤锦悼帏一十二副，经签一十二双，经袱一十二副，褊衫一十二领，路费银三百两，护藏银五百两，宝号钱二十贯，慈圣母宝象四轴随藏法器全备，钦差太监张护送于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到省城蒙都察院老爷赵可怀启本留藏镇省……”（《华严寺宗谱》今藏宁德霍童支提山华严寺，见图14 《支提山华藏万寿寺宗谱源流考证》照片）

图14 支提山华藏万寿寺宗谱源流考证

“凤锦条紫衣”五字明确指出是凤锦紫衣而不是龙饰主题图案的袈裟。由此看来，后人在编撰《宁德支提寺图志》时至少说是叙述不够精确或不甚严谨，以至于最后以讹传讹了，越说越离谱。最近笔者同潘群先生说起了《宁德支提寺图志》讹误问题，潘老觉得甚为好奇，于是他就仔细查对，居然发现其错误多多，如，P43《由霍林上支提记》目下对谢肇淛的介绍，该书说谢为广东大方伯，大方伯为先秦以后对地方封疆大吏的代称，谢肇淛是明清之际的福建名人，他当过广西右布政，称得上大方伯，但《宁德支提寺图志》将广西右布政说成了广东大方伯，连广东、广西都没有搞清楚，该书的史料价值实在令人质疑。

据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福建宁德支提寺五爪金龙袈裟是明万历朝廷所赐予的，恐言而无据，似讹！

从南京云锦的织法与用料等方面来看：宁德支提寺袈裟不是万历朝的！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从史料上我们已经否定了建宁德支提寺五爪金龙袈裟是明万历朝廷所赐予的，那会不会如某人从云锦织法与用料等角度所作的判断：“从龙的纹样看，（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与明代早期的龙纹有所区别。应该是明代中期的龙纹图案。”“从这些纹样看，与北京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龙袍纹样十分相似，证明确实是万历间的东西。”（蔡震《华严寺金龙袈裟不是建文帝的》，载《扬子晚报》2010年2月1日A4版）

对此，笔者曾请教了南京云锦界的一些老前辈及其后人，其中云锦前辈李章甫的后人李少卿先生等对笔者帮助最大。李老潜心研究南京云锦几十年，但他从不张扬，当笔者登门求教时，他予以了十二分热情的指点。当笔者打开宁德支提寺袈裟视频和展示出相关照片后，李老如数家珍地说道：在云锦学理上，那个八吉祥图案叫做“黄地八吉祥妆花缎”，灯笼图案叫做“蓝地织福寿字灯笼纹”，还有“黄四合如意云纹”与“黄地夔龍团花纹”，等等。从整个袈裟的织法与用料来看，这绝对是件稀世珍宝，都说南京云锦最大的特点是善于用金，而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的用金是相当惊人的，其实这也正是元到明初南京云锦的一大特点；而从织法技术来讲，该云锦袈裟中有“缂丝”，而缂丝盛行于宋到明初，由此可以说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应该是元末明初之物，绝不可能像有人所断言的那样，说它是明中后期万历的，那是另外一种模样。

那么，什么叫“缂丝”？什么叫善于用金？

《辞源》说：“缂丝，即刻丝，宋时之丝织物。刻丝：《鸡肋编》：‘宋人刻丝法起定州，以熟色经於木铮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於经纬之上，合以成文采不相连，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格古要论》：‘刻丝作宋时旧织者白地或青地子织诗词、山水或故事人物、花木、鸟兽，其配色如傅彩。又谓之刻色作。’按《名义考》云：‘刻之义未详，《广韵》：缂乞格切，织纬也。则刻丝之刻本作缂，误作刻。’”（舒新城等主编：《辞海》，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再版，（P1052；P183）

到了元代，由于统治者掌握和控制了一批善织金锦的西域锦绮工，加上元帝国掠夺和占有了大量的黄金，缂丝用金和大量用金成为那时的时尚。《元史·镇海传》说：“先时收天下童男女及工匠，置局宏州。既而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及汴京织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宏州，命镇海世掌焉”。这里所称“西域人”，显然即是宋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说起过的先居秦川为熟户，后为金人徙迁于西北甘肃一带，为人卷发深目，眉修而浓，眼睫以下多虬髯，善捻金线，又会克丝（即刻丝，笔者注）织作的回鹘人。这种织锦工人和中国丝织物的发展，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元代“纳石失”金锦的生产实由之而来（见沈从文先生《龙凤艺术》“织金锦”一文）。（徐仲杰：《南京云锦史》，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P21-22）

对照上述资料，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缂丝技法在元朝似乎逐渐地融入了用金，正在演变成“纳石失”金锦生产，而善于用金的南京云锦是“始于元，而盛于明清”，这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这里必须指出，从总体来讲，南京云锦“到了明代，又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加金‘妆花’的新品种，使其以‘织金’和‘妆花’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品种而闻名，形成了南京提花丝织锦缎自己特有的地方特色。”（徐仲杰：《南京云锦史》，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P19；P14）

而较为详细地说来，即使是同是明代，其初期与中后期，云锦的织法与用料还是有着很大差别的。明代初期主要是沿用元代的“纳石失”织金锦法和人们常说的“刻丝”技术，有史为证。民国版《金陵梵刹志》载：明永乐二十年十月初六日，“上（指朱棣）御奉天门，赐僧道官宴，天下众僧亦在丹墀。宴毕，先赐一如（僧名）刻丝观音菩萨，有旨问云：‘你道是什么？’不敢对，上云：‘我两年摆布的水晶数珠一串’”。（【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钦录集》卷2，现在版的《金陵梵刹志》中可没这段记载，笔者注。有幸在本书第一版临付梓时，潘群教授提供了这段珍贵的史料，在此特谢！）明初史料中提到了“刻丝”织品成了皇帝的御赐之物，由此可见刻丝技术和织金锦法在明初还盛行，那么明中后期呢了？可大不如以前了。南京云锦权威徐仲杰先生说：明代南京织造的锦缎，分起“本色花”（即单色的暗花缎）、“妆花”、“织金”三种类别，以“织金”和“妆花”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代表品种，也是云锦中织造成就很高的主要品种。在特定用途的织物上，还有把起本色暗花与织金同时施织在一件织品上。或把起本色暗花与妆花两种织造方法同织在一件织料上。前者如近年在南京出土的明魏国公徐俌（徐达后裔，明中叶人，笔者注）墓中，殉葬的袍服里有一件起本色暗花的缎袍，胸前的官补则是用织金方法织成。后者如北京十三陵定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殉葬的妆花纱龙袍，在起本色暗花的纱地上，织有十几条姿态不同的五彩妆花云龙，织造工艺之复杂、织品效果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徐仲杰：《南京云锦史》，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P51）

我们将上面所引的徐老之研究成果作个概括：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是本色暗花与妆花两种方法结合织成的，以此再来看看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的用料和织法，据南京云锦界的一些老前辈及其后人所判断，其明显为元末明初的“纳石失”织金锦，两者在织法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再从用料角度来看，据当年参加明万历皇帝龙袍复制的南京云锦研究所的老前辈说，为了完成好复制工作，有人曾拆了北京十三陵定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殉葬的妆花纱龙袍碎片，结果发现其为高级锦缎，根本就不像福建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那样大量用金，换句话来讲，压根儿就不是《扬子晚报》上所说的：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与北京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龙袍纹样十分相似，证明确实是万历间的东西。”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无论是明朝最具有权威性的官方正史记载和明万历年间支提寺重建目击者谢肇淛所作的碑记，还是南京云锦发展史上的用料与织法技术等方面专业知识都告诉我们：宁德支提寺五爪龙云锦袈裟不是明万历时期的，也不是万历朝明廷所赐的！

支提寺五爪龙袈裟也不是清代的

既然如此，那么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到底是哪个朝代？会不会是清代的？

答案是：不会！理由与证据如下：

第一，据目前网上公布且已经定论的四川发现清廷所赐袈裟上的龙饰图案来看，其周边有许多小龙，中间并没有龙，而是布满了佛祖圣像等佛教图饰。（见图15 清廷所赐袈裟图）

图15 清廷所赐袈裟图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宁德华严寺那件袈裟，它几乎“通篇”布有皇家特有的龙饰图案，且其主体图案是具有“九五”礼数之五爪龙。与此相比，佛教图饰所“占据”的位置既小又不显眼，在整个袈裟的图饰中显得微不足道，与清代皇家赐给高僧的法衣规制迥异。

第二，明清云锦用色不同

“从明、清两代御用锦缎的配色技术来看，明代的锦缎配色重活色效果，用色并不多，但色彩的组织配合，非常动人而悦目。清代的配色，重色晕（亦叫润色）的运用和表现，讲究花纹配色的深浅层次变化。如‘妆花’织物上用色非常多，一件织品花纹的配色可达十几色，乃至二、三十种颜色；桃红、粉紫、檀褐等色常用于彩锦中，这在明代的锦缎中是非常少见的。清代的云锦（如‘妆花缎’、‘金宝地’），还擅长将两色金或四色金交织于一件彩锦中，造成了极为辉煌富丽的装饰效果，这在明锦中是不见的。”（徐仲杰：《南京云锦史》，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P54）

清代御用锦缎之所以华艳，一方面是由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云锦业中用金技术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不断地浮槎东来，在宣教传道的同时，不断地传播西洋绘画艺术，并直接地影响到清代宫廷绘画艺术——清宫如意馆中的不少御用画师率先接受写实主义精神的西洋画法，（马渭源：《论西画东渐对明清中华帝国社会的影响》，澳门《中西文化研究》2009年第1期）而清代南京御用云锦不少图案就是直接根据如意馆画师的画稿织成的，因此也就造成了“敢于用色”多少带有西洋画风之味的清代南京御用云锦极为辉煌富丽的装饰效果。

我们以此反观宁德华严寺那件云锦袈裟，其用色不多，搭配悦目，绝没有清代云锦那般鲜艳辉煌，反倒与明代云锦用色如出一辙。

第三，明清云锦用金不同

“明代所用的金线较清代的粗，金线泛赤色，与清代的金线相比，差别很大，色泽也不如清代的悦目。”（徐仲杰：《南京云锦史》，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P54）

这一点我们较容易判定，读者朋友不妨将清代皇帝龙袍与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作个整体比对，你就不难发现，其两者差别甚大，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所用金线较粗一些，整个袈裟呈黄色偏红一点，属于明代云锦用金用色的典型。

第四，明清云锦布势格调不同

“明代的调子深沉凝重，有一种雄壮的气势；清代的调子华美秀丽，配色充满着柔和的情趣，二者的风格迥异，可以一望而知。”（徐仲杰：《南京云锦史》，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P54）而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图饰布势合理，格调高雅，气势雄浑，尤其是它的顶部那现有的六条“逐珠五爪龙”走势雄健，“画神笔法”既老道又深沉凝重，是地道的明代云锦布势格调，与清代云锦大异其趣。

通过上面对明清御赐袈裟的图饰整体布局、明清云锦用色、用金和布势格调等几个方面的差别比较，我们可以肯定：福建宁德支提寺五爪金龙袈裟绝不是清朝的！

至此，我们否定了福建宁德支提寺云锦龙袈裟为明万历的说法，也否定了其为清代的说法。有读者朋友可能要这样问了：那它到底是谁的？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将目光再聚焦到前面对支提寺云锦袈裟整体图饰的分析上来。

华严寺云锦袈裟“出世”，“暴露”建文帝最终出亡秘密

通过上文详实的考据与论证，我们看到，充满神秘色彩的现存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规制特别，迷雾重重，尤其是其“通篇”布有皇家特有的具有“九五”礼数的龙饰主题图案，并占据了整个袈裟的主体位置，其宗旨中透露出强烈的入世信息，而与此相比，佛教的出世信息却被“镶嵌”在入世的主题下，由此笔者认定：华严寺云锦袈裟的主人至少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皇帝；二是和尚。再结合前文考证过的，这是一件与明初皇家或皇帝有关的极品袈裟，综合起来看，华严寺云锦袈裟实物至少向世人透露出了三个关键性的“元素”：

第一，这是一件与明初皇家或皇帝有关的云锦袈裟；

第二，享用该袈裟的主人应该是贵不可言的人间之主——皇帝；

第三，这件袈裟的主人曾经当过皇帝后又当了和尚。

要具备这样三个要件，在大明帝国的列帝中除了建文帝还真找不出第二皇帝来了。

到此为止，有人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华严寺云锦袈裟是建文帝的，看来这是没什么问题了，但为什么它会出现在福建宁德，会不会有人带过去的？

不会！理由是：人们常见的袈裟是怎么“穿”的？确切地说是披在和尚身上的。而华严寺云锦袈裟只有贵不可言之人才可“享用”，一般人是不能也不敢“穿”的，甚至连披一披身上都不敢。因为在传统社会里，谁要“穿用”“九五”礼数的特殊服饰，这就意味着僭制与谋反，其结果是，不仅本人要被处以极刑，而且其家族也要被问罪。上文中所引的胡惟庸、蓝玉等，不就是因为僭制乱用礼数而招来了身杀家亡之大祸！（详见《明太祖高实录》卷243）所以说，除了皇帝亲自“穿用”“九五”礼数的特殊服饰之外，别人是碰也不敢碰的。退一步来说，即使是有人带过去，那也要有相当于皇帝身份的人才能享用啊，这不就反证出建文帝跑到了福建宁德了吗？！

因此说，就从宁德华严寺这件特殊的云锦袈裟“出世”本身而言，它就“暴露”了建文帝最终出亡之秘密。

至此，揭秘600年历史谜案应该可以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但好奇的人们不竟还要问：既然说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了，那他又归藏何处？

笔者认为：距离支提山不远的宁德市金涵畲族乡上金贝山应为建文帝最终魂归地。

上金贝古墓“奇巧”多多，实为明建文帝魂归地

宁德市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原本是一个与外界的交往很不密切的畲族人居住的闽东山区村落。2008年初宁德市委组织部部长郑民生等领导率领大家搞“新农村”建设，来到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深入田间地头展开工作，无意间发现了一座金贝古墓。为此，他们邀请了原福建省博物馆副馆长王振镛等考古专家对它进行勘察，随后认定其为元末明初的僧人墓，但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自此开始，上金贝古墓的认定成为国内外新闻媒体与相关人士的关注热点。2009年5月、8月和10月笔者三上福建宁德进行实地考察，并对相关史料进行反复研究与比对，提出如下观点：

宁德上金贝寺古墓不是元末明初僧人墓

就目前而言，对宁德上金贝古墓的认定主要有两种观点，即认为其为元末明初僧人墓和明建文帝墓。主张上金贝古墓系僧人墓者认为：宁德上金贝古墓建造年代为元末明初，墓主人身份为僧人沧海珠禅师，而不是建文帝。其主要的依据是：“墓中舍利塔上碑文中‘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的前十个字，指的是宋末元初高僧印简。印简，字海云，忽必烈还没有建立元朝的时候，居住在大都，是其老师之一。佛日圆明圆寂后，忽必烈御赐佛日圆明大师，这在《续灯存稿》、《五灯全书》、《补续高僧传》及《南宋元明禅林宝林》等史籍中都可以找到。”（《福建文物局组织专家论证：宁德古墓与建文帝无关》，2009年09月30日《海峡都市报》；蔡震：《福建文物局称宁德古墓并非明朝建文帝之墓》，载2009年10月2日《扬子晚报》）

咋看上去，言之凿凿，但如果你仔细阅读其所开列的书籍、认真比对其观点与所谓的证据，就会发现其实难以自圆其说，笔者兹列于下：

“佛日圆明大师”为忽必烈的老师，从严格的历史学来说：查无实据。

认为上金贝古墓系僧人墓者依据古墓的碑铭的20字进行一一解读，这本来是件好事。笔者也曾顺着其思路进行查找和考证：忽必烈在大都尚未称帝之前曾拜了印简为老师，要是忽必烈真有这样的老师，众所周知，我们传统的正史是以皇帝为轴心，对于皇帝极其亲近之人（只要没有政治讳忌和负面影响的）应该是大书特书。皇帝拜师学习，说明圣君好学，并不存在什么不可言之，再说忽必烈以异族入主华夏内地，巴不得有人将如此光彩彩的“圣迹”载入史册。可实在令人失望的是，笔者翻阅了《宋史》、《元史》和《新元史》，它们都没有记载说：印简或“佛日圆明大师”就是忽必烈的老师。

按照常规，正史中的《释老传》是记载佛道最为集中的地方，可《元史·釋老传》中却没有提一下那个所谓的忽必烈老师。

《元史》说：“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接着《元史》记载了八思巴、亦憐真等十几个国史帝师，就是没有那个所谓的忽必烈老师“佛日圆明”或印简。（详见《元史·釋老传》卷202，列傳第89）

诚然，由于当年朱元璋要结果要得太急，宋濂等人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赶出了一部《元史》，故而其向来颇受研究者非议。民国时有人就着力编写了《新元史》，那么《新元史·釋老传》中有没有那个所谓的忽必烈老师？

《新元史》中对等重量级的元帝师、国师记载如下：“八思巴、胆巴、必兰纳识里、丘处机、马钰、谭处端、刘处元、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康泰真、祁志诚、张宗演、张留孙、吴全节、郦希诚、张清志、萧辅道、李居寿、莫起炎。”（《新元史·释老传》卷243，列传第140）

《新元史·釋老传》中也没有那个所谓的忽必烈老师，由此笔者怀疑自己查找的方向错了。既然认为上金贝古墓系僧人墓者说“佛日圆明大师”就是忽必烈的老师，那么会不会在元朝皇帝的《本纪》里有所记载呢？查《元史》、《新元史》中所有的《本纪》，但依然是一无所获。此时笔者忽然想到忽必烈为宋末元初之人，为了谨慎起见，又查阅《宋史·释老传》，结果还是未见所载。最后笔者想到忽必烈时代有位影响大元国策制定的重量级人物——刘秉忠，查《元史·刘秉忠传》，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材藝，邀與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南還，秉忠遂留藩邸。後數歲，奔父喪，賜金百兩為葬具，仍遣使送至邢州。服除，復被召，奉旨還和林。”（《元史·刘秉忠传》）卷157，列傳第44）

既然见到有海雲的记载，笔者回头再仔细阅读《元史》，但查遍了《元史》，有关海雲禅师的记载也只有《元史·刘秉忠传》中2处提到，这就让笔者产生这样的疑问：要真是海雲被忽必烈拜为老师的话，正史应该有更多的记载啊？

当然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会说《五灯全书》、《补续高僧传》等非正史或言野史中有所记载呀，其曰：“佛日圆明”就是“印简”，“印简”就是“海雲”。

《五灯全书》：“庆寿璋禅师法嗣 北京大庆寿海云印简禅师，宁远宋氏子，生而神悟……于是，俾从中观沼受业，年十一纳具戒，十二，沼听参问……年十八，元兵破宁远，四众逃散，师侍沼如故……元世祖至元庚辰五月，沼将迁寂，书偈曰：七十三年如掣电，临行为君通一线，泥牛飞过海东来，天上人间寻不见。无疾而逝。阇维，收顶骨舍利，师为乞缘造塔供奉……及开法后，两主庆寿，世祖以师道事之……师年五十六。忽患风痹。仁宗延祐丁巳闰四月一日。集众说偈毕。遂泊然而逝。茶毗。获舍利无算。谥佛日圆明大师。”（《五灯全书》卷56）

《补续高僧传》载：“海云大士传 印简，山西之岚谷宁远人，姓宋氏，微子之后，生于金之泰和壬戌年，人品恢伟，童幼神悟……师年十三时，成吉思皇帝征伐天下，师在宁远，于城陷之际，稠人中俾师敛髻。师告曰：若从国仪，则失僧相也，遂获如故……师既入燕，至大庆寿寺……丁酉正月，加师先天镇国大士之号。己亥冬，命主大庆寿寺。壬寅，护必烈大王，请师赴帐下，问佛法大意，王大悦，从师受菩提心戒。因奏曰：我释迦氏之法，于庙堂之论，在王法正论品，理固昭然，非难非易，恐王者不能尽行也，又宜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当有所闻也。王大悦，锡以珠袄金锦无缝大衣，奉以师礼。将别王，王问：佛法此去，如何受持？师曰：‘……恒念百姓不安，善抚绥，明赏罚，执政无私，任贤纳谏，一切时中，尝行方便，皆佛法也。’……王益敬焉，寻奉命统僧，赐白金万两，即昊天寺建大会，为国祈福。蒙哥皇帝即位，顾遇隆渥。丙夏辰，旭威烈王奉以金柱杖、金缕袈裟，求法语开示。七月，师会诸耆旧，录所长物见数，令主后事。丁巳夏，说偈毕，师云：汝等少喧，吾欲偃息。侍僧急呼主事人至，师吉祥，泊然而逝矣，世寿五十六，茶毗，获舍利无算。护必烈王为建塔于大庆寿寺之侧，谥佛日圆明大师，望临济为十六世。”（【明】吴门华山寺沙门明河撰：《补续高僧传》）

看了上述两段有关佛日圆明的“史料”记载，笔者产生了四大疑问：

第一，正史上的“海雲”在野史里一下子“变脸”了：“海雲”就是“印简”，也就是“佛日圆明大师”，这三者真的能划等号吗？

第二，正史《元史》成书于明朝初年，相比明清之际成书的《五灯全书》和《补续高僧传》至少要早200年，难道明初正史史料价值反而不如大讲仙道神异的明清野史？（如果存在政治上的忌讳当属例外，但从海雲与元主之间的关系来看不存在什么政治忌讳）

第三，《五灯全书》载，佛日圆明大师死于元仁宗延祐年间；《补续高僧传》载，佛日圆明死于蒙哥时期，这就怪了：一个人死的时间居然相差了50来年，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人？

第四，从《五灯全书》和《补续高僧传》记载的内容来看，其宗教传说与民间轶闻甚多，甚至还有许多鬼怪迷信，如等野史能否作为信史？

上述这些问题都是不难回答的，明眼人一看便知。

那么“佛日圆明”到底作何解释呢？查《辞海》“佛日，佛家语，佛能觉悟众生，如日之破暗，故以日为喻。《涅槃经》：‘佛日将没大涅槃山。’《隋书·李士谦传》：‘佛日也，道月也，佛五星也。’”（《辞海·人部》中华书局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再版，P98）“圆明”中的圆即圆圈、圆形，明者，光亮也。”（《辞海·口部》，中华书局，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再版，P307）故而，圆明即为圆光，应该指佛之圆光。

透过上面的查找、比对与考证，笔者认为，所谓“佛日圆明大师”为忽必烈的老师，从严格的历史学来说，查无实据。

既然如此，那么他的第三代沧海珠禅师又是何许人也？

上金贝古墓碑刻上的“沧海珠”就是上金贝古寺的建造者“止雲沧海”？

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认为古墓碑文上的“第三代沧海珠禅师”就是上金贝古寺的建造者“止雲沧海”，其曰：“明嘉靖和万历版《宁德县志》也记载：‘金邶寺，唐大中八年建。至和间圆轨居之，宋季圮废。元大德间，住持止云沧海重建’，众多地方志中提到的‘止云沧海’，和僧塔碑刻‘沧海珠’、蒙泉石刻‘住山沧海作’，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就是元大德年间重建金邶寺的僧人，‘止云’、‘珠’都属于他的别名法号。”（李熙慧：《福建文物局组织专家论证：宁德古墓与建文帝无关》，2009年09月30日《海峡都市报》）

看了上述的文字，给人的感知：沧海是一个僧人，“止云”就是“沧海”，“沧海珠”也就是“沧海”，那么依据呢？按照上述的逻辑：在一个僧人名字前面或后头加上一两个字就是原来这个僧人的别名与法号，“实际上是同一个人”。我们姑且沿着这样的逻辑进行一番考证，就拿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深信不疑的非正史作为例证：《五灯全书》不同地方记载着不同朝代的几个“圆明大师”：“临安府灵隐正童圆明禅师”（《五灯全书》卷第34）“柳州宜章圆明希古禅师”（《五灯全书》卷第36）“瑞州清凉觉范慧洪禅师……高宗建炎戊申五月，示寂于同安，太尉郭公天民奏赐宝觉圆明之号。”（《五灯全书》卷第38）

如果按照上述的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的逻辑，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等量关系”：“正童”就是“圆明”；“圆明”就是“希古”；“宝觉”就是“圆明”，原本三个不同朝代不同地方的禅师在荒诞逻辑演绎下顿时被推定为一个人，这岂不是笑话？因此说，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在大打文字太极游戏时，始终没有确切地回答重建金贝古寺者是不是金贝寺古墓之主人的问题，仅凭猜测，没有提出任何确切的依据；同时他们又回避了上金贝古墓一个最大的怪异难题：金贝寺古墓为什么既有墓又有塔？

既有墓又有舍利塔就能认定它是元末明初僧人墓？

众所周知，元朝的国教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信徒死后是天葬，没有坟茔；而我们内地佛家人死后一般是火化塔葬，也不用墓葬，但宁德上金贝古墓主人却十分奇特：他既有墓又有塔，这究竟是为什么？

对此，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解释说：“沧海的祖师爷印简道行孤高，为朝野所重，曾为忽必列说法。成吉思汗赐予“告天人”称号，圆寂后封号“佑圣国师”。印简的大弟子赜庵环禅师，封荣禄大夫、大司空。第三代弟子刘秉忠是元代丞相，显赫一时。与刘秉忠同辈的沧海蒙罩着这么一层光环，所以处处都不忘抬出祖师爷以示夸耀。况且，根据民间“金太监”的传说，可以得出沧海具有高贵的家世，也很可能担任过僧录司这样一级的官员。就是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凭借以上的两条优势，再加上元代僧人都拥有大量田产，沧海建造一座亦僧亦俗、亦墓亦塔的豪华寿域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又说：“据元代孔克齐《至正直记·卷一·塋墓建庵》：予尝谓茔墓建庵，此最不好，既有祠堂在正寝之东，不必重造也。但造舍与佃客所居，作看守计足矣。至如梵墓以石，墓前建拜亭之类，皆不宜。此于风水休咎有关系，慎勿为之可也。”（2009.6新浪博客《建文帝墓论证考辨》）

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的上述观点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元代佛教徒活着时候风光并不等于死后一定要造墓，这是一个逻辑问题。再说元朝统治者并非对所有佛教派系都是扶持与崇尚的，他们主要尊崇的是藏传佛教，对禅宗是实施抑制。而宁德金贝寺等流传的是禅宗而非藏传佛教，怎么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肯定地说元末宁德上金贝古墓主人——僧人显赫非凡？

就此疑问，笔者曾向南大潘群教授请教，潘老热情地向笔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中国史稿》对元朝的佛教政策和海云大师有所介绍，“成吉思汗专门颁布命令，要部属对临济宗僧侣中观、海云师徒‘好与衣粮养活着，教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负，交达里罕（蒙语自由自在之意）行者。’（【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裁》卷21）成吉思汗以后的蒙古诸汗，都继承了这一政策，许多佛教寺院得到了优厚的赏赐，高级僧侣如海云、万松等人都受到特殊的礼遇，一些重大政治问题都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吴泰、陈高华等人编写的《中国史稿》第5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P601）

看来这个叫海雲的禅宗高僧在成吉思汗及以后的蒙古诸汗时还颇受礼遇和尊重，但没有说他被拜为国师和帝师，换句话来说，他的特殊礼遇还没有达到藏传佛教领袖的那种规格，更有，在他身后，忽必烈出于统治的需要逐渐开始“崇教抑禅”。对此，吴泰、陈高华等学界前辈在《中国史稿》第五册中这样说道：“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政权统治下的北方佛教，以禅宗的临济宗和曹洞宗为盛，律宗趋于衰落。十三世纪四十年代，吐蕃地区归附蒙古政权，吐蕃的喇嘛教随着传入中原和蒙古地区。喇嘛教内部也分成许多派别。其中萨迦派的领袖们最受蒙古统治者尊崇，相继被封为国师或帝师。此外，许多喇嘛教上层人物都封官拜爵，‘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元史·释老传》卷202）喇嘛教势力盛极一时，禅宗就相形见绌了。不仅如此，忽必烈在一度推崇禅宗之后，还转而采取‘崇教抑禅’的态度（《国朝文类》卷61，【元】姚璲：《董公神道碑》）。在统一全国以后，这种倾向特别明显。他在召集江南佛教上层人物聚会时，‘升教居禅之右’（《佛祖同纪》卷48），还从北方派遣禅宗以外各教派的僧侣三十人到江南各大寺院宣讲，扩大这些教派的影响（《佛祖历代通裁》卷22；《〖至正〗金陵新志》卷11《祠祀志》）。因此，无论南北，禅宗的势力都有所下降，天台宗等教派有所上升。”（吴泰、陈高华等人编写的《中国史稿》第5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P603-604）

连受皇差宣讲于南方的30僧侣中都没有禅宗的份，何来禅宗极盛南方之状？元代福建又不是佛教禅宗特区？

第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佛、道、儒三家往往不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内地佛教徒中往往有不少人精通阴阳风水，据此你能肯定上金贝古墓主人或建墓者就一定不懂风水？若是，依据何在？

第三，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明确讲元代和尚圆寂后造塔，没讲造墓；那为什么上金贝古墓既有墓又有塔呢？

就按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的说法，“佛日圆明”大师是忽必烈老师，他如何地生的伟大，死后殊荣，云云。翻阅《元史》其明确记载：元代佛家人是没有墓葬，而是舍利塔葬。“蒙古崇尚释教，及得吐番之地，思因其俗而柔之，乃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又立宣政院。其院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帅臣以下，亦僧俗并用。于是，帝师授玉印，国师授金印，宣命同于诏敕。凡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及其卒而归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郊祭钱。大德九年，专遣平章政事帖木儿乘传护送，赙金五百两、银千两、币帛万匹、钞三千锭。皇庆二年，加至赙金五千两、银一万五千两、锦绮杂彩共一万七千匹。”（《元史·刘秉忠传》）卷157，列傳第44）

国师、帝师尚且塔葬，何来他们的徒子徒孙们反而要墓葬？野史《补续高僧传》和《五灯全书》也载佛日圆明为他的师傅“收顶骨舍利，师为乞缘造塔供奉。”（《补续高僧传》）

按照《五灯全书》的说法，佛日圆明是属于佛教禅宗的分支临济宗，禅宗的和尚圆寂后也是塔葬而不是墓葬，这是常识。

而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对宁德上金贝古墓既有塔又有墓的怪异难题始终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者干脆就回避不答，随即就作出上金贝古墓是元末明初的僧人墓之结论，让人看了顿感坠入云里雾里。

至此，我们看到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所列出的依据与证明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

当我们否定了上金贝古墓为元末明初僧人墓的观点以后，人们很自然要问：那宁德上金贝古墓的主人到底是谁？

宁德上金贝古墓应为明建文帝陵寝

通过上文我们对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的观点及其所列出依据的逐条分析与甄别，发现其在“根”上面出了问题，他们将是否真的存在的“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作为考证的“原点”，在找不到确实证据的前提下陷入了逻辑与思维的误区。对此，我们不妨将其作为借鉴。

或许上金贝古墓舍利塔上碑文“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本身就是伪托的，从而导致世人对其无法解释清楚，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上金贝古墓及其舍利塔上的图饰与构件等古物是否向世人“透露”了什么信息？对此，笔者反复进行了实地考证与资料比对，发现下列六者值得我们关注：

宁德上金贝舍利塔造型与明中前期霞浦明教神龛佛座造型相同，更为巧合的是它还与南京明皇宫午门底座造型相同

缺乏相应的文献记载，碑文上的文字又无法解读通，因此有关上金贝古墓及其舍利塔的断代问题一时难倒了不少人。但笔者在本书的第一次出版时曾做了考证，而2010年春夏之交的霞浦考古之旅更使笔者确信，先前观点应该是没问题的（后文笔者将要详述）。

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僧人墓者唯一支撑其观点的依据，就是至今无法给人解读清楚的“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几个字，进而就断定古墓为元末明初僧人墓，但事实上就在上金贝古墓不远处的霞浦县柏洋乡盖竹上万村中的明教神龛佛座就告诉了我们问题的答案。（图16和图17）

图16 霞浦县上万村摩尼神座底座

图17 宁德上金贝舍利塔底座

那么霞浦县柏洋乡盖竹上万村中明教神龛佛座建于何时？在当地村民的热心指点下，笔者在该明教神龛佛座的左侧底下看到了这样几个字：“天顺四年正月吉日造”。“天顺”是明英宗复辟后使用的年号，天顺四年也就是1460年，距离朱允炆失国的建文四年（1402），大约有58年的历史，应该来说是属于同一年代的。

更为巧合的是上金贝舍利塔底座造型竟与我们南京明皇宫午门底座造型相同或言相近似，见图18和图19。

图18 南京明皇宫午门底座

图19 宁德上金贝舍利塔底座

而按照有人的说法，上金贝古墓及其舍利塔是元代的，那么霞浦县柏洋乡盖竹上万村中明教神龛佛座和南京明皇宫的午门也就变成元代的了？对此，主张上金贝古墓为元代僧人墓的相关部门与考古人员又能做出如何的解释呢？

由此反倒使我们更加确信，上金贝古墓及其舍利塔的建造年代应该就断在明初或明中前期，这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读者朋友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上霞浦县柏洋乡盖竹上万村和南京午朝门公园去一看便知。

图20 霞浦县柏洋乡盖竹上万村中明教神龛佛座左侧刻有建造年代

宁德上金贝舍利塔上的莲座装饰与大明皇室有关？

在上金贝古墓及其舍利塔的大致建造年代问题解决后，我们再来看看其“身”上所隐含的其他一些重要信息。由于笔者研究过中国绘画艺术史，因而对图饰与造型艺术一直都比较关心。尽管上金贝古墓及其舍利塔被破坏得很厉害，但笔者还是能注意到其残留的一些“构件”所隐含的信息，譬如我们传统宗教尤其佛教中的重要图饰——莲座在上金贝古墓的舍利塔上就被雕琢得相当精致。

图21 宁德上金贝古墓舍利塔正图

莲座，《辞海》的解释是“莲花之台座，谓佛座也。王勃《观佛迹寺诗》：‘莲座神容俨，松崖圣迹余。’按《华严经》：‘一切诸佛世界悉见如来坐莲华宝师子之座’，王诗用此，诸佛皆以莲华为座者，盖取莲华藏世界之义。（诸佛报身之净土为宝莲华所成，故云莲华藏世界。）”（《辞海·帅部》中华书局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再版，P1163）

由此看来莲座还真不是我们凡夫俗子所能享用的。查阅《元史》，以崇佛著称于史的元朝居然对佛家圣物“莲花”与佛座“莲座”没有专门的记载，而在《明史》中却有着非同寻常之规制。

明朝皇帝生日大宴让歌舞队来助兴，其中有一支舞就叫《百戏莲花盆队舞》，“万寿圣节大宴，用《九夷进宝队舞》、《寿星队舞》。冬至大宴，用《赞圣喜队舞》、《百花圣朝队舞》。正旦大宴，用《百戏莲花盆队舞》、《胜鼓采莲队舞》。”（《明史·乐三·乐章二》卷63，志第39）

皇帝的顶级轿子大辂就用莲花和莲座来装饰，“大辂……（车）轮内车心，用抹金铜鈒莲花瓣轮盘装钉，轴中缠黄绒驾辕诸索。辂亭高六尺七寸九分……亭内黄线条编红髹匡软座，下莲花坠石，上施花毯、红锦褥席、红髹坐椅……亭外青绮缘边红帘十扇。辂顶并圆盘，高三尺有奇，镀金铜蹲龙顶，带仰覆莲座，垂攀顶黄线圆条……辂亭前有左右转角阑干二扇，后一字带左右转角阑干一扇，皆红髹，内嵌雕木贴金龙，间以五彩云。三扇共十二柱，柱首雕木贴金蹲龙及线金五彩莲花抱柱……”（《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除了大辂外，皇帝御用的“大凉步辇”也用莲花和莲座来装饰，“大凉步辇……四面红髹匡，装雕木五彩云板二十片，间以贴金仰覆莲座，下红髹如意条环板，如其数……辇顶高二尺七寸有奇，又镀金铜宝珠顶，带仰覆莲座，高一尺三寸有奇……”（《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还有皇帝御用的人力轿子也是用莲花和莲座来装饰，“轿者，肩行之车……元皇帝用象轿，驾以二象。至用红板轿，则自明始也。其制，高六尺九寸有奇。顶红髹。近顶装圆匡蜊房窗，镀金铜火焰宝，带仰覆莲座，四角镀金铜云朵。”（《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除了皇帝还有皇后的辂也是用莲花和莲座来装饰的，“皇后辂……每轮辐十有八，皆红髹，辋以抹金鈒花铜叶片装钉。轮内车毂，用抹金铜鈒莲花瓣轮盘装钉，轴中缠黄绒驾辕诸索……（辂亭）外用红帘十二扇。前二柱，戗金，上宝相花，中鸾凤云文，下龟文锦。辂顶并圆盘，高二尺有奇，抹金铜立凤顶，带仰覆莲座，垂攀顶黄线圆条四……辂亭前后有左右转角阑干各二扇，内嵌条环板，皆红髹；计十二柱，柱首雕木红莲花，线金青绿装莲花抱柱。”（《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用莲花和莲座来装饰舆服的大明第三号人物就是皇太子，“皇太子金辂……（辂亭）屏后红髹板，皆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红髹匡软座，红绒坠座，大索四，下垂莲花坠石，上施红毯红锦褥席……辂顶并圆盘，高二尺五寸有奇，又镀金铜宝珠顶，带仰覆莲座，高九寸，垂攀顶红线圆条四。”（《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用莲花和莲座来装饰舆服的大明第四号人物就是诸皇子亲王，“亲王象辂……（辂）亭前后阑干同金辂，左右阑干各一扇，内嵌条环板，皆红髹。计十四柱，柱首雕木红莲花，线金青绿装莲花抱柱，前阑干内布花毯。”（《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从《明史》的记载来看，在明朝的凡界俗人之舆服规制方面，莲花和莲座图饰是大明皇帝、皇后、皇太子和诸皇子等皇家主要成员享用的，这一点我们今天在凤阳旧城还能找着例证（2008年秋天笔者与南大潘群教授上凤阳考察时，曾意外地发现明中都城的旧城墙遗址就有莲座图饰），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福建宁德上金贝舍利塔也用上莲座，它“托起”了“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以“碑铭”来看，舍利塔主人应该是高僧或佛神，但舍利塔又与古墓连为一体，这似乎说明其主人应该既是得道的佛家人，又是我们俗界的凡人。那么这位亦俗亦佛的“高人”会是谁呐？他是否应该与大明皇家有关吗？

宁德上金贝古墓上的如意云与洪武年间的如意云造型风格相同

上金贝古墓和舍利塔上还有一个为人所大惑不解的如意云，即媒体曾热炒的火龙珠。“如意”在今天我们一般人的印象中就是清宫戏中西太后用来挠痒痒的那玩意儿，其实“如意”没那狭义，且在我国的发展还很有历史。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如意云纹图饰之古物当数山西五台山唐代建築南禪寺博風板上的下垂“悬鱼”，以后中国歷代古建築上都有采用如意雲紋作為裝飾，元朝起就连瓷器上也使用了如意雲紋图饰。但元代如意纹图饰的構圖却十分讲究，云头的垂弧為三層，最上面一層的兩個尖角深深向裡勾卷，兩個相鄰雲頭之間的連線為反向的弧線，相交後形成一個頂端朝上的兩重垂弧如意雲。且云头里的裝飾还十分繁褥，构成了华丽的图案。（参见图22 元代如意云纹金盒）可到了明初洪武时期开始如意云纹又有了新变化，云头明显变小，里面的装饰大为简易化。雲頭的垂弧有三重或兩重，相鄰兩個雲頭基部的弧線直接相交，使兩個垂弧之間形成一個凸起的尖角。这时期還流行一種云头內飾葉脈紋的如意云纹，雲頭輪廓用外粗內細兩條線勾出，里面所飾的葉脈纹显然是從蕉葉紋借鑒來的。其二者不同之處在於蕉葉紋的側葉脈由平行的斜直線構成，而如意紋內的側葉脈由平行的弧線勾成。此外该時期還有一些僅用雙線简易勾輪廓的如意雲紋以及云头內飾折枝花卉的如意云纹。

图22 元代如意云纹金盒

图23 明洪武釉里红如意云形缠枝牡丹菊纹大碗

图24 宁德上金贝舍利塔须弥座上的横向如意云花纹

图25 宁德上金贝古墓上的如意云

图26 明洪武无量寿佛坐像

到了永宣時期，如意雲紋的雲頭变得很小了，垂弧均為兩重，第二重垂弧的弧線向內勾卷於中心相交。結構上由以前的相互勾連變為各自獨立，雲頭一個挨一個連成一周。有時雲頭排列較松，在其空隙處加畫小圓點等簡單圖案作為點綴。雲頭的方向也由以前一律向下的“垂雲”變化为根據裝飾需要可上可下。（穆青：《元明青花瓷器邊飾研究》，2004.04.23）

如果我们将“明洪武釉里红如意云形缠枝牡丹菊纹大碗”上的如意云图饰（参见图23 明洪武釉里红如意云形缠枝牡丹菊纹大碗，江苏爱涛拍卖有限公司网上拍卖品），用来对比宁德上金贝舍利塔须弥座上的横向如意云花纹（图24 上金贝舍利塔须弥座上的横向如意云花纹），就会发现它们居然十分的相似或言相同，怎么这么巧？对此，笔者不敢妄下结论。

再仔细考察上金贝古墓上的如意云（即媒体热炒的火龙珠，参见图25），将其与舍利塔须弥座上的横向如意云作比较，你就会发现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微微的差别：前者的云头似乎更小点，但其实这不难理解，据明初流传至今的古物来看，洪武开始一反元朝大头如意云的“做法”，将如意云的云头做得小，使其更加简易化，我们还有实物依据（见图26 洪武无量寿佛坐像）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比起元朝的如意云造型，洪武年间的神像顶部如意云明显变小，与宁德上金贝古墓上的如意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再者，明初如意云图饰的享用似乎还与大明皇家有关。整个《明史》中对如意云图饰的享用（情况）就留下这样的记载：“（皇帝）大凉步辇……四面红髹匡，装雕木五彩云板二十片，间以贴金仰覆莲座，下红髹如意条环板，如其数……（辇）顶用丹漆，上冒红毡，四垂以黄毡为如意云，黄毡缘条；四周施黄绮沥水三层，每层百三十二摺，间绣五彩云龙文。或用大红罗冒顶，以黄罗为如意云缘条，沥水亦用黄罗。”（《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又明皇后辂规制，“前后车棂并雁翅，四垂如意滴珠板。”（《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皇后常服规制“绶带玉坠珠六，金垂头花瓣四，小金叶六。红线罗系带一。白玉云样玎榼二，如佩制，有金钩，金如意云盖一，下悬红组五贯，金方心云板一，俱鈒云龙文，衬以红绮，下垂金长头花四，中小金钟一，末缀白玉云朵五。”（《明史·舆服二》卷66，志第42）

除了文献记载外，笔者后来在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寝明孝陵的八字形的影壁（民间俗称八字墙）上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如意云，见下：27

图27 南京明孝陵八字形影壁上众多的如意云

图28 宁德上金贝舍利塔须弥座上的横向如意云花纹

由此看来明初定制中如意云图饰为皇帝和皇后所享用，这是相当有讲究的。而宁德上金贝古墓及其舍利塔须弥座上偏偏就有好几处的如意云图饰，难道这又是巧合？如不是，那就表明上金贝古墓墓主与大明皇家有关？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上金贝古墓及其舍利塔须弥座上的横向如意云与距离上金贝5公里路程的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下方22个灯笼顶部的如意云极为相似或言相同，这难道又是巧合？（注意：上金贝古墓上如意纹即图24、南京明孝陵八字形影壁上众多的如意云即图27、舍利塔须弥座上的横向如意纹即图28与袈裟上的如意纹的对比）

图29 宁德上金贝古墓上如意纹

图30 宁德舍利塔须弥座上的横向如意纹

金贝古墓舍利塔须弥座造型与洪武年间周王府造铜鎏金佛坐像如出一辙

要说宁德上金贝古墓的“奇巧”还真不少，笔者在仔细观察上金贝古墓舍利塔的造型时意外地发现其须弥座竟与“明周府造铜鎏金佛坐像”须弥座也有极大的相似，这又是为什么？

笔者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特点的审美情趣与造型艺术，上金贝古墓的舍利塔须弥座造型与“明周府造铜鎏金佛坐像”须弥座造型相同，说明两者极有可能是差不多同一时代的产物。除此之外，还能作何更好的解释？

图31 明周府造铜鎏金佛坐像

图32 宁德上金贝古墓舍利塔

从“中华古玩网”刊载的“明周府造铜鎏金佛坐像”须弥座束腰间所刻的发愿文来看，该类佛像的建造出资者为朱元璋5儿子周王朱橚（附“发愿文”：“周府欲报四恩，命工铸造佛相，一样五千四十八尊，俱用黄金镀之，所以广陈供养，崇敬如来，吉祥如意者。洪武丙子四月吉日施。”（“中华古玩网”）换句话来说，这类造型佛像是洪武年间铸造的，那么与此造型极为相似或言相同的宁德上金贝舍利塔建造年代也应在明初吧？！更有上金贝舍利塔须弥座造型居然与明初皇室中的金佛坐像须弥座造型相同，你能说它与明皇室无关？要真是无关，能有这么巧的事？

2009年秋，中国古建筑研究所原所长、著名古建筑专家于振生在考察了上金贝古墓后发表了他的观点：“古墓舍利塔下面的须弥座是明初的建筑风格，保留宋代遗风。因为宋代的须弥座的束腰部分比较高，在宋代叫做‘隔身版柱造’，上金贝古墓也采用这种风格。”“因为元朝存在时间很短，所以明早期的建筑还保留一些宋代的建筑风格，而明朝中期以后，就是另外一种风格了。”同时，于振生还指出，“上金贝古墓非元代僧人之墓”，“元代的习惯是不做墓，直到现在还有好几个元代皇帝找不到墓。而僧人也只有建舍利塔。”他表示，在他的研究中，又有舍利塔又有墓的元代建筑从未见过。”（缪洪通：《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十一》，2009年10月19日载中国新华社宁德支社主办《宁德新闻网》站）（参见图31和32 明周府造铜鎏金佛坐像、上金贝古墓舍利塔）

金贝古墓前的龙刻构件与大明皇家规制

尽管上金贝古墓迷雾重重，但只要我们认真考察和研究的话，有些谜团还是能解开的。譬如曾经引起了人们极大争议的上金贝古墓前的龙刻构件就是一例。

笔者与郑自海、郑宽涛先生第一次上宁德时曾十分留意上金贝古墓前的龙刻构件，回宁后几上明孝陵实地考古、比对，提出了“龙刻构件”的概念（闭嘴龙的说法不是笔者提的），但没想到的是一个学术问题却遭来了莫名的人身攻击，有人狂言：“这哪是什么‘闭嘴龙’呀，它的名字叫螭首，我们在南京张府园发掘元代龙翔集庆寺遗址时，出土的螭首与这件一模一样。”“这完全是一场闹剧，……在没有确凿实证时，不能草率地发表什么定论。否则会产生误导，是极为不负责任的举动。””（蔡震：《福建文物局称宁德古墓并非明朝建文帝之墓》，2009年10月2日《扬子晚报》，也载2009年10月2日《新华报业网》）

不知出于何种心态与何种目的，在对宁德古墓没作任何考古研究、更没有上当地去看一眼的情况下，狂言者居然一下子成了真理的化身。诚然，宁德上金贝古墓前的“龙刻构件”是不太好辨认，（见图33 上金贝古墓的龙刻构件）笔者初见到时也曾犯迷惑，这到底是不是螭首？

图33 宁德上金贝古墓的龙刻构件

图34 中国古代龙纹玺

就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际，曾经以精湛的传统雕刻技法赢得日本友人一致赞誉的中年篆刻专家、笔者之友潘方尔先生在反复观察宁德上金贝古墓“龙刻构件”后极为认真地跟笔者说：“从古墓这些构件的刻纹来看，它不是螭首而是龙纹，龙纹上有鱼鳞。”随即他向笔者展示了《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一书中的中国古代龙纹玺，（见图34 中国古代龙纹玺）经过比对，笔者发现，两者几乎成了一对“孪生姐妹”。如果再将宁德林聪墓前的螭首刻件拿来对比，（见图35 宁德林聪墓前的螭首）其刻纹迥异，由此，笔者认为宁德上金贝古墓前“龙刻构件”的说法不应该有多大问题。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潘群先生的观点：依照训诂学观点来看，‘龍’部首现为‘龍’部，而以往龍部首为‘鱼’部。然而‘螭首’、‘蟠’等字，均从‘虫’。虫部一般为山中动物，包括‘蛇’，然而‘龍’从鱼部，为水中动物，故有鳞。（虽然龙后来被演化为可以飞天之物，但就实，龙并无实在，是一种想像中的动物）如果从时间上来看，龍与螭之间形状的变化：汉初高帝刘邦时‘龍’为皇帝专用，而皇后吕后所用之印，上饰形为‘螭首’。（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当然有人还是硬要说上金贝古墓前的石刻构件不是龙，是螭首。我们姑且就照着这样的说法再对螭首作一番考察与论证。

“螭：传说中无角的龙。古代常雕刻其形，作为器物的装饰。”

“螭首：㈠碑碣上刻有螭头的装饰。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六《碑碣》：‘隋氏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不得过四尺，载在丧葬令。’唐刘禹锡《刘梦得集》二八《唐故朝议郎……奚公神道碑》：‘螭首龟趺。德煇是纪。’㈡古钟、鼎、彝器、印章、带钩之属的雕饰。宋张揄《绍兴内府古器评》上《周叔液鼎》：‘是器，耳作当形，纯缘，饰以立螭首，作蹄状。’㈢宫殿陛阶上刻凿的雕饰。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七：‘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在紫宸内阁，则夹香案立殿下，直第二螭首，……所谓螭首者，盖殿陛间压阶石上镌凿之饰，今僧寺佛殿多有之。或云：唐殿多于陛之四角出石螭首，不应史云殿下第二螭首也。’”（《辞源·虫部》，第4册，P2781，商务印书馆1983年12月修订第1版）

图35 《辞源》中的螭首图

以上是对螭首的权威解释，当然这不是现在我们所要讨论问题的关键，大家所关心的是螭首能不能乱用问题。

远的不说，我们先来看看元朝对螭首的享用有何规制？

元中统二十一年，“闰五月己卯，封法里剌王为郡王，佩虎符……癸巳，赐北安王螭纽金印。”（《元史·世祖十》卷13，本纪第13）

《元史·礼乐志》中载：“编钟一虡，钟十有六，范金为之。笋虡（横曰笋，植曰虡。）皆雕绘树羽，……笋两端金螭首，衔鍮石璧翣，五色销金流苏，绦以红绒维之。”（《元史·礼乐二·金部》卷68，志第19）

《元史·舆服志》载：“一，车舆，除不得用龙凤文外，一品至三品许用间金妆饰银螭头、绣带，青幔，四品、五品用素狮头、绣带、青幔，六品至九品用素云头、素带、青幔。”

（《元史·舆服一》卷78，志第28）

又载：皇帝“玉辂………前辕引手玉螭头三，并系以蹲龙。”（《元史·舆服一》卷78，志第28）皇帝“金辂……前辕引手金涂鍮石螭头三，并系以蹲龙。”（《元史·舆服一》卷78，志第28）皇帝“象辂……前辕引手描金象牙雕螭头三，并系以蹲龙。”（《元史·舆服一》卷78，志第28）皇帝“革辂，前辕引手摆白螭头三，并系以蹲龙。”（《元史·舆服一》卷78，志第28）皇帝的“木辂……前辕引手金嵌镔铁螭头三，皆絟以蹲龙。”（《元史·舆服一》卷78，志第28）皇帝的“大伞，赤质，正方，四角铜螭首，涂以黄金，紫罗表，绯绢里。诸伞盖，宋以前皆平顶，今加金浮屠。”（《元史·舆服一》卷78，志第28）元皇宫“正阶下二十四甓，香案一。护尉席内各所迤内第四螭首取直，边北，左右护尉第五席相向布席，北二席宿直。次殿中，次典瑞，次起居，每席函丈五尺。设殿前板位八，各以左右戺道内边丹墀迤内第五甓纵直，北空路五丈五尺，东西走路各违四丈九尺，中布席四十，席函九尺，设护尉板位二。”（《元史·舆服三》卷80，志第30）

元顺帝“（至元）五年秋，（脱脱发动政变）遂与世杰班、阿鲁议，候伯颜入朝禽之。戒卫士严宫门出入，螭坳悉为置兵。伯颜见之大惊，召脱脱责之。”（《元史·脱脱传》卷138，列传第25）

那么，百官能不能享用螭首呢？《元史·刑法志》中有这样的记载：“诸章服，……车舆并不得用龙凤文，一品至三品许用间金妆饰、银螭头、绣带、青幔，四品、五品用素狮头、绣带、青幔，六品至九品用素云头、素带、青幔。”（《元史·刑法四》卷105，志第53）

由此看来百官中只有一品到三品的高官或特别为元帝宠爱的宠臣或功劳特别大的功臣才能用螭首，“岳璘帖穆尔，回鹘人，畏兀国相暾欲谷之裔也。……（为表彰岳璘帖穆尔之兄仳理伽普华归附，元太祖成吉思汗）赐以金虎符、狮纽银印、金螭椅一、衣金直孙校尉四人，仍食二十三郡。”（《元史·岳璘帖穆尔传》卷124，列传第11）

“阿鲁辉帖木儿，灭里大王之裔也。初，太宗生七子，而灭里位第七。世祖既定天下，乃大封宗亲为王，灭里其一也。灭里生脱忽，脱忽生俺都剌，俺都剌生秃满，至大元年，始封阳翟王，赐金印螭纽，俾镇北藩。秃满传曲春，曲春传太平，太平传帖木儿赤，而阿鲁辉帖木儿袭其封。”（《元史·叛臣传》卷206，列传第93）

除此之外，元朝对佛、道领袖也格外看重，允许他们享有蟠螭图饰：“全节字成季，饶州安仁人。年十三学道于龙虎山。至元二十四年至京师，从留孙见世祖。三十一年，成宗至自朔方，召见，赐古雕玉蟠螭环一，敕每岁侍从行幸，所司给庐帐、车马、衣服、廪饩，著为令。”（《元史·释老传》卷202，列传第89）

从上面《元史》史料来看，元朝规制中可以享用螭图饰的是皇帝与皇家成员、一品到三品的高官、为元帝宠爱的宠臣或功劳特别大的功臣以及佛道领袖或极有影响的佛道人士。

再从宁德上金贝古墓的碑铭来看，墓主人是沧海珠，而考正史又无从查证，这显然与上述元朝可享用螭图饰的四种人不相吻合，由此证明该墓不是元墓。当然，有人硬要说这是个元墓，我们姑且再顺着这些人的思路来看一段史料：

洪武三年八月丁丑，朱元璋“诏中书省申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黄色为饰，及彩画古先帝王后妃、圣贤人物故事、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之形，如旧有者，限百日内毁之。”（《明太祖实录》卷55下）

正史明明白白地记载了洪武三年八月丁丑日，朱元璋下令对全国范围内乱用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等图饰造型进行大清理，期限是百日之内。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上金贝在元朝时造过什么特别像样的古墓也早在洪武三年的大清理也清掉了，要知道洪武年间的政治是极为严酷的，有哪个大傻子为保全一个元朝的和尚墓去冒杀头的危险呢？

潘群先生曾跟笔者反复强调：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农民，当了皇帝，对其独尊的地位看得比历代皇帝更重。因此，他在制度与器物甚至礼仪、音乐等方面处处都要体现帝位的专制独裁。例如，洪武三年定朝贺乐章，奏的第一首曲子是《起临濠之曲》，也名《飞龙引》即人们通常所称的《飞龙之曲》，其内容为“千载中华生圣主，王气成龙虎”，云云。可见朱元璋自以龙为王气，是千载独生于临濠的中华圣主，是王气而为龙，除他之外，其他任何人都做不到，惟有他这条‘龙’独尊。在《仪卫》上规定“黄双龙扇”，而皇后仪仗、太子仪仗、亲王仪仗均无。朱元璋还规定：在皇帝的‘大辂’上要有龙头、龙尾、龙鳞等饰；皇帝玉玺用宝，皇后虽也用宝，但饰以‘蟠龙’非龙；皇太子用‘金龟纽’，余用‘印’皆无龙饰。凡此等等，可见，‘龙’饰为皇帝所独用也。（参见《明史》之《乐志》、《仪卫志》、《舆服志》等，不赘引）另，从洪武十六年四月初一到是年九月二十四日朱元璋还曾下令修建造了“大龙兴寺”，凡三百八十一间，他亲自撰文刻碑《龙兴寺碑》，并在盛家山前亲书‘第一山’，这一切无不表明了其内心拥有浓烈的朱皇帝是‘龙’，是‘第一人’的独尊思想。（明太祖实录）卷之一百五十六）

正因为如此，朱元璋立国建制对于龙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禁忌与限定，要是有人违制，那么只有死路一条了；要是前代已有龙物龙饰，大明朱皇帝就毫不含糊地予以坚决的清理。

除了清理，朱元璋还在大明帝国的规制上对于与龙相近的螭首等类图饰的享用也作了明确的限定。

《明史》载：“亲王府制：洪武四年定，城高二丈九尺，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饰以青绿点金，廊房饰以青黛。四城正门，以丹漆，金涂铜钉。宫殿窠栱攒顶，中画蟠螭，饰以金，边画八吉祥花。前后殿座，用红漆金蟠螭，帐用红销金蟠螭。座后壁则画蟠螭、彩云，后改为龙。立山川、社稷、宗庙于王城内。七年定亲王所居殿，前曰承运，中曰圜殿，后曰存心；四城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太祖曰：‘使诸王睹名思义，以藩屏帝室。’九年定亲王宫殿、门庑及城门楼，皆覆以青色琉璃瓦。又命中书省臣，惟亲王宫得饰朱红、大青绿，其他居室止饰丹碧。十二年，诸王府告成。其制，中曰承运殿，十一间，后为圜殿，次曰存心殿，各九间。承运殿两庑为左右二殿，自存心、承运，周回两庑，至承运门，为屋百三十八间。殿后为前、中、后三宫，各九间。宫门两厢等室九十九间。王城之外，周垣、西门、堂库等室在其间，凡为宫殿室屋八百间有奇。弘治八年更定王府之制，颇有所增损。”（《明史·舆服四》卷68，志第44）

“明初，文武大臣薨逝，例请于上，命翰林官制文，立神道碑。惟太祖时中山王徐达、成祖时荣国公姚广孝及弘治中昌国公张峦治先茔，皆出御笔。其制自洪武三年定。五品以上用碑，龟趺螭首。六品以下用碣，方趺圆首。五年，复详定其制。功臣殁后封王，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广三尺六寸，龟趺高三尺八寸。一品螭首，二品麟凤盖，三品天禄辟邪盖，四品至七品方趺。首视功臣殁后封王者，递杀二寸，至一尺八寸止。碑身递杀五寸，至五尺五寸止。其广递杀二寸，至二尺二寸止。趺递杀二寸，至二尺四寸止。”（《明史·礼十四（凶礼三）·丧葬之制·碑碣》卷60，志第36）

“亲王象辂，其高视金辂减六寸，其广减一尺。辕长视大辂减一尺。辂座高三尺有奇，馀饰同金辂。辂亭高五尺二寸有奇，红髹四柱。槛座上四周红髹条环板。前左右有门，高四尺五寸有奇，广二尺二寸有奇。门旁槅各二及明栨、后五山屏风，皆红髹，用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亭底红髹，施红花毯、红锦褥席。其椅靠、坐褥、帷幔、红帘之制，俱同金辂。辂顶并圆盘，高二尺四寸有奇，用抹金铜宝珠顶，馀同金辂。天轮三层，皆红髹，上雕木贴金边耀叶板六十三片，内饰青地雕木五彩云文三层，间绘五彩云衬板六十三片，四周黄铜装钉。上施红绮沥水三层，每层八十一摺，绣瑞草文。前垂青绮络带二，俱绣升龙五彩云文。圆盘四角连辂座板，用攀顶红线圆条四，并红髹木鱼。亭前后阑干同金辂，左右阑干各一扇，内嵌条环板，皆红髹。计十四柱，柱首雕木红莲花，线金青绿装莲花抱柱，前阑干内布花毯。红旗二，与金辂所树同，竿上只垂红缨五。其踏梯、行马之属，亦同金辂。帐房用绿色螭头，馀与东宫同。”（《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百官乘车之制：洪武元年令，凡车不得雕饰龙凤文。职官一品至三品，用间金饰银螭绣带，青缦。四品五品，素狮头绣带，青缦。”（《明史·舆服一》卷65，志第41）

“亲王册宝：册制与皇太子同。其宝用金，龟纽，依周尺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文曰‘某王之宝’。池箧之饰，与皇太子宝同。宝盝之饰，则雕蟠螭。”（《明史·舆服四》卷68，志第44）

“公主册印：银册二片，镌字镀金，藉以红锦褥。册盝饰以浑金沥粉蟠螭。其印同宋制，用金，龟纽，文曰“某国公主之印”。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印池用金，广取容。印外箧用木，饰以浑金沥粉盘凤，中箧用金鈒蟠凤，内小箧，饰如外箧。”（《明史·舆服四》卷68，志第44）

“成祖嗣位，遣僧智光往赐。永乐元年遣使入贡。四年封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螭纽玉印，白金五百两，绮衣三袭，锦帛五十匹，巴茶二百斤。明年命与护教、赞善二王，必力工瓦国师及必里、朵甘、陇答诸卫，川藏诸族，复置驿站，通道往来。十一年，中官杨三保使乌斯藏还，其王遣从子劄结等随之入贡。明年复命三保使其地，令与阐教、护教、赞善三王及川卜、川藏等共修驿站，诸未复者尽复之。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其后贡益频数。帝嘉其诚，复命三保赍佛像、法器、袈裟、禅衣及绒锦、彩币往劳之。已，又命中官戴兴往赐彩币。”（《明史·西域三》卷331，列传第217）

从《明史》的记载来看，明代对螭首的享用范围作了明确的限定：皇帝的诸子亲王、公主、一品到三品的高官和特殊地位的佛教领袖。

上海学者建文帝研究专家徐作生先生对宁德上金贝古墓进行实地考古后认为：“如果在明朝初期，闽东如若没有状元出家当和尚，古墓主人为皇室成员的概率极高。”而据宁德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王道亨的考证，明初闽东状元出家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缪洪通：《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十一》，2009年10月19日刊载于中国新华社宁德支社主办的《宁德新闻网》上）

按照常理，具有上述这样地位与身份的人无论是在正史上还是在地方志或私人笔记中至少都应该留下一笔。距离上金贝古墓不远的同在宁德地区的林聪是明中期的尚书加太子少保的高官，不仅正史上有其传，而且在他家乡还有很气派墓葬，奇怪的是他的墓制规模居然还没有上金贝古墓大，那么由此可以说，上金贝古墓墓主应该是比林聪地位还要高的大明皇室人员，他又会是谁？（参见图24 上金贝古）

上金贝古墓前的金水桥与金水河与明朝皇家陵寝规制

通过上面对金贝古墓的构造、图饰等方面的比对与论证，我们看到宁德上金贝古墓实在奇特。其实当你一走进上金贝古墓区时，只要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它不仅在形制和规模上与众不同，而且连它前面的涧溪等名字也十分另类。

按照常理，高僧圆寂后一般是建塔而不造墓的，蹊跷的是金贝寺古墓则两者兼而有之，非僧非俗，实在奇特；更有金贝寺古墓规模很大，其主体建筑：前为祭亭（已毁坏，但很多构件尚存），其后为圈椅状主陵，主陵内为一印状舍利塔。就整体而言，它是目前福建省发现的规模最大、墓形制最罕见的“僧人墓”，距离宁德不远的福州闽侯雪峰寺是福建地区著名的佛教中心，那里高僧云集，但笔者前去考察时发现那儿的塔陵不仅制作比较粗糙，而且规模远没有宁德金贝寺古墓那么大。

最令笔者惊奇的是上金贝古墓前居然有金水河与金水桥。2009年5月笔者首次来到宁德考察时，出于好奇随口问起位于上金贝古墓前面的涧溪叫什么名字？当地的畲族老乡与世代居住那里的宁德市相关领导告诉我：它叫金水河。

只要到过明孝陵、明祖陵、明故宫和北京故宫等地的朋友肯定会有印象，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这些皇家陵寝和宫殿建筑前都有金水河，尽管这些金水河都很小、很狭，但它们上面都建有精美的石拱桥，名为金水桥。换句话来说，金水河与金水桥是皇帝阴宅——陵寝与皇帝阳宅——皇宫等建筑群中的必备组成部分。而宁德市郊的金贝寺古墓前面的溪涧叫金水河，要是这座古墓正是人们传言中的某个皇帝之陵寝的话，那它前面必定有金水桥！问题是笔者没有见到什么桥啊，更别提什么桥精美不精美了。

带着这样的疑惑，笔者出席了第二天宁德市举行的“建文帝研讨会”，当我在发言中刚刚说出自己的疑问时，一位与会者认真地介绍道：“马老师，我就是上金贝山脚下的六都村人，自小在那儿长大，对当地情况再熟悉不过了。那古墓前不仅有溪涧，叫金水河，而且其上面还曾有三条桥，叫金水桥，前些年山洪大爆发将它冲毁了。”

上金贝古墓前居然有皇帝阴宅——陵寝与皇帝阳宅——皇宫等建筑群中的必备组成部分金水河与金水桥，这难道又是一种巧合？

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600年第一悬案破解

纵观前述，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将宁德上金贝古墓、舍利塔等的“巧合”作下归纳：

“巧合”之一：明清帝陵与皇宫建造有着许多独特的规制，其中之一那就是在其正殿正门前面不远处往往有一条河，名为金水河，上有金水桥；而宁德上金贝古墓前恰恰是既有金水河又有金水桥，巧否？

“巧合”之二：宁德上金贝古墓舍利塔上的莲座不仅与明中都凤阳旧城墙遗址的莲座图饰有着很大的相似，而且在《明史》上还能找到相对应的“出处”：在俗界，莲花和莲座图饰是大明皇帝、皇后、皇太子和诸皇子等皇家主要成员所享用，这是巧合？

“巧合”之三：宁德上金贝舍利塔须弥座上的横向如意云花纹与“明洪武釉里红如意云形缠枝牡丹菊纹大碗”上的如意云图饰和南京明孝陵八字影壁上的众多如意云图饰完全相同，上金贝古墓上的如意云（即媒体热炒的火龙珠）又与明初洪武年间的神像顶部如意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据《明史》所载，明初定制中如意云图饰为皇帝和皇后所享用，而宁德上金贝古墓及其舍利塔须弥座上偏偏就有好多明初时代特征的如意云图饰，这又说明了什么？

“巧合”之四：上金贝舍利塔须弥座造型居然与“明周府造铜鎏金佛坐像”（洪武年间）须弥座造型和南京明皇宫午门底座造型相同，你能说它就一定是与明皇室或明廷无关吗？

“巧合”之五，上金贝古墓及其舍利塔须弥座上的横向如意云与距离上金贝大约5公里路程的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之下方22个灯笼顶部的如意云极为相似或言相同，这难道又仅仅是巧合？

“巧合”之六：上金贝古墓前有龙刻构件或言螭首装饰，从《明史》的记载来看，明代对螭首的享用范围作了明确的限定：只有皇帝的诸子亲王、公主、一品到三品的高官和特殊地位的宗教领袖才有资格享用。而具有这样地位与身份的人无论是在正史还是在地方志上或私人笔记中都应该至少留下一笔，但诚如前文考证的，古墓碑文上的“佛日圆明”和“沧海珠”都是正史上查无实证的；更有常识：佛家人圆寂后是建塔不建墓。由此我们可将墓主人“锁定”在皇帝诸子亲王和公主及一品到三品的高官范围，但就在上金贝古墓不远处至今还保存完好的明中叶宁德籍一品大员林聪墓居然没有上金贝古墓那么大的规制，这就不能不将我们对上金贝古墓墓主考证的视线引向大明皇室人员，换言之，该墓主人应该是与大明皇室有关。

众所周知，明代开始君主专制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要真是一般意义上的明皇室成员由于政治原因被迫出亡或被杀于此，官府正史上也会大大方方地写上，但上金贝古墓却不留真名实姓，正史也无从查起，这说明墓主人极有可能是大明君主和大明主流政治所敏感和忌讳的皇家成员或皇室政治受害者，那么他是谁？

结合上金贝古墓及其舍利塔上的莲花、莲座和须弥座造型与如意云图饰等方面的规制都与大明皇室相关的史实与考证，再看上金贝古墓前居然有皇帝阴宅——陵寝与皇帝阳宅——皇宫等建筑群中的必备组成部分金水河与金水桥，笔者认为，上金贝古墓应该就是浓缩版的简易明初皇家陵墓，而上金贝古墓又有舍利塔的事实告诉人们：身份与地位特殊的墓主人至少应该具备两个要件：一个是佛家人，另一个是俗界非同寻常的明初皇室成员，且这个明初皇室成员还可能是大明君主和大明主流政治所忌讳的。而在明初皇室成员中要具有这些特征除了至今为此下落不明的明代第二位皇帝朱允炆还真找不出第二人来。

再看前文对华严寺袈裟的考证结果，笔者认为，明代第二位皇帝朱允炆不仅最终出亡在福建宁德，且最后还葬在那里，上金贝山就是他的魂归之所。

（马渭源2013.01.02下午14：08第11次修订于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