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文帝出亡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建文帝出亡，就说他被烧死了；一是自认为当地的某物某寺庙就是传说中的建文帝出亡之物证。要是谁不赞成或有异议，有人就会迅速地“提升”个人感情，甚至发动“群众”进行围攻，缺乏应有的理性。要知道，科学是理性的产物，再说真理是常常躲在许许多多不为人们所注意的表象之背后，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发现真理，而对于历史真相的探究，也应该如此。
600年前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本是去避难的，其政敌“好叔叔”朱棣也是秘密寻访的，那么这个下台的侄儿皇帝“躲猫猫”躲过去了？
千钩百索，只字不留——建文帝出亡之事
通过上文详实的分析比对和严密的考证，我们已在整体上破解了大明第一谜案，但有人可能要这样发问：既然你已考证出来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那为什么600年来在文献资料中就没人发现这样的史实呢？换言之，明朝第二位皇帝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在史料中是否有所记载或披露？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以后蛇蝎一般心肠的朱棣对建文君臣所干的“好事”。他不仅以奸党罪的名义，用“灭十族”和“瓜蔓抄”等极端残忍的手段，大肆杀戮建文朝的忠臣节士及其亲族与朋友、乡邻，而且还将他“斗争”的矛头直指他的皇家兄长及其曾经的皇上朱允炆。不过朱棣这人实在是工于心计：先是他抱着所谓的“建文帝尸体”放声大哭：“痴儿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好像他这个叔叔是如何的仁慈与如何的无奈。接着他还假摸假样地为侄儿“发丧”，甚至“停朝三日”，但这都是表面上的功夫。在暗中，朱棣加紧了对建文帝兄弟、儿子一行人的迫害，就连自己的亲哥哥、已经死去了的朱标太子也不放过，他上台没几天，就下令“迁兴宗孝康皇帝主于陵园，仍称懿文太子。”（《明史·成祖本纪一》卷第5，本纪第5）
永乐朝朱棣宠信酷吏陈瑛说：不拿建文君臣开刀，我们这些人怎能出名？
人们常说：死了，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了。可朱棣就不让已死了的人一切都不能了，与死人过不去，由此可想，那些与朱棣所痛恨或忌讳的已经死去了的人有关的活人，他们在朱棣手下能有好日子过吗？朱标的儿子、朱允炆的3个弟弟，后来没一个得好死；曾经被朱棣请到燕军军营中作为“统战”对象的懿文太子朱标的妃子、朱允炆的母亲吕氏也被朱棣一道圣旨打发到懿文太子陵园，为她那个仁慈但英年早逝的倒霉丈夫守坟。（《明史·成祖本纪一》卷第5，本纪第5）
不仅如此，朱棣掌权以后还发布诏令，革除建文年号（大约过了170多年后，万历帝下诏才将明成祖朱棣“革除”的建文年号予以恢复），将建文纪年记在朱元璋的洪武年号名下，将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以此类推。依照朱棣这等做法似乎是要将他的侄儿皇帝从大明帝国的皇家政治队伍中永远地“开除”出去，对建文政治予以坚决的“反动”，如等情势造成了当时无人敢言建文君臣，唯恐祸及，而建文朝之史事更是被“千钩百索，只字不留”（【明】朱国桢《皇明史概·大政记》卷7，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
更为甚者，朱棣唯恐不及，他还任用了纪纲、刘江、袁刚和陈瑛等一批酷吏，残害建文朝“漏网之鱼”，“深挖”、虐杀政治异己。在这些酷吏里边最为臭名昭著的就要数陈瑛。“陈瑛，滁人。洪武中，以人才贡入太学。擢御史，出为山东按察使。建文元年调北平佥事。汤宗告瑛受燕王金钱，通密谋，逮谪广西。燕王称帝，召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陈）瑛天性残忍，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甫莅事，即言：‘陛下应天顺人，万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顺命、效死建文者，如侍郎黄观、少卿廖升、修撰王叔英、纪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县颜伯玮等，其心与叛逆无异，请追戮之。’帝曰：‘朕诛奸臣，不过齐、黄数辈，后二十九人中如张紞王钝、郑赐、黄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况汝所言，有不与此数者，勿问。’后瑛阅方孝孺等狱词，遂簿观、叔英等家，给配其妻女，疏族、外亲莫不连染。胡闰之狱，所籍数百家，号冤声彻天。两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惨，谓人曰：‘不以叛逆处此辈，则吾等为无名。’于是诸忠臣无遗种矣。”（《明史·奸臣·陈瑛传》卷308，列传第196）
谈迁在《国榷》中也载：“（陈）瑛性残刻，怨革朝（指建文朝）甚深，暨入朝，曰：不以叛逆处彼，则我辈何名？举朝大吏倶不答，瑛遂决意泄忿。”（【明】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卷12，P866）
“不用叛逆罪名来处置建文朝大臣。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出名？”这是陈瑛之流的奸臣酷吏的就职“政治宣言”。朱棣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要的就是对前朝切齿痛恨的人来出面为他清除可能潜在的政治危险。于是“（陈瑛）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
有一天，陈瑛听说，建文帝尚在人世，与诸逃亡在外的大臣正加紧联系，图谋东山再起。他马上给明成祖朱棣上了一个密奏，说：“方孝孺、黄子澄等建文朝忠臣节士及其亲属虽然都被杀了，但他们的门生故吏却在暗中结党，实在危险啊！皇上应该下令将这些人马上逮杀，他们的妻子儿女发配到两千里以外，家产全部没有。”朱棣看完奏章后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给了陈瑛一个答复，让他“便宜行事”，就是叫陈瑛看着办。有怎样的主子，就有怎样的走狗。陈瑛领旨后，肆意罗织罪名，接二连三地参劾、诬告建文朝的旧臣及其亲族家眷等，逐渐将迫害建文君臣的范围从“犯罪者”自身之九族扩大到“九族”之外的外亲之外亲，制造出一出出惨不忍睹的人间悲剧。（【明】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卷12，P866）
如等恶行，最终的结果是造成了只要与建文朝君臣有“师友交友只字相同，即诬奸党，蔓延十族，村里为墟。”（【明】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卷12，P866）
此时的朱棣简直是将大明帝国置身于血雨腥风的人间地狱之中。在这样的政治恐怖下，还有谁长了几个脑袋会将建文朝君臣的“故事”直接地记载下来呢？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是有这样的人，也早就被揭发出来而招致杀身甚至灭族的大祸了，他们的“历史记录”也早就毁之于大火了。
从朱棣到朱瞻基三十余年充斥着对建文君臣的杀气
朱棣的血色高压政治虽说是行于一时，但它的恶劣影响相当之大，流毒也相当之广。
永乐九年，有个叫钱习礼的读书人来南京参加大明的会试与殿试，中了进士，按照惯例他被选为庶吉士，没多久又被改任为翰林院检讨。正当钱习礼“春风得意马蹄疾”时，他的乡人上告，说他是建文朝忠臣练子宁的奸党。如等上告就意味着要将钱习礼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听到这样的消息，钱习礼新近中举的喜悦顿时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恒惴惴”，惶惶不可终日。幸亏大学士杨荣及时地向朱棣作了一些解释和说明，这时朱棣登基已经10年了，或许他感到统治根基已经相对稳定了，所以最终没有深究钱习礼。（【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卷18；《明史·钱习礼传》卷152）
京师南京是永乐朝血色恐怖的中心，但大明帝国的其他地方也深受其害。同是永乐九年，浙江黄岩有人出来告官，说他的一个同乡富豪保存着建文奸党分子给楚王的书稿，应该予以治罪。可能是永乐朝这样的诬告事情实在太多了，就像“文化大革命”中天天揭发出“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一个样，弄多了，谁也不信！就连朱棣自己到头来也不信有这么多的建文奸党分子，于是他就说：“此必与豪民有怨而欲报之。”（《明太宗实录》卷119）
朱棣毕竟不是一个糊涂之君，他明察到，这一定是那个黄岩小民与富豪之间有怨而借着这个由头来报复啊。乡间小民种好一亩三分地就算不错了，哪还顾得了那么多的国家政治，但永乐朝的小民就是“讲政治”、“讲原则”，要不是肃清建文朝奸党运动“深入人心”的话岂会这样？
胡广原本是建文朝的大臣，金川门之变后，他与其他28个“识时务”者一起马上归降了朱棣，朱棣甚是喜欢，对胡广等人很为重用。后来胡广老家的母亲死了，他就回江西吉水去奔丧，三年“守制”结束以后，胡广回到了南京，朱棣就问胡广：“胡爱卿，你这次回家‘丁忧’守制，一呆就是三载，想必对民间事情有了很多的了解，你如实说说现在的老百姓生活还安宁？”胡广回答说：“百姓生活还算安宁，就是地方官吏穷治建文朝奸党这事株连甚广，深究不尽，老百姓都十分害怕啊。”（《明史·胡广传》卷147）
这事表明，永乐朝穷治建文奸党“运动”已经波及到了大明帝国的各个地方和各个层面，试想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还有谁觉得自己活得不耐烦了，要将建文君臣的言行一一记下来，随之就让自己的脑袋搬个家？
所以说，永乐朝没有建文君臣行踪的直接记载纯属正常。而后继承朱棣皇位的洪熙帝朱高炽虽说上台伊始就下令释放了在锦衣卫、教坊司、浣衣局以及各功臣家为奴的建文大臣家属，将之宽宥为民，发还田土，给予生计，并明白地告诉大臣们：建文朝方孝孺等诸大臣都是忠臣。从此，“天下始敢称诸死义者为忠臣”。（参见《明仁宗实录》卷4，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壬申条；【明】朱鹭：《建文书法拟》卷首“述公论”）
朱高炽的这项指示有没有完全执行下去，就很难说，因为6个月后他就归天了，大明朝皇位一下子转到了朱棣的孙子朱瞻基的手里。朱瞻基十分聪明，从小深得他爷爷朱棣的喜欢，他当然懂得皇爷爷对建文君臣那般处置的良苦用心，所以在他当政的十来年里，也基本上是“按既定的方针办”。
总之，从朱棣到朱瞻基前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建文君臣出亡之事几乎是噤若寒蝉，唯恐避之不及，自然也就无人敢去如实记录或搜集这类的史实了。“国初杀气浑不除，越三十年还相屠”，（【清】王士祯：《池北偶谈·致身录考》卷6）换句话来讲，以当时的情势，知道建文君臣出亡事实越少越安全，天底下还有哪个大傻子撑饱了自招杀身之祸？
史料中建文帝出亡福建的蛛丝马迹
既然正史与文人笔记都没有直接记载建文帝的下落之谜，那么在间接的历史记载中是否有所披露呢？笔者在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觉得下列几段史料实在耐人寻味：
靖难战争中大宁总兵官刘贞战败后回朝廷，居然先上福建再回南京，为何？
明朝中期学者姜清给后人留下了这么一段史料：“（刘）贞，合肥人。洪武中，宁献王封大宁，贞为总兵官。北平兵入大宁，宁王尽以护卫官军之北平，意贞亦降，籍其家下之狱。俄而贞由海道自福建还京师，家人遂得释。”（【明】姜清：《姜氏秘史》卷2）
这是讲“靖难战争”时东北大宁总兵官刘贞吃了败仗后南归的事，可奇怪的是刘贞并没有直接回南京，而是去了福建，再由福建回南京，这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那么刘贞究竟上福建绕一圈干什么？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个刘贞后来成为了“国丈”，“（刘）贞女为文庙（即朱棣）昭顺德妃”（【明】姜清：《姜氏秘史》卷2）
朱棣登基后的诏谕内容增益变化说明了什么？
据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发布的“燕王令旨”等史料而钦定的《奉天靖难记》所载，大明第二位君主建文帝朱允炆简直是禽兽不如：“時諸王坐廢，允炆日益驕縱，焚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御容，拆毀後宮，掘地五尺，大興土木，怨嗟盈路，淫佚放恣，靡所不為。遣宦者四出，選擇女子，充滿後宮，通夕飲食，劇戲歌舞，嬖幸者任其所需，謂羊不肥美，輒殺數羊以厭一婦之欲。又作奇技淫巧，媚悅婦人，窮奢極侈，暴殄天物，甚至褻衣皆飾以珠玉錦繡。各王府宮人有色者，皆選留與通，常服婬藥，藥燥性發，血氣狂亂，御數老婦不足，更縛牝羊母豬與交。荒眈酒色，晝夜無度。及臨朝，精神昏暗，俯首憑案，唯唯數事而已。宮中起大覺殿，於內置輪藏。（原無「置」字，據明天一閣抄本補。）出公主與尼為徒，敬禮桑門，狎侮宗廟。嘗置一女子於盒以為戲，謂為時物，舁入奉先殿薦新，盒開聚觀，大笑而散。倚信閹竪，與決大事，凡進退大臣，參掌兵馬，皆得專之。陵辱衣冠，毒虐良善，御史皆被箠撻。紀綱壞亂，搆成大禍。自是災異疊見，恬不自省。夜宴張燈熒煌，忽不見人。寢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內，隨索之，寂無所有。狐狸滿室，變怪萬狀，徧置鷹犬，亦不能止。他如日赤無光，星辰無度，彗掃軍門，熒惑守心犯鬥，飛煌蔽天，山崩地震，水旱疫癘，連年不息，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華殿燬，承天門災，雖變異多端，而酗樂自如。”（《奉天靖难记》卷1）
明朝成化年间出了一位被史学家称誉为“搜輯建文忠臣遺事”第一人的福建莆田籍进士宋端儀，（《明史·宋端仪传》卷161，列傳第49）他在《立斋闲录》中抄录了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八月□□日朱棣发布的诏谕：
“皇帝敕谕天下文武群臣军民人等知道：“昔者元末昏君坏其祖宗成法，荒淫无度，奸臣擅权，涂炭生民，群雄并起，旷世无君，糜烂鼎沸。天命我父皇高皇帝龙飞淮甸，扫除祸乱，救民水火之中，措之袵席之上。立纲陈纪，政令惟新，官守其职，民乐其生，天下太平三十余年。不幸太祖宾天，建文嗣位，荒迷酒色，不近忠良。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为禽兽之行，信任奸臣黄子澄、王叔英、齐泰等，改更祖宗法度。太祖不豫，不报各王，一日而殓，七日即葬。初崩之时，将鬼见愁、硫黄、雄黄调水遍洒满殿，使秽气触忤梓宫。及至发引，仗剑在后，谓人曰：“我仗此剑，不畏强鬼。”矫称不许诸王会葬。如此诡秘，事皆可疑。居丧未及一月，便差内官往福建、两浙选取女子，将后宫拆毁，掘地二丈，大兴土木之工，军民不得聊生。溺于佛教，印经饬像，礼忏饭僧，糜费钜万。甚至改去公主名号，舍与道姑为徒，尼媪出入官闱，秽德丑露，渎乱人伦，灭绝天理。又将父皇母后御容尽行烧毁。上天怒其无道，灾于承天门，灾于乙字库，灾于锦衣卫，飞蝗蔽天，饿殍盈路。犹不改过，愈加为恶，起夫运粮，点民为兵，造作科征，天下被害。将欲成造炮架，雷火烧其木植；将欲练习水战，雷震其大将之船；将欲守城，雷雨震陷其城，屡修屡陷，数十余次。……故敕。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日。”（【明】宋端仪《立斋闲录》卷2）
比较上述两段大体内容相同的直接诋毁建文帝的史料，我们发现其有两个显著的变化：
其一，朱棣在《奉天靖难记》中信口雌黄地说建文帝如何荒淫地“奸兽”和逼奸老太太这部分内容，在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朱棣发布的诏谕里没有了。问题是为什么一下子没有？
因为历史上真实的建文帝是个好皇帝，他当政时的社会影响与社会风气相当之好，“闻之故老言，其时（建文年间）道不拾遗。亲有见遗钞于涂者，第拾起一观，恐污践，更置阶所高洁之处耳，竟不取也。”（【明】祝允明：《前闻记》；《九朝野记》卷2也有相似的记载）
建文失国时，南京城里哭声震天。对于这么一个好皇帝，尽管朱棣肆意诋毁，但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尤其是南京及江南地区的老百姓对建文帝是如何之人还是一清二楚的。先前朱棣在北方发动“靖难之役”时可以任意胡说，反正天高皇帝远，北方人不怎么了解建文帝，但是朱棣登基后向全国臣民发布诏谕时就不得不考虑不能将建文帝说得太过头，否则其诏谕的可信度和政治效应就大大降低。建文帝有没有那样荒淫无耻，别的地方人不知道，南京城里人多少还是听说一点的。因此，朱棣及其御用文人意识到，很有必要将建文帝如何荒淫地“奸兽”和逼奸老太太这部分实在荒诞的内容予以删除。
其二，宋端仪抄录在《立斋闲录》中的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日朱棣发布的诏谕里多了“（建文帝）居丧未及一月，便差内官往福建、两浙选取女子”一句话，这看似令人费解。究实，在“靖难战争”期间远在北方的朱棣尚不知南京城里的建文帝已派人上福建、两浙地区去，姑且说就是选美女吧，但后来他来了南京不仅连建文帝的影子都找不到，反而还时不时地传来建文帝出亡云南、福建和两浙等地的流言。如果朱棣所说的建文帝即位初就派人上闽浙地区去选美女这事属实的话，那么闽浙地区的好多人家就是建文帝的“丈人家”了。因此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建文帝后来出亡福建完全有这种可能。
但当时朱棣搞不清楚建文帝到底要出亡何处？于是他的心中时不时地泛起阵阵之隐痛，最终他精心地作出了追查建文帝下落和防止建文帝东山再起的一系列秘密安排与部署。
永乐元年朱棣任命“六亲不认”的“冷面寒铁”周新巡按福建，巧合吗？
有人说建文帝跑了西北去，为了彻底追查建文帝和加强对大明西北边境的统治，朱棣上台后就与西北地区军事长官（总兵官）宋晟结为儿女亲家，他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安成公主和咸宁公主分别下嫁给了宋晟的2儿子宋琥和3儿子宋瑛。（《明史·宋晟传》卷155）
有人说建文帝出亡到了云南，朱棣又与黔国公沐英家联姻，他将自己最小的也是最为宝贝的女儿“常寧公主，下嫁沐昕，西平侯（沐）英子。”（《明史·公主传》卷121，列傳第9）
有人说建文帝跑了浙江浦江郑渶家去了，朱棣“遣人索之（郑）渶家厅事中，列十大柜，五贮经史，五贮兵器备不虞。使者至，所发皆经史，置其半不启，乃免於祸。人以为至行所感云。”（《明史·孝义一·郑濂传》卷296）
又有人说建文帝上了福建去，朱棣于永乐元年派“冷面寒鐵”周新“巡按福建”。（【明】黄瑜：《双槐岁钞·周宪使》卷第3，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第1版，P55—57）不过也有人认为周新巡按福建是为了整顿那里的吏治，这确实不假。《明史》中《周新传》是这么记载的：“周新，南海人。初名志新，字日新。成祖常獨呼「新」，遂為名，因以志新字。洪武中以諸生貢入太學。授大理寺評事，以善決獄稱。成祖即位，改監察御史。敢言，多所彈劾。貴戚震懼，目為「冷面寒鐵」。京師中至以其名怖小兒，輒皆奔匿。巡按福建，奏請都司衞所不得凌府州縣，府衞官相見均禮，武人為之戢。改按北京。……還朝，即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改浙江。冤民繫久，聞新至，喜曰：「我得生矣。」至果雪之。……當是時，周廉使名聞天下。錦衣衞指揮紀綱使千戶緝事浙江，攫賄作威福。新欲按治之，遁去。頃之，新齎文冊入京，遇千戶涿州，捕繫州獄，脫走訴於綱，綱誣奏新罪。帝怒，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擒奸惡，奈何罪臣？」帝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他日，帝悔，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帝嘆曰：「嶺外乃有此人，枉殺之矣。」（《明史·周新传》卷161，列傳第49）
从铁面无私的大清官周新之官场履历来看，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南方省份，其中在浙江的任上时间最长，最后也在浙江任上“出事”，被皇帝朱棣冤杀。这似乎是已经定论了的事。但细细想来，周新这一生的官场活动有三个疑点：
其一，周新巡按的第一省份是福建，换个角度我们追问一下：为什么朱棣要在永乐元年派“冷面寒鐵”周新去福建巡按？是福建地方吏治出了问题还是铁面无私的周新被赋予了特殊之使命？从周新与朱棣的关系来看，周新原名周志新，因他“受知于文皇帝（指朱棣），尝呼为周新，因以志新为字。（【明】黄瑜：《双槐岁钞·周宪使》卷第3也有相似的记载，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第1版，P55）这说明两人关系很不错，周新又是“六亲不认”，所以朱棣完全有可能将肃清吏治与刺察建文帝等政治异己之类的重任委托给周新。当然也有人说没有充分的依据，这样的说法不能成立。我们暂不深入讨论，先看下面另一个疑点：
其二，周新在官场上进行纪检和监察工作的主要省份是福建、北平、云南（有的说他没去云南就任就被改任了）和浙江，除了北平以外，其他三省是永乐年间盛传建文帝出亡地区，那么，周新巡按是否与建文帝出亡有着一定的关系？
其三，周新最终被杀是由于大坏蛋“（纪）綱誣奏（周）新罪”，到底什么罪？史书没说，要知道明成祖朱棣不是一个昏君，他与周新关系本来就不错，与纪纲关系也不错，朱棣“既即帝位，擢（纪纲）锦衣卫指挥使，令典亲军，司诏狱。”而“（纪）纲觇帝旨，广布校尉，日摘臣民阴事。帝悉下纲治，深文诬诋。”（《明史·佞幸·纪纲传》卷307，列傳195）纪纲是朱棣肚子里的蛔虫，他对篡位上台的永乐帝之心思摸得很透，其为永乐朝专门刺察与残害“建文奸党”及其家眷的一条凶恶的猎犬，虽说周新“六亲不认”，但官场上的这种利害关系，想必他不会不知道吧，可最后他又偏偏被诬陷冤杀了。
场面上的理由人们都懂，那么最本质的东西又是什么？难道上述三点都是巧合吗？
郑和是从永乐三年开始不断下西洋，且其正式启航地是在福建，就这么巧？
要说永乐朝怪异的“巧合”还真不少。周新在永乐元年巡按福建，二年巡按北平，接着就是永乐三年明成祖朱棣派遣心腹太监郑和正式开始出使西洋，“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馀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明史·宦官一·郑和传》卷304，列传第190）
最近福建泉州海交馆研究员刘志成先生找到了一条重要史料，编撰于明代的《泉州蒲氏族谱·谱系表》中载东南地区航海世家蒲氏家族的先祖、会讲阿拉伯语、波斯语又熟娴海外事务的蒲日和曾作为通事（即翻译）跟随郑和一同下西洋：“（蒲）日和，字贵甫，寿成公次子。秉清真教，慎言谨行，礼拜日勤……至永乐十三年，与太监郑和奉诏敕往西域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司，圣墓立碑犹存。”（资料来源于2009年12月7日《郑和七下西洋为寻建文帝 蒲氏族谱提供佐证》，载福建《东南网》，《大众网》等）
这段族谱记载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
第一，有个叫蒲日和的蒲氏先祖因为下西洋有功而被永乐朝授予泉州卫镇抚司的官职，换句话来说，蒲日和是当时明朝军队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他曾在泉州市区的灵山圣墓三贤四贤墓回廊西侧立了一块“郑和行香碑”，1999年笔者与朋友龚扬先生上泉州师院开会时曾参观过灵山圣墓，看过此碑，该碑高约1米、宽约0.5米，用灰绿岩石雕刻而成，其上刻有“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5月30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从蒲氏家族族谱与宗教信仰来看，蒲日和是伊斯兰教信徒，他的名字也似乎带有一定的“外来”化，因此，有学者认为“郑和行香碑”上的“蒲和日”就是蒲氏族谱里的“蒲日和”（另外有力的证据就是这两个略带差异名字的人是同时代、同职务——明永乐时代的镇抚），由此笔者认为，上述《泉州蒲氏族谱·谱系表》中记载的有关信息应该是可靠的。
第二，《泉州蒲氏族谱·谱系表》中载“蒲日和”跟随郑和“往西域寻玉玺”，前文笔者已述，朱棣进入南京明皇宫后挖地三尺就是找不到他“老爸”朱元璋的传国宝玺，于是就有了燕军闯入南京城的第7天，即“（建文）四年六月辛未，（朱棣）制皇帝亲亲宝。”（《明太宗实录》卷9下）第13天，即“（建文）四年六月丁丑，新作奉先殿。盖旧殿为建文所焚，至是，改作于奉天殿之西。制皇帝奉天之宝，制诰之宝，勅命之宝。”（《明太宗实录》卷9下）
从朱棣及其子孙钦定的《明太宗实录》记载来看，这位自称是高皇帝“嫡子”和大明帝国君位的“正宗传人”对宝玺的渴求是何等之急切！这也难为他了，因为原本大明帝国君主的宝玺不见了，它们可是大明帝位合法依据的象征啊。
据《明史》所载，“明初宝玺十七：其大者曰‘皇帝奉天之宝’，曰‘皇帝之宝’，曰‘皇帝行宝’，曰‘皇帝信宝’，曰‘天子之宝’，曰‘天子行宝’，曰‘天子信宝’，曰‘制诰之宝’，曰‘敕命之宝’，曰‘广运之宝’，曰‘皇帝尊亲之宝’，曰‘皇帝亲亲之宝’，曰‘敬天勤民之宝’；又有‘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及‘钦文之玺’。丹符出验四方。洪武元年欲制宝玺，有贾胡浮海献美玉，曰：“此出于阗，祖父相传，当为帝王宝玺。”乃命制为宝，不知十七宝中，此玉制何宝也。”（《明史·舆服四》卷68，志第44）
也就是说明代合法皇帝应该拥有17枚宝玺，可新皇帝朱棣找不到它们，于是他就像现在社会上违法犯罪分子那样来个私刻图章，在一周不到的时间内，居然让人连刻了4枚皇帝宝玺，接下来有没有再叫人刻下去呢？笔者在明代正史中没查到，但仔细阅读《明实录》，发现其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朱棣对那些高皇帝流传下来的但已“丢失”的宝玺耿耿于怀：永乐元年十二月“壬辰，上（指朱棣——笔者注）宴闻御谨身殿，阅太祖皇帝《御制文集》，顾学士解缙等曰：‘皇考文章，固天资超迈，然宜学问所至，观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语简理至，蔼然可见。’缙等曰：‘诚如圣谕’。上曰：‘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明太宗实录》卷26）
不是自己已经私刻了宝玺，还要这样“深恸之”？恐怕还是朱棣做贼心虚吧，因为私刻的宝玺说到底不是开国皇帝传下来的，就同他在政治宣传中所讲的“老爸”老早就有意将皇位传给他一般虚假，又唯恐别人非议，所以最好能找到宝玺的“真品原件”。事实上朱棣的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在大明帝国上下对于皇帝玉玺的真假还不乏甄别高手和辨伪专家。《明史》载明孝宗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弘治十三年，鄠县民毛志学于泥河滨得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色白微青，螭纽。陕西巡抚熊翀以为秦玺复出，遣人献之。礼部尚书傅瀚言：‘自有秦玺以来，历代得丧真伪之迹具载史籍。今所进，篆文与《辍耕录》等书摹载鱼鸟篆文不同，其螭纽又与史传所纪文盘五龙、螭缺一角、旁刻魏录者不类。盖秦玺亡已久，今所进与宋、元所得，疑皆后世摹秦玺而刻之者。窃惟玺之用，以识文书，防诈伪，非以为宝玩也。自秦始皇得蓝田玉以为玺，汉以后传用之，自是巧争力取，谓得此乃足以受命，而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玺也。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得之则君臣色喜，以夸示于天下。是皆贻笑千载。我高皇帝自制一代之玺，文各有义，随事而施，真足以为一代受命之符，而垂法万世，何藉此玺哉！’帝从其言，却而不用。”（《明史·舆服四》卷68，志第44）
陕西小民毛志学献宝玺讨了没趣，礼部尚书傅瀚的鉴宝方法不一定科学，但多少让我们看到，对于宝玺是否“正宗”，世间还真有识货人。朱棣篡位登基本身就十分心虚，皇帝宝玺又是私刻的，一旦被人鉴别或发现其不真，岂不成了天下第一笑话！最可怕的是那些代表正统皇权的宝玺下落不明，“有言建文自焚并宝玺皆毁矣”，朱棣聪明绝顶，怎么会相信用高级石头做的宝玺会烧成灰而找不着？所以说寻找宝玺与寻找宝玺最为合适的携带者——前朝皇帝朱允炆本为同一事。《泉州蒲氏族谱·谱系表》中说他们的先祖蒲日和“与太监郑和奉诏敕往西域寻玉玺”，说白了就是寻找建文帝之下落，因此权威的《明史·郑和传》说：朱棣“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故而派遣郑和屡下西洋，“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如等说法，看来含义多多。
以秘密刺察建文帝下落为其主要使命的朱棣心腹密使胡濙居然也到了福建，巧？
郑和远航还没有回来，以秘密刺察建文帝下落为其主要使命的朱棣心腹使者胡濙又上路密访去了。“胡濙，字源潔，武進人。生而髮白，彌月乃黑。建文二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遷戶科都給事中。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遁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頒御製諸書，幷訪仙人張邋遢，徧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所至，亦間以民隱聞。母喪乞歸，不許，擢禮部左侍郎。十七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宣府。帝已就寢，聞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明史·胡濙传》卷169，列傳第57）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朱棣“遣胡濙西南行，求之湖湘黔筑洞中（后转向福建，笔者注）；遣郑和东南行求之瓯越闽广间、海外，几穷尽禹迹矣！《唐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寻不见’，差类！”（【明】黄景昉：《国史惟疑·永乐、洪熙、宣德》卷2，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台湾正中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五十八年十二月台初版，P99-100）
胡濙秘密刺察于陆上，郑和耀威于海上，两者联系在一起就是明成祖朱棣迫不及待地要寻找到建文帝的真正下落。那么，胡濙到底有没有完成新皇帝赋予的特殊使命？外人不得而知，明人黄景昉作了这样的假设：“偶思濙出，倘真遇建文，奈何？将纵之乎？执之乎？最难处事。阅小说果云：‘濙又在湖湘，数遇建文不窘之，使得逸去。’或疑故加濙美名，即尔何终无形迹？抑事在天人间。濙素好神仙术，不测为神，殆非可常意揣欤？传濙入闽，道泉州，见董伯华，甜于衢舆，式之董亦异人。”（【明】黄景昉：《国史惟疑·永乐、洪熙、宣德》卷2，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台湾正中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五十八年十二月台初版，P82）
黄景昉说得很谨慎，“传（胡）濙入闽，道泉州”，其实胡濙到过福建是有可靠依据的，因为他曾在福建武夷山留下的诗篇为后人收辑在《武夷山志》里，其诗为《题武夷图》：“武夷形胜一蓬莱，山下停舟几往回。未尽平生游览兴，云缣写入画图来。”（【清】董天工修撰《武夷山志·艺文》卷24，见武夷山市地方编纂委员会整理的《福建地方志丛书·武夷山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P816）
上述史料至少说明了肩负明成祖赋予特殊使命的胡濙曾来过福建武夷山和泉州，甚至还到了福州等地（他在福州雪峰寺还留下了碑记），下文我们详述之。
更有洪武以后福建宁德周围有着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军事布防
《明史·地理志》“福建·福宁州”条有一段为人不注意的重要的记载：“福宁州（元属福州路）洪武二年八月降为县，属福州府。成化九年三月升为州，直隶布政司。（北有龙首山。东有松山，山下有烽火门水寨，正统九年自海中三沙堡移此。东北有大姥山。东南滨海，海中有嵛山、台山、官澳山、屏风屿。东有白水江。西有长溪，源出寿宁县界，至县西南古镇门入海。东有福宁卫，南有守御大金千户所，俱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置。西北有柘洋巡检司，又有芦门巡检司，后移桐山堡。又东北有大筼筜巡检司，后移秦屿堡。又东有清湾巡检司，后徙牙里堡。南有高罗巡检司，后移闾峡堡。又有延亭巡检司，后移下浒堡。又东北有蒋洋，又有小澜，西北有小澳、库溪，西南有蓝田，南有西臼六巡检司，后废。）领县二。西南距布政司五百四十五里。”（《明史·地理志六·福建 广东 广西》卷45，志第21）
又“宁德”条载：“宁德，州西南。洪武二年属福州府。成化九年来属。北有霍童山，有龟屿。东南滨海，中有官扈山，下有官井洋。又东有瑞峰，亦在海中。西有穹窿溪，西南有赤鉴湖，北有外渺溪，下流俱达於海。北有东洋麻岭巡检司，后徙涵村，又徙县东北之云淡门，又徙县东之黄湾，后还故治。南有南靖关。东有长崎镇。”（《明史·地理志六·福建 广东 广西》卷45，志第21）
上述史料大致是说，福宁州在元代时属于福州路，洪武初年降格为县，隶属于福州府，明成化年间升格为福宁州，直接隶属于福建布政司，其下有毗邻两县即福宁县和宁德县。本来人口并不多的宁德和福宁两县仅有驻军4处：即宁德北边的东洋麻岭巡检司、南边的南靖关和福宁东边的福宁卫、南边的守御大金千户所（洪武二十一年时设置），可是随着“后洪武时代”的到来，这一切都发生了巨变，福宁、宁德地区的驻军由4处一下子猛增到了16处，新增了12处，它们分别为宁德北边福宁县西北的柘洋巡检司、芦门巡检司；东北的大筼筜巡检司；东边的清湾巡检司，南边的高罗巡检司、延亭巡检司；又，东北有蒋洋巡检司、小澜巡检司，西北有小澳巡检司、库溪巡检司，西南有蓝田巡检司，南边有西臼巡检司等，可谓叠床架屋，更有这些驻军还不断地变更驻地，如等局势在当时大明帝国境内还真找不出第二例来，若不是这里有十分敏感又隐秘的特殊军事任务的话有必要这样吗？若是，那么这个十分敏感又隐秘的特殊军事任务是什么？剿灭倭寇？没必要隐秘！郑和下西洋？在福宁与宁德南边的长乐为其正式始航地。对了，郑和下西洋每次率领的军队人数均在25000人以上，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在长乐的大明军队肯定远不止这个数。这样问题来了：南北均设有重军，中间的宁德及其周围地区若不是被怀疑有潜在的重大政治危险的话有必要这样布防吗？
明初福建霞浦等地的明教组织出奇地保存完好、明清皇帝御座前的角端居然在霞浦小山村里也有，怪否？
要说明初与福建宁德相关的怪异之事，还远不止上述这些。在大明帝国建立后，原本作为自己“护身符”的明教也逐渐地被朱元璋严厉地管制起来，明教起义遭到了镇压，各地明教势力相继被摧残，可令人感到万分惊诧的是，由宁德翻过一个山头就能达到的霞浦，那里的明教组织却出奇地保存完好（可参见当地的林氏族谱等），这究竟是为什么？
2010年春夏之交，笔者在宁德考察，偶然间想起了明朝末年西学东渐过程中有个叫艾儒略的西方传教士曾到过福州与闽东等地传教。艾儒略特别博学，人称“西来孔子”，声誉仅次于利玛窦，想必其当年在宁德与福州一带会留下一些古物和古迹吧？当我说出自己的想法时，宁德朋友直言相告：艾儒略有没有在这一带留下什么，我们不知道。但由我们宁德市驱车一小时就能到达的霞浦县，那里倒是有什么摩尼教遗址。一听到摩尼教遗址，笔者顿时来劲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就信了这个教，走上了抗元、反元和开创大明帝国之路的。说到这里，读者朋友可能会觉得好奇：大家都知道朱元璋参见起义时信的是明教，现在怎么又变成了摩尼教？要想解答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要从摩尼教与明教、弥勒教等相互之间的关系讲起。
摩尼教也名末尼教、牟尼教、二尊教和明尊教等，公元3世纪由古代波斯人摩尼（MANi）糅合了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和佛教等教义而创立。
摩尼教，看过金庸武侠名著《屠龙倚天记》的朋友可否记得其中的这样几句话：“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里边就浓缩了摩尼教教义的精华，崇尚光明神，其具体形在就是日、月，光明神的使者就是摩尼光佛或称具智法王。
摩尼教教义的核心为“二宗三际论”。“二宗”指的是光明与黑暗，也就是善与恶、理与欲；三际为初际、中际和后际，用现代英语的表达即为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初际时没有天地，只有明暗，明性知慧，暗性痴愚，明暗两宗处于对立状态；中际是指现在时，暗的力量不断地扩大，大大地压迫着明的力量，纵情肆意，形成大患。就在这个时候，明王出世了，将暗的势力、暗的力量赶走；后际是指将来时，经过斗争后，明暗二宗各复本位，明既归于大明，暗亦复归于积暗。由于摩尼教崇奉的神为明王（也叫做明使、明尊），向往光明，故又被人称为明教。（《摩尼教残经·出家仪》第6）
从摩尼教的教义核心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充满反抗性和向往美好未来的宗教，因此它在传播过程中很受社会底层百姓的欢迎。
明教传入中国大致在唐朝武则天时代，当时的明教教规是，不设立偶像崇拜，也不拜鬼神，吃斋念佛，严禁杀生，教徒们穿戴白衣白帽，天黑了才吃饭。（【宋】志磐：《佛祖统纪》卷41，《册府元龟》卷99）因为当时崇信明教的以回鹘人为多，而回鹘人又帮助唐朝打仗有功，故而明教在那时受到了保护。但到了唐武宗“会昌灭佛”时，明教也被一同禁止了，由此开始它就成了秘密宗教。
明教否定现世，主张通过斗争，开创清明新世，其最为响亮和激动人心的口号为“明王出世”，故而宋元之际明教在秘密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吸引了大批的底层穷苦百姓，他们不断地组织发动起义，但先后都一一遭到了镇压。
明教后来又与弥勒教和白莲教混合在一起。
白莲教本于白莲社之说，出自佛教净土宗。其教义是说，西方极乐世界里的白莲社供养着阿弥陀佛（梵名amita，又称无量清净佛、无量光佛和无量寿佛等），谁要是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便可免除几十亿劫生死重罪；如果平日里还能经常念佛持戒、好好修行、多做善事的话，那么死后就可被“净土三圣”即阿弥陀佛、观音和势至菩萨迎往到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白莲池去，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因而其也被人称为“往生净土”。（杨訥：《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辑）
白莲教创于公元5世纪初，到12世纪时揉入了天台宗的格言，不饮酒、不杀生，忌葱乳，等等，渐渐发展成了后来人们所熟悉的白莲教。因其与明教教义十分接近，两者后来就混在一起。（《佛祖统纪》卷47，重松俊章《初期之白莲教》）
与明教混在一起的还有弥勒教。弥勒教也是出于佛教净土宗，根据佛教的传说，弥勒曾经是个好国王，对老百姓十分慈仁。佛祖释迦牟尼在世说法时，弥勒经常在旁认真听法，是佛祖忠实的好学生。但自佛祖灭度（死）后，世界变坏了，各种各样的坏事都出现了。不过佛祖灭度前曾经说过，大约要过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弥勒会下降人世而成佛；弥勒降生后，人世间又开始逐渐变好了。由此憧憬弥勒降世和好日子的来临成为弥勒教的最大亮点，历史上只要人们一听到哪个地方有弥勒佛出世，大家就抢着去参加起义。而信仰弥勒教的人也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烧着香；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也相信世界上有明暗、好坏两种力量在不断地斗争着，这样的宗教主张与明教或摩尼教的教义几乎混同了。（参见吴晗：《读书札记·明教与大明帝国》，三联书店1956年第1版，P225～270）
无论是弥勒教的“弥勒降生”，还是明教或摩尼教的“明王出世”，都是以现实为黑的和暗的为前提，而要想改变黑的和暗的现实，走向美好的明的未来，就必须要起来斗争，赶走黑暗。因此宋元之际明教或言白莲教一类的宗教起义绵延不断，此起彼伏，而“明王出世”和“弥勒降生”成为了当时吸引人们参加起义斗争的最为通俗和最为响亮的号召。
既然说“明王出世”或“弥勒降生”了，那么他在哪里呐？各地以此类宗教为外衣的起义领袖都以“明王”等名号而自称，元至正十一年（1351）北方白莲教主要领袖韩山童就以“明王”名目来组织起义。韩山童被杀后，刘福通等推举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作为红巾军大起义的名义上最高领袖。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当年就是加入到了“小明王”名下的南方红巾军支系郭子兴队伍中去，并以此作为起家的资本，不断地做大做强，最终夺得了天下。就在称帝前夕，一直位居自己头顶上的“小明王”顿时成了累赘，朱元璋派遣手下大将廖永忠等前往滁州，迎接“小明王”来南京“享福”。不料在横渡长江时，“小明王”乘坐的船只发生了“交通事故”，一路人马都没死，偏偏就淹死了一个“小明王”。
没了“小明王”，“小明王”底下的第一号人物朱元璋自然而然就成了“明王”。不过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是过去的朱重八，也不是什么红巾军的一个支系领导了，他称雄天下，“明王”这个概念太没气派了，要称就称皇帝，国号“大明”。（【明】祝允明：《九朝野记》卷一；【明】孙宜：《大明初略四》也载：“国号大明，承韩林儿小明号也。”）
自己参加并在随后领导了元末农民起义军，朱元璋深知以“明王出世”和“弥勒降生”这类教义和口号作鼓动的明教起义的厉害，所以在自己夺得江山社稷后对于此类宗教组织尤为“关注”。正因为自己曾是明教徒，正因为自己曾崇奉弥勒佛，也正因为自己是从明教和弥勒教的秘密传播过程中得到了机会的成功，成为了新兴帝国的最高领袖，朱元璋要把手创的这份产业永远地保持下去，传之子孙万代，决不允许别人学样，危害他的帝国统治，于是自大明开国那年起，从凤阳乡下走出来的朱皇帝就不断地颁布诏书、诏令等，禁止一切邪教，特别是白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吴晗：《朱元璋传》，1965年2月第1版，P142～143）
洪武元年四月甲子日朱元璋考察汴梁，闰七月丁未日回南京，因李善长之请，诏禁白莲社及明尊教。“高帝幸汴还。……又请禁淫祀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巫觋，扶銮祷圣书符咒水邪术。诏可。”（【明】王世贞：《名卿绩紀·李善长》卷3）
洪武三年六月甲子日朱元璋颁“禁淫祠”制，曰：“朕思天地造化能生万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听民人祀天地祈祷，无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间，祈天者不知其几，渎礼僣分莫大于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间合祭之神，礼部其定议颁降，违者罪之。”当时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上奏：“凡民庶祭先祖、岁除祀灶、乡村春秋祀土榖之神，凡有灾患，祷于祖先。若乡属、邑属、郡属之祭，则里社郡县自举之。其僧道建斋设醮，不许章奏上表、投拜青词，亦不许塑画天神地祗。及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女巫师）觋（xi男巫师）、扶鸾（扶箕术）、祷圣、画符、咒水诸术，益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朱皇帝下诏，从之。（《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
不仅如此，朱元璋君臣还将对白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一类的所谓“邪教”的禁令编入了《大明律》，使其具有永久的法律效率：“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聚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纵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大明律·礼一》11）
除了法律上予以严厉禁止外，大明帝国还采取了非常举措，严酷打击直至摧毁大明教、弥勒教和白莲社等“旁门左道”。浙江宁波、温州等地自南宋以来一直流传着大明教，到明初时“造饰殿堂甚侈，民之无业者咸归之”，引起了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忌恨，“君以其瞽俗眩世，且名犯国号，奏毁之，官没其产，而驱其众为农。”（【明】宋濂《芝园续集·故岐宁卫经历熊府君墓铭》卷4）宁波当时名称为明州，这是宋元以来一直所沿用的，但在严抑明教的情势下，明州也不再叫明州了，改称为宁波。（【明】吕毖：《明朝小史·因定海改宁波》卷2）而对于江西、湖广和西北等地原本元末红巾军起义过程中就十分活跃的大明教、弥勒教和白莲教的传播及其起义活动更是予以不遗余力的打击和血腥镇压。（【明】朱元璋：《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13，；《明太祖实录》卷90；【明】沈德符：：《万历朝野获编·再僭龙凤年号》卷30）
众所周知，明初法治相当严酷，政治严寒，但出奇的是，当时福建地区的明教也称摩尼教势力却似乎没被摧毁。至今为止，人们熟知的可能就要数福建泉州晋江县华表山草庵摩尼教寺遗址（1991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参观草庵后，认为它是这次考察活动的“最大发现”），还有就是这几年在福建宁德当地人中热议的霞浦摩尼教遗存。前者即晋江县华表山摩尼庵之所以能被保存，在明代人的文献笔记中有所透露其“秘密”，比如明代福建籍名人何乔远就曾这么写道：“华表山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时物也，祀摩尼佛。摩尼佛名末摩尼光佛，苏邻国人，又一佛也，号具智大明使。……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至道中，怀安士人李廷祐得佛像于京城卜肆，鬻以五十千钱，而瑞相遂传闽中。真宗朝，闽士人林世长取经以进，授守福州文学”；“皇朝太祖定天下，以三教范民，又嫌其教名上逼国号，摈其徒，毁其宫。户部尚书郁新礼部尚书杨隆奏留之。”（【明】何乔远：《闽书·方域志》卷7）
由于户部尚书郁新的奏请，福建泉州晋江县华表山草庵摩尼教寺保存了下来，而从朱元璋“凡事都要做绝”的处事风格来看，这里边是否另有玄机？更让人纳闷的是，为什么在明初严厉禁教的情势下，在晋江北边不远处的宁德郊县霞浦山村里居然也保留了这么一个规模还不算小的明教据点？有人可能要说，那是不是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客观上起到了保护作用？笔者最初也曾这么想过，2010年春夏的那次霞浦之旅，开始时一路顺行，到达霞浦县城也不过1个小时。可从霞浦县城前往明教神龛佛座所在地柏洋乡盖竹上万村却花了我们整整四个小时。柏洋乡盖竹上万村是一个较为偏僻的小山村，在那里明教的传播既有族内亲属之间的传播，也有非直系亲属之间的师徒传播，这样的情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地明教势力不易被人发现的有利格局，所以即使是当地明教创始人林瞪的第29代在京裔孙林鋆先生等自家人，却也一直不知其祖上是信奉明教的，直到2008～2009年间的偶然“发现”，在邀请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亚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博士后陈进国等对其拍摄的明教遗迹照片进行辨认以及随后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有同志的集体考察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家乡原本是当地明教的主要据点，自己的祖上还是当地的明教的创始人，由此拉开了揭示与研究霞浦明教遗址、遗物的序幕。（参见林鋆、陈进国编：《世界摩尼教的重大发现 中国福建霞浦县柏洋乡盖竹上万村摩尼教遗物惊现世间》，在此笔者感谢霞浦县柏洋乡政府领导及盖竹上万村村民的热情帮助）
霞浦明教得以保存的“环境决定论”果然有着一定的道理，但笔者后来又想到了另一个与闽北甚至霞浦有着一定关系的明代重量级人物——汤和。因为安徽电视台曾邀请笔者前去主讲过《大明风云人物系列》，而其中有一次就要求专讲汤和，为此笔者头脑中留下很深的印象，汤和这个人还真不简单，在洪武中晚期朱元璋大杀功臣的情势下，公侯级别的，只留下了3个人，其中侯爵有耿炳文和郭英两人，而公爵唯汤和一人。《明史》对汤和做了如下记载：“汤和，字鼎臣，濠人，与太祖同里闬。幼有奇志，嬉戏尝习骑射，部勒群儿。及长，身长七尺，倜傥多计略。郭子兴初起，和帅壮士十余人归之，以功授千户。从太祖攻大洪山，克滁州，授管军总管。从取和州。时诸将多太祖等夷，莫肯为下。和长太祖三岁，独奉约束甚谨，太祖甚悦之……”（《明史·汤和传》卷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十四）
《明史》的这段记载告诉我们：汤和与朱元璋原是光屁股兄弟，传说中小时候朱元璋常当孩子的头头，看来不太吻合实际，很有可能当时的孩子王就是汤和，更有汤和“闹革命”要比朱元璋早，甚至还有人说，当年朱元璋“参加革命”就是汤和介绍的。可到了后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朱元璋“进步”得更快，成了汤和的领导，而汤和似乎也乐意拥戴朱元璋。不过这些都是表面的。俗话说，酒后吐真言，汤和在“守常州时，尝请事于太祖，不得，醉出怨言曰：‘吾镇此城，如坐屋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太祖闻而衔之。”（《明史·汤和传》卷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十四）
上述汤和的那一段话含义多多，朱元璋当然要恨了。可洪武中晚期汤和却极其识趣地率先交出了兵权，朱元璋由此龙颜大悦，“复命其子（指汤和儿子）迎至都，俾以安车入内殿，宴劳备至，赐金帛御膳法酒相属。（洪武）二十七年，病浸笃不能兴。帝思见之，诏以安车入觐，手拊摩之，与叙里闬故旧及兵兴艰难事甚悉。和不能对，稽首而已。帝为流涕，厚赐金帛为葬费。明年八月卒，年七十，追封东瓯王，谥襄武。”（《明史·汤和传》卷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十四）
洪武皇帝见到晚年汤和居然亲自手拊摩之，后又追封其为东瓯王，由此看来一向记仇的朱元璋开始变得“不记仇”了？而且还将汤将军的功勋定格在温州（东瓯为温州一带的别称）军事行动上，那么汤和在温州一带究竟有着怎么的军事行动呢？
洪武中晚期，就在汤和告老还乡没多久，东南地区发生了倭寇之患。朱元璋立马召见汤和，“顾谓和曰：“卿虽老，强为朕一行。”和请与方鸣谦俱。鸣谦，国珍从子也，习海事，常访以御倭策。鸣谦曰：“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可无烦客兵也。”帝以为然。和乃度地浙西东，并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选丁壮三万五千人筑之，尽发州县钱及籍罪人赀给役。役夫往往过望，而民不能无扰，浙人颇苦之。或谓和曰：“民讟矣，奈何？”和曰：“成远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顾细谨，复有讟者，齿吾剑。”逾年而城成。稽军次，定考格，立赏令。浙东民四丁以上者，户取一丁戍之，凡得五万八千七百余人。明年，闽中并海城工竣，和还报命，中都新第亦成。”（《明史·汤和传》卷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十四）
看来这次汤和的东南之行还不仅仅在浙南，而且还深入到了闽北，构筑海城工程。而霞浦恰恰就是闽北的海边城市，作为老明教徒的汤和难道就一点不懂或不知道霞浦明教？如果知道了，他会跟朱元璋说？依照汤和一向小心谨慎的个性，他又不可能不说；说了朱元璋又会作出如何的处置？后被定格为“东瓯王”的汤和是否有所受命呢？《明史》说汤和“晚年益为恭慎，入闻国论，一语不敢外泄。”（《明史·汤和传》卷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十四）还有，在明代文献中随处可见各地明教势力被摧毁的记载，唯一见不着明代霞浦明教被破坏的历史记录，这又是为何？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霞浦柏洋乡盖竹上万村明教遗迹遗物中，人们发现了一般只有在皇家宫廷中才能见着的角端。角端是什么东西？老版本的《辞海》有着这样的解释：
角端：兽名。《史记·司马相如传》：“兽则麒麟角偳”，《集解》引郭璞曰：“角偳音端，似猪，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尝以此弓十张遗苏武也。”亦作角端。《后汉书·鲜卑传》：“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注：“前书音义曰：‘角端似牛，角可为弓。’按《史记》集解云角偳似猪（《说文》亦云角偳似豕），《后汉书》则谓之角端牛，《汉书》音义亦云似牛，当以其有角之故。又《宋书·符瑞志》：“角端者，日行万八千里，又晓四夷之语，明君圣主在位，明达方外幽远之事，则捧书而至”，此为神异之兽，与角可为弓之角偳，似非一物。（舒新城等主编：《辞海·角部》，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再版，P1232）
图36 霞浦柏洋乡盖竹上万村明教遗物角端
由此看来，这个叫角端的宝物还不是一般人所能用的，尽管先前人们的考古认为，该角端可能为霞浦明教创始人林瞪流传下来的道仪法器，但这也是猜测。我们所知道的是，角端一般出现在明清宫殿里皇帝御座之前，代表“明君圣主在位，明达方外幽远”，要是普通人拥有了它岂不有造反之嫌？或会招来大祸呢？由此，我们能不能解释为明清皇室成员或言皇帝出亡到此而遗留下了该宝器呢？当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更让人无法置信的是清人整理修撰的《宁德县志》中宋至清历任县令都是有名有姓，唯独明朝永乐年间三任县令却只有姓而没有名。这到底是为什么？
据目前人们所能掌握的宁德方志来看，清代乾隆年间问世的由卢建其、张君宾修撰的《宁德县志》（1983年福建宁德县志编撰办公室又做了整理，后来厦门大学出版社予以正式出版）可谓比较完整。乾隆时期距离明初永乐时代已有300多年，且老早就经历了改朝换代，不太可能存在着对永乐时代一个山区知县有什么政治讳疾呀，但为什么《宁德县志》在宋至清历任知县都记全的情况下，独独永乐年间三任知县有姓没名，也缺乏相关的信息？在那个让人一头雾水的疯狂年代里，这三任“芝麻官”到底犯上什么大事让人不可触及？
至此，如果将以上所引的八个方面的史料通盘起来看，我们的思维或许会豁然开朗。
永乐朝的“国丈”刘贞、朱棣的赏识直臣周新、明成祖的知心内臣郑和、永乐帝的心腹密使胡濙、明初福建宁德郊县霞浦等地的明教出奇地保存完好、一般只在明清宫廷中使用的角端居然出现在宁德郊区的霞浦山村、在宋至清历任知县都记全的情况下独独永乐年间三任宁德知县有姓没名，以及宁德及周围地区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军事布防……在“建文”转向“永乐”的非常时期，这些与永乐帝君主宝座有着关联的大明重量级人物、非常事件和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都先后在福建一一登场、上演，本来在大一统帝国中并不引人太多注目的福建在大明帝位更替中一下子成为帝国政治舞台上的看点。
文献史实与考古实物相合：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
诚然，我们并不否认上述列举的史实证据与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没有直接的关联，那么史料上到底还有没有间接地披露建文帝出亡闽东或宁德之信息？答案是：有！
建文帝曾现福州雪峰寺
明末清初学者查继佐在他的力作《罪惟录》里大致讲了这样一件事：“初别郑时，留隆网为记，走往福州雷峰寺。三保下洋过之，泣拜於地，为之摩足。帝微嘱三保举事，泣对不能，别去。”（【清】查继佐：《罪惟录·外志·列朝帝纪逸·建文逸纪》志卷32，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册，第1022～1023页。）
建文帝出亡到福州的雪峰寺（今属闽侯县）时，曾与朱棣的心腹使者郑和“碰巧”相遇了。对于郑和来说，建文帝是故君，作为昔日君主的臣民理应尽忠报效建文帝；但郑和身份很特殊，他又是燕王府的旧人，跟随朱棣一路来到南京，大明帝国政治的特殊性使得在雪峰寺“邂逅”建文帝的郑和十分尴尬：建文帝轻声嘱咐手中握有几万兵马准备下西洋的郑和举兵造反，郑和一边给建文帝揉着脚一边哭着说：“我不能！”随后就离去。
可能有人认为查继佐所记的这段史料不足为凭，一来，孤证；二来，查继佐是明末清初之人，其生活年代距离建文帝出亡已近300年了，因此说，其记载不一定可信。
我们不妨再看来一段史料：清康熙二十二年纂修的《江宁县志》中载：“三宝太监郑和墓，在牛首山之西麓。永乐中命下西洋，有奇功，密知建文踪迹，回朝皆奏不闻，史称其有隐忠云。”（清康熙版《江宁县志·陵墓》卷5）
由此，南大老教授、明史专家潘群先生这样说道：“郑和确实‘踪迹建文’，并且终于在福州雪峰寺找到了建文帝。”（潘群先生考证了查继佐书中的“雷峰寺”应为“雪峰寺”，笔者采纳之，详见潘老的《郑和踪迹建文考》一文，载《郑和与海上丝绸之路》，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出版，2005年12月版，P57）
既然建文帝在雪峰寺出现过，“邂逅”的又是秘密寻访他的郑和，即使郑和对故君再忠，建文帝谅必也不敢在雪峰寺久留了。而与雪峰寺相距驱车3小时山路路程的原本闭塞落后的山区宁德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一带何尝不是藏身的好地方。那么依据呢？
并无多少佛教信仰的篡位皇帝朱棣敕赐建造宁德华藏寺背后的动机
前阵子笔者上宁德考察时还曾得到另外一个意外的收获：在雪峰寺东北方向大约驱车行驶3小时的宁德市霍童支提寺内收藏了一大块明代的木刻拓片，虽然该木刻板以前曾被当地农民作为栏猪的猪圈板，其上面的好多文字与部分图像已经被猪八戒的子孙啃到了肚子里去了，但我们今天还是能看到木刻拓片上剩下的一些图像——郑和航海舰队的盛大境况和部分字样，如：“尊宿澄鉴荷南宋荥封于嘉定迨我”、“成祖文皇帝握乾符以昇位泽被九流”、“仁孝皇太后体坤德以资他恩隆三宝”、“圣像铸千尊”、“郑和”等字样，结合明代大学问家谢肇淛等人在《由霍林上支提记》中记载的“瞻圣母所赐金身莲座、《大藏经》及文皇帝仁孝皇后所赐天冠千尊”（【明】谢肇淛等：《由霍林上支提记》，载《宁德支提寺图志》卷之四，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P44）和支提寺内所藏的“千尊铁铸圣像”和大殿后堂所挂的那块署有“敕赐华藏寺，大明永乐五年钦差太监鼎建禅林”之匾，综合起来看，永乐五年，朱棣的老婆徐皇后有旨：给宁德霍童支提寺即当时的华藏寺捐赠千尊铁铸佛像，而护送千尊佛像到宁德霍童支提寺应该就是大航海家郑和。
查正史，笔者发现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就在国内护送佛像，非要等大航海家郑和回来，为何？
正史明确记载说：“永乐五年秋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明太宗实录》卷69）《国榷》也有相同的说法，“（永乐五年秋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后，中山王长女，仁明贤淑，汉马氏、唐长孙氏之流也，年四十六岁。”（【明】谈迁：《国榷·成祖永乐五年》卷14，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P993）
由此看来，宁德华严寺或称华藏寺所藏的木刻拓片上所讲的仁孝皇太后即徐皇后下旨赠送千尊佛像只能在永乐五年七月乙卯日之前了。但问题是此时千尊铁佛的护送者大航海家郑和还在从西洋回归的路上，有史为证：“永乐五年九月壬子，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明太宗实录》卷71）《国榷》也载：永乐五年九月壬子日“太监郑和还自西洋”。（【明】谈迁：《国榷·成祖永乐五年》卷14，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P993，P994）
这样比对下来就存在着2个月的时间差了，当然有人可能要说，那也没什么的，徐皇后可能临死前作了嘱咐，这才有了郑和从西洋回来就马不停蹄地赶往福建宁德，赠送千尊铁佛。
问题是当时朝野上下人才济济，就在国内护送些佛像，非要等到肩负寻找建文帝等特殊使命的大航海家郑和回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怪了，没什么过重宗教情结的徐皇后居然临终前没忘要给宁德送铁佛？
徐皇后临终前有没有交代要给福建宁德赠送千尊铁佛？换言之，徐皇后有没有十分浓烈的宗教情结？翻阅《明太宗实录》，其对徐皇后一生及其临终遗言的记载还颇为详细：
“（永乐五年秋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后，中山武宁王（徐）达之长女，母夫人谢氏，后自幼贞静、纯明、孝敬、仁厚。王与夫人言：‘此女天禀非常，宜以经史充其知识’，后于书一览，輙成诵不忘，姆师咸惊异之。由是，博通载籍，每览昔人言行之懿，未尝不一再以思，曰：‘古人书之册，固欲后来者仿而行之也。’太祖高皇帝闻王有贤女，一日，召王谓曰：‘朕与卿同起布衣，至今日同心同德始终不间。古之君臣相契者，率为婚姻。朕第四子气质不凡，知卿有令女，能以配焉，佳儿佳妇，足以慰吾两翁！’王拜稽首谢。洪武九年正月，册为燕王妃，恭勤妇道，高皇后深所爱重，尝曰：‘燕王妃所行，足以仪范宫闱。’又曰：‘此吾孝妇也。’上之国北平后，理内政，宫中肃然而和厚，逮下有周南樛木之德焉。孝慈皇后崩，哀毁动左右，执丧三年，疏食如礼，免丧或语及先，后未尝不流涕。上举义靖内难，后所赞画多协。上意上帅师在外，留世子守国，敌兵攻城甚急时，城中守卒不支，凡部分措置备御抚绥激厉之方，悉得其宜，城卒以全，虽事总于世子，亦多禀命于后云。上既正大统，是岁十一月，后正位中宫，愈益祇勤，数言南北战斗累年，兵民俱敝，宜与休息。又言：‘帝尧施仁，自亲族始。’又言：‘人材难得，昔汤武之佐伊尹、太公，皆先代之人，况今日贤材，皆太祖皇帝所成，望陛下不以新旧为间。’上悉嘉纳，曰：‘后所言皆合吾意。’侍上燕闲语及先朝事，上问：‘犹忆先后遗言何者？’其至要乎？后历举以对曰：‘赏罚惟公足以服人，过于仁厚不犹愈于刻薄，理天下者以贤才为本，自奉欲薄养贤欲丰。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天下安危系民之苦乐，民心之所归，即天命之所在。凡此之言皆帝王要道，理乱大原愿，陛下朝夕无忘！’上喜。后弟增寿，素归诚于上，义兵之兴，阴有翊戴功，为建文君所害。上悼惜不已，将追命之爵以语后，后力言不可，上曰：‘后欲为汉明德耶？顾今非以外戚故封之，竟迨定国公而命其子景昌袭爵’。命下，乃以告后，后谢曰：‘此上之大德，然非妾之志也。’上曰：‘爵命非有功不与，朕方以至公治天下，岂有私意哉？后继今勿复有言。’后曰：‘上命已行，妾何言？顾穉子未有知，惟上赐之师教，庶几上不辱大恩，下不累先人。’上曰：‘后言良是。’命礼部择师教之。初立皇太子，封汉、赵二王。后曰：‘太子，国家之本，诸王藩屏所资，愿择老成端正之士辅养德器！’上曰：‘此朕所注意也。’又语后，曰：‘皇考之制，东宫官属率以廷臣兼之任使，一则疑隙不生，今凡宫臣之重者，悉择廷臣贤者兼之。’后曰：‘此先朝鉴戒往古之失，诚良法也，虽万世当守而行之。’曰：‘长子仁厚足，为令器不泰祖宗矣，二子三子，陛下宜早教之！惟陛下留意！’上曰：‘吾亦知之。’一日，上退朝晏，后请其故，上曰：‘吏部选人每循资格，朕今日亲拔二十余人，方岳为郡守，故不觉晏耳。’后曰：‘国之理乱，于民之安否，系于牧守之贤、不肖，奈何悉用资格任牧守哉？资格可□□选曹之弊，然贤才不免于淹滞，故往古今制，有出众之才，必有不次之擢，积年劳之多，亦有叙升之典，二者并行，则士无枉才，官得实用，而治效可致。’上曰：‘然！’上勤于政事，或日昃未食，后亦不食以俟。尝问曰：‘陛下日与共图政理者谁何？’上曰：‘六卿治政务，翰林职思典词命朝夕左右者。尝请于上，悉赐其命妇冠服、钞币，且谕之曰：‘妻之事夫，其道岂止于衣服、馈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于诗歌者，有载诸史传者矣，古今人岂相远哉？常情朋友之言有从有违，夫妇之言婉顺易入。吾在宫中，旦夕侍皇上，未尝不以生民为念，每承顾问，多见听纳。今皇上所与共图理道者，六卿翰林之臣，数辈诸命妇，可不有以翼赞于内乎？百姓安，则国家安，国家安，则君臣同享富贵，泽被子孙矣！’后观《女宪》、《女戒》诸书，其取义作《内训》二十篇，居常志存内典，复采儒、释、道嘉言善行类编之，名《劝善书》。后奉祭祀，尽诚敬事，上恭（敬）[谨]不懈，晨夕与皇太子、诸王言：惟孝亲、恤民；与妃嫔以下言：惟恭敬、和睦；与亲戚言：惟奉法循理。闻外家稍有纵肆，召至责之，有谦慎者，时加赐赉为劝。后言：‘动以礼喜，怒不形下人，有过教之，使改亦靡不畏服焉。’后识达治道言，必师古性，不喜华饰，自御俭素，宫阃之内化之。
既得疾，医药勿效，日益剧。上临问，后对曰：‘今至此，命也！但身蒙上恩，位中宫不得给事，此遗憾耳！’又曰：‘今天下虽定，兵甲不用，然民生未大苏息，惟上矜念之。’又问：‘复有何言？’曰：‘愿广求贤士，明别邪正，不以小过而废之，不以小才而比之，子孙成之以学，宗室亲之以恩，妾不能报上恩矣，愿无骄畜外家。’上泣，后亦泣，曰：‘人生死有定数，惟上割恩自爱，无以妾故伤圣心遗今。’白王太子曰：‘吾祗事皇上于今三十有一年，上不能继承先皇后懿德，吾甚愧之，今至此命也！奚悲？尔，吾之长子，孝仁、淳厚，当夙夜恪勤、敬事君父，勿以吾故过哀毁以伤君父之心，吾素菲薄无德，及人身殁之日，丧务从简省，毋妨臣民。往者皇上遭罹内难，躬率将士在外，吾母子留北京敌兵围，将校士民之妻皆擐甲胄，挟矢石，登城列阵，协力一心，以死固守，及内难平。吾正位中宫，富贵已极，而将校士民之妻至今报赉未称，吾寝食未尝忘。近闻皇上将巡狩北京，意愿从行，将请恩泽及之，而吾今不逮矣，尔能体吾心，九泉无恨。呜呼！主器之任在尔，匪轻敬以事上，仁以抚下肃，以正家恩，以睦亲，尔念之。’顾皇孙曰：‘尔将来有宗社之寄，大平之任，宜励学笃志。’又谓上曰：‘此孙远大之器，幸善视之。’后崩，上哭恸，群臣奉慰。上曰：‘皇后仁明、贤淑，汉马氏、唐长孙之伦也，虽处中宫，其一念惟在仁民，继今朕入宫，不复闻直言矣！’后年四十六。皇太子及汉王赵王、皇女永安、永平、安成、咸宁四公主，皆后出也。（《明太宗实录》卷69）
以上这段文字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有关徐皇后一生及其临终遗言的最早官方记载。从《明实录》的这段记载来看，徐皇后似乎对佛教无所“涉足”，相反她倒是积极有为，老公在外打仗，北平老巢受到李景隆大军的围攻，作为一个妇道人家，她竟然率领北平城内的老弱病残孕等弱势群体奋勇抗敌，也不愧为大将军之女，其身上颇有魏国公的遗风，在北京保卫战中奇迹般地取得了成功。再从朱棣篡位以后徐皇后的所作所为来看，其多属积极有为：邀请内阁大臣的妻子上大内去“聊天”，一句话要她们当好贤内助；并时不时地询问朱棣有关国家治理之事，提醒、敦促丈夫要以仁为本，要注意贤才的发现与提拔；同时她又能做到母仪天下，从记载历代女贤善德佳行的《女宪》、《女戒》等书中缉取精粹，编成《内训》二十篇，规范后宫；又从儒、释、道诸家中选取嘉言善行进行类编，统名为《劝善书》，以此来教育后宫女眷……就连她临终时还不忘关怀丈夫的帝国事业、皇太子和皇太孙的未来，压根儿就没提到什么赠送千尊铁佛上宁德之事，或言之，看不出徐皇后有好佛之举，而且她也没有这方面从小家庭教育的基础。据笔者的个人研究，在大明开国大将军徐达家人中好佛者甚少，只有一个小女儿是“好佛”的，但这也是被她姐夫皇帝朱棣给逼的。
居然有这样的皇帝：死了老婆，将贼眼盯在小姨子身上
那是在徐皇后死后，朱棣因为经常想起昔日患难与共的贤妻徐氏，有时想得很投入，居然不知不觉地暗自落泪，太监看到了，跑来劝导：“皇上，人死不能复活，徐皇后虽然千古难寻，但她毕竟走了，陛下龙体重要，再说后宫佳丽数千……”太监还没把话说完，就遭到朱棣一顿臭骂，自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劝了。
朱棣伤心是一回事，要想找个替代徐皇后又能使自己称心如意的贤惠女子那是另一回事。其实在悲伤之余，朱棣也在活动活动心眼，由徐皇后想起了她的娘家人，其中有一个妙龄美女最近老在自己头脑里闪现，直把朱棣弄得心猿意马。皇后大丧期是不能提这种事的，好好熬吧，终于熬到大丧期过了，自恃大明第一人的朱棣感觉特别好，徐家的那个小美女非我朱棣莫属了。想到这里，朱棣就将贴身太监叫来，让他直接到南京城南徐达府上去提请，直截了当向徐达妻子谢夫人（徐达早逝）开口要那貌若天仙的小美人即徐皇后的小妹妹。
徐皇后有3个妹妹，2妹嫁给代王朱桂，3妹嫁给了安王朱楹，4妹最小，尚未许配，这些情况朱棣难道不知？丈人家的这些女孩子数人品2妹最差，简直就是一个泼妇，论贤德，长女徐皇后最好；若论品性与才貌，恐怕没有一个比得上4妹，尤其这4妹从小就饱读诗书，吟诗作画，无所不能，目下又值二八妙龄，满身散发出仙女甚至妖精一般的魅力，想起她，就让人茶饭不思、情不自禁。但朱棣疏忽了一点，对于徐家4妹的脾气没摸摸底。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儿女婚姻还不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朱棣心里稳操胜券，只等贴身太监从城南回来向他道喜。
再说朱棣的那个贴身太监风风火火地赶到徐达的魏国公府通报了皇差的目的后，徐达夫人谢氏赶紧出来接待了皇帝的“钦差”，双方一阵寒暄过后直接进入了主题。
有个小丫鬟在旁听到了这一切，她马上跑到徐皇后的4妹闺房去道喜，4妹很惊诧：“何来之喜？”小丫鬟说：“小主子，您马上要接你大姐的班当皇后了，这不是大喜事？”哪料到4妹听到以后，马上一脸怒气，对着小丫鬟斥责道：“嫁给他？一个禽兽都不如的暴君，简直是魔鬼，你们没看到他在我们南京城里杀了多少人？厚颜无耻的家伙，还把自己打扮成“孝子”和圣君的模样，到处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什么都要做大做强，为了他的个人私欲，天下有多少人家被搞得家破人亡……要我嫁给他？除非我死了。”
4妹的话很有份量，她个性特别刚烈，小丫鬟怕出意外，赶紧将小主子讲的照实“翻录”给了谢夫人，谢夫人听完后，沉默了好久，最后跟朱棣的贴身太监这么说道：“谢谢皇上洪恩，不过，小女实在年龄太小了，等她长大以后再说。”
其实小丫鬟跟谢夫人偷偷讲话就在朱棣贴身太监所在客厅的隔壁，主奴之间的对话，太监都听得一清二楚，太监也怕事，万一徐皇后的4妹真出了什么意外，自己这条小命也就没了——朱棣完全可以以没办好事为名把他给剁了。所以，太监看到谢夫人从内屋出来就知道答案了，他极为知趣地与谢夫人道别，然后直奔明皇宫向他的主子汇报提亲遭拒的事。
朱棣听后顿时脸就铁青，好几天都没好好吃饭，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将丈母娘谢夫人请到了明皇宫来。朱棣是“奔五”的人，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再说他是皇帝，皇帝要个把女人，多大的事？！再说你们老徐家已奉献过一个，再献一个又何妨？于是他就开门见山地跟丈母娘要了：“朕欲得夫人季女继中宫？”自我感觉良好的朱皇帝没想到丈母娘也看不起他，不过年长者毕竟会说话：“妾女不堪上配圣躬。”就是说奴婢小女配不上您皇帝老爷，这不是变相的拒绝么，朱棣马上就板脸，带着杀气但脸上又装着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说道：“夫人女不归朕，更择何等婿耶？”换句话来说，你家女儿连皇帝都不肯嫁，还想挑选什么样的女婿呢？谢夫人何等聪明，只是应付几句就匆匆告辞回府了。
得罪了魔鬼皇帝能有好结局吗？4妹哭着与她的妈妈道别，然后依然决然地前往南京城南聚宝门外的一寺庙里当尼姑，后来该寺庙被人称为王姑庵（徐达死后被追封为中山王）。（【明】郑晓：《今言》卷2；【明】吕毖：《明朝小史·永乐纪·王姑庵》卷4；【明】周晖：《金陵琐事·更择何等婿》卷1，南京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P45）
从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史料来看，老徐家也就这么一个被强势女婿魔鬼皇帝朱棣逼得走投无路的小女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走上“好佛”之路的。因此说，要讲徐皇后好佛尊释实在是无史为凭。
再说，徐皇后是在13岁时嫁给燕王朱棣，并伴随朱棣在北平度过自己的少女、青年以及中年岁月，等到朱棣“靖难”成功，再次回到故乡南京定居时她已经是40出头的半老徐娘了，要说北方名山圣迹或许她还能一一道来，但要说东南地区偏于一隅的支提山什么华严寺，对于一个刚从北方来南京又呆在深宫里的中老年妇女来说未必会知道，即使听说了，也未必会感兴趣。既然如此，要说徐皇后有旨赠送千尊铁佛给福建宁德华严寺似乎也就讲不过去了。那么到底是谁做了如等尊释重佛之事？
来路不明的皇家“龙种”朱棣之宗教信仰是什么？
从朱棣诡异的人生轨迹与“摇摆不定”的宗教态度来看，赠送千尊铁佛到宁德华严寺的动议主创者应该就是大明君主永乐皇帝朱棣。
朱棣自来到这个世上起就是一个神秘莫测之人，就连他的生母是谁？人们争了500多年直到近来才逐渐弄清楚；那他爸就是朱元璋？这也是无法绝对肯定的；再看朱棣“靖难”，那更是疑雾重重（读者朋友欲详知，可见笔者另一专著：《大明帝国》系列之5《永乐卷上》），因此说，朱棣的一生是诡异的，也是极为神秘的，就同他的宗教观一般，扑朔迷离。
原先在北平当藩王时，朱棣接触最多的宗教人士可能就要数姚广孝了，从表象来看，姚广孝是个出家人，但在朱棣登上皇帝宝座之前，姚广孝授予朱棣更多的可能是韬光养晦的谋略与法家的权术，因此说朱棣人生前半期主要受影响的是姚广孝“杂家”思想，没有多少宗教情结。若要有的话也就是他在元都故地受当地人们奉行的喇嘛教熏染，所以当他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就派人上西藏去恭请藏传佛教领袖哈立麻来京讲法。
除了藏传佛教以外，永乐皇帝开始时对于其他的佛教派别基本上都是遵循了朱元璋时代制定的宗教政策——适度的抑制和控制。永乐五年春正月的一天，礼部有官员向皇帝请示：“直隶（今江苏与安徽两省）与浙江各州府有许多军队与百姓的子弟私自剃度为僧，前来南京冒领和尚证件——度牒的就达1800人。”朱棣听后十分恼火，咆哮道：“我家高皇帝早就制定了规矩，庶民40岁以上才可以出家，如今违反禁令者居然有这么多人，他们眼里还有我大明的朝廷吗？”他当即命令兵部官员将这些前来冒领度牒的私自剃度者全部编入军籍，发往辽东和甘肃去戍边。随后朱棣感慨道：“朕即位以来谨遵祖制，一点也不敢懈怠，这些下等贱民竟敢如此放肆，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对他们决不可宽宥，况且这些都是人渣或言“小人”，不能再让他们繁衍后代了！”（《明太宗实录》卷63；【明】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7，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P382）
不能让“小人”繁衍后代，朱棣对那1800人实行阉割？史书没有说下去，笔者不好瞎说，但就将违反祖制冒领度牒的“假和尚”发配当兵守边，处置不可谓不重。朱棣所作所为似乎一切都在按照高皇帝的“既定方针”去执行，但就实不然，他自己就在南京天禧寺的旧址上建造了当时最大最豪华的佛寺佛塔——南京大报恩寺塔，且口口声声说那是为他的父皇朱元璋和母后马氏荐福用的，但在大报恩寺的主殿内供奉的却是密不外宣的自己生母碽妃。从南京大报恩寺的建筑遗物考古等角度来看，朱棣似乎信仰的是藏传佛教，可谁能想到的是就在朱棣下令准备动工建造南京大报恩寺前后，这位“伟大君主”又对道教产生了疯狂的热情，永乐九年朱棣“命（工部侍郎郭琎）往湖广督武当山宫观”，武当宫观建设就此拉开序幕。（【明】雷礼：《国朝列卿记》卷13）永乐十年六月戊午日“建湖广武当山宫观，命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董其役。”（《明太宗实录》卷129）
对于倾力打造武当道宫的原由，明代官书记载朱棣是这么说的：“武当创见宫观，上资皇考、皇妣之福，下祈福天下生灵，如岁丰人康、灾沴不作，此朕素愿。”（《明太宗实录》卷140）看到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人们自然想到朱棣要建造大报恩寺时也是这般说辞，问题的关键在于朱棣是个不信神仙鬼怪之类的一代“明君”，那么这个永乐皇帝大造武当宫观到底是为什么？
翻阅《明太宗实录》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官方史书对好多敏感问题的叙述十分隐晦，但朱棣“钟爱”“北极真武之神”还是不断地跃然纸上。建文四年六月中朱棣打入南京，在夺得皇位一个月不到的七月辛卯日，这位明皇宫里不请自来的新主子就派了大明帝国道教管理专门机构官员“神乐观提点周原初祭北极真武之神。”（《明太宗实录》卷10）随后，朱棣对真武之神的“尊崇”不断提升，永乐十年二月乙丑，皇帝“给授太子少师姚广孝及其祖父母父母封赠并诰命”，又“命武当山道士孙碧云为道录司右正一，不任以事。”（《明太宗实录》卷125）
佛、道不一家，作为皇帝的朱棣连这起码的常识还是知道的，但是在追赠自己的心腹、“靖难”第一功臣姚广孝父母、祖父母尊号的同时永乐皇帝居然发出了几乎等于说了废话的任命，武当道士孙碧云任道录司右正一（相当于全国道教协会名誉会长），从表象来看，实在令人费解。但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姚广孝的“出身”，事情似乎逐渐明朗了。“姚廣孝，長洲人，本醫家子。年十四，度為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士席應真，得其陰陽術數之學。嘗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見之曰：「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道衍大喜。”（《明史·姚广孝传》卷145，列傳第33）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朱棣“靖难”造反是姚广孝一手教出来的，而遁入“佛门”的姚广孝原本就是一个假和尚，更关键的还是姚广孝最早拜师的不是和尚，而是苏州一带以精通阴阳之学而出名的道士席應真。后来姚广孝碰上了朱棣，两人一拍即合，燕王的“雄心壮志”被姚广孝觉察出来，那么他的造反思想顾虑难道姚广孝会坐视不管？因此明代中期进士高岱在《鸿猷录》里这样说道：“成祖屡问姚广孝师期，姚屡言未可。至举兵先一日，曰：‘明日有天兵应可也’。及期，众见空中兵甲，其帅玄帝像也。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明】高岱：《鸿猷录》卷7）明末清初学者傅维鳞也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太宗因问师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师’，又数日，入曰：‘可矣’。遂谋召张昺、谢贵等宴，设伏斩之。遣张玉、朱能勒卫士攻克九门。出祭，见披发而旌旗者蔽天，太宗顾之曰：‘何神？’曰：‘向所言吾师，玄武神也’。于是太宗仿其像，披发仗剑相应。”（【清】傅维鳞：《明书·姚广孝传》卷160）
原本就没有什么上帝，自从有人说了信了，就有了上帝。一个传说中的民间神“玄武真君”在“点子公司”总裁姚广孝的包装下顿时变成忤逆造反者朱棣的保佑神，而且在他从北京到南京的“靖难”造反路上“玄武神”一直在保驾护行，“壬午靖难兵起……每两阵相临、南兵（建文军）悉见空中真武（即玄武）二字旗帜，皆攻后以北也”（【明】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参见《元明史类钞》卷19）
朱棣每次深陷困境差一点就将自己的小命也搭进去，但“巧遇”的是他的对手建文帝是个仁弱君主。建文朝廷军队北伐时，皇帝朱允炆迂腐地告诫将士：千万别伤了我的叔叔！真因为有这样的圣旨，朱棣才成为打不着射不死的“活阎王”，这下可好了，在朱棣的嘴里一下子成了“玄武真君”福佑他的“明证”。自古以来，话语权就掌握在权威高势能者手里，后来朱棣胜了，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自己篡位不仅悖逆伦理，而且也践踏了“祖制”与高皇帝的遗命，夺天下易而守天下可不易，尤其自己守的原本就是政敌之天下，最不容易驾驭的是人心啊。自古“君权神授”最神秘也最有“说服力”，那么朱棣心目的“神”在哪里？将谁也没有看到过的“曾经保佑过自己”的玄武神抬出来，继续为自己所用！这是朱棣的高招。于是人们看到，就在朱棣踩着建文朝大臣满地鲜血登上累累白骨堆积起来的皇帝宝座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赶紧派人去祭祀“玄武真君”之神，更有他极力地渲染“玄武真神”福佑他的神迹神像，甚至在他下令打造天下第一道观——武当宫观的敕书里公开进行这样宣传：“我自奉天靖难之初，神明（指玄武）显助威灵，感应至多，言说不尽”。（【明】任自垣：《太岳太和山志》卷2）。
既然如此，对于这样福佑自己的神明，已经拥有天下的永乐皇帝能不为他老人家修座像样的宫观？
又一个道家的上帝被抬到了天空，当然最为关键的还在于朱棣用暴力与血腥手段夺来的“灰色”皇权一下子给“漂白”了，“君权神授”有了新的注解。明代史学家王世贞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呜呼！英雄御世故多术，卜鬼探符皆恍惚，不闻成祖帝王须，曾借玄天师相发”（【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武当歌》卷22）
花了这么多的笔墨来考察朱棣的宗教信仰及其炫世夺目的“丰功伟绩”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难看出，在朱棣“尊佛重道”的表象背后都有着其极为复杂的政治动机，那么永乐五年原本没有多少宗教信仰的篡位皇帝朱棣以徐皇后的名义给宁德支提山华严寺赠送千尊天佛和“鼎力建造华藏寺”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朱棣死了老婆，要为老婆荐福？犯不着如等舍近求远，而且正史已记载，就在徐皇后驾崩后的第三天，即“永乐五年秋七月丁巳，（朱棣就）命礼部于灵谷寺天禧寺设荐扬大斋”（《明太宗实录》卷69）因此说给福建宁德赠送千尊铁佛和建造华藏寺是为徐皇后荐福之说，不能成立；更为奇怪的是，朱棣将护送千尊铁佛到福建宁德这等算不上多大的差使非要交给率领数万人马肩负特殊使命的大航海家郑和，由此，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护送千尊铁佛到宁德就与朱棣交予郑和秘密特殊使命有关了！
前文说过，郑和下西洋肩负着秘密寻找建文帝的使命，结合建文帝在距离宁德驱车3小时路程的雪峰寺出现过的事实，笔者认为：极有可能当时朱棣已经耳闻到，建文帝出亡到了福建宁德等地了！
为了谨慎起见，笔者再次查阅永乐五年到永乐六年之间与福建相关的史料，结果惊讶地发现：在此前后福建省官场上先后有七个大员倒台，如：永乐五年五月壬午，“福建都指挥佥事张豫，坐困顿置番国方物不如法，谪戍安南。”（《明太宗实录》卷67；【明】谈迁：《国榷·成祖永乐六年》卷14，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P990）永乐五年六月甲午，“福建按察司副使陈思聪有罪，降常德府同知。”（《明太宗实录》卷68）永乐六年五月乙卯，“福建按察司副使卢文达有罪，谪戍边。”（《明太宗实录》卷79；【明】谈迁：《国榷·成祖永乐六年》卷14，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P1004）“（永乐六年）七月甲子，福建行都指挥佥事刘达受赇，贷死，檄海捕倭，御史殷昶又受达赇，戍卢龙卫。”（【明】谈迁：《国榷·成祖永乐五年》卷14，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P1007）
前后一年多时间里福建官场这么多的高层官员倒台，虽说他们倒台的主要原因是贪污，还有人说是因为他们对福建海域猖獗的倭寇围剿不力，就这么简单？一个省里七个大员相继“倒下”，“倒下”的时间恰恰正好是朱棣以其老婆名义给福建宁德霍童支提寺送佛像前后，送佛像者又正好是肩负踪迹建文帝的朱棣心腹郑和，而这个郑和还正好在雪峰寺与建文帝碰过面，……这一系列的“正好”说明了什么？笔者认为，朱棣可能已经嗅觉到：建文帝出亡福建闽东地区了，而福建地方官员居然“玩忽职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弄得“伟大的政治家”实在是火冒三丈，但他又说不出口——先前他已经告诉全国臣民：建文帝阖宫自焚了，所以只好以治贪为名，将这些“不讲政治”的封疆大吏们逐一收拾。
有人可能认为，以上这些都是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的间接证据，那么有没有最为直接的史料记载呢？有！
皇爷爷临终留铁篋 皇孙儿临难披袈裟
前文所述福建宁德华严寺云锦袈裟是建文帝的，好问的读者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建文帝的这件袈裟哪来的？是他事先知道自己要出亡而提前准备？翻阅《明太宗实录》，我们可以看出：朱棣是在建文四年六月攻入南京城的，但几个月前他还在北方流窜作案，而那时大明君主建文帝在皇位上还坐得好好的，怎么会在后来的短短几个月里这个仁厚的大明君主突发奇思妙想做件袈裟以备不测？从常理上说不过去，也不吻合建文帝的个性；再说，制作一件极品云锦袈裟非几个月内所能赶得出来的。而最近有媒体称，南京云锦研究所为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做的那件袈裟就花了两年的时间，所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建文帝出亡时的那件袈裟不可能是他自己下令制作的。那么到底是谁为建文帝准备了这么一件“宝贝”？说来大家可能真不敢相信，他就是建文帝的皇爷爷朱元璋！
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看，大约自明朝中期开始文人学者高岱、郑晓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来了珍贵的记载。高岱在《鸿猷录》中如此说道：“成祖（指朱棣，笔者诸）朝見建文君，左右惟數人，欲出迎，復嘆曰：‘我何面目相見？’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其宮。惟挈三子，變服出走，倉卒復棄三子宮門，被執寘師中。相傳謂太祖顧命時，以小篋封識甚固，密授建文君曰：‘他日危難發之，及是發視，則被剃具及緇衣，并僧楊應能度牒也，建文君乃出走為僧。”（【明】高岱：《鴻猷錄·長驅金陵》卷8，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鸿猷录》第3册，P102，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郑晓在《今言》里这样说：“或曰帝顶颅偏颇，高皇知其必不终，尝匣髡缁之具，戒之曰：“必婴大难，乃发此。”以故遂为僧去。”（【明】郑晓《今言》卷2）
吕毖在《明朝小史》里也留下记载：“高皇大渐时，封钥一小匣，固甚，密授于帝，戒遇急难乃启。及靖难兵入城，启之，则杨应能度牒也，诸披剃物悉具。遂削发披缁，从御沟中出亡。时宫中火起仓卒，咸以为建文君自焚死，竟无知者。”（【明】吕毖：《明朝小史·蘧文纪·杨应能度牒》卷3）
郎瑛在《七修类稿》中也说：“建文君，太祖一夕梦二龙斗殿中，黄胜而白负。明日见建文、成祖同戏，建文着白，心知后必不协；且见建文头颅颇偏，匣髡缁之具，戒曰：‘必婴大难乃发。’靖难师临城，启视，一刀一度牒，有敕曰：‘欲生，怀牒为僧，密地去；不然，自尽。’遂焚宫去。地道出东南，似当时齐泰、黄子澄知之而传于人。故文庙靖宫之日，以为匿于僧录洽南洲，以他事禁锢之。”（【明】郎瑛：《七修类稿·国事类·建文逸事》卷12）
何乔远在他的《名山藏》里这样记载道：“或言高祖始嘗問後嗣事於劉基，知建文君不終，與之藏函，函一僧牒、一剃七、一緇衣。牒曰：楊應能。宮之火也。建文君削髮披緇，懷牒從御溝，出郊壇亡。成祖使中使捄宮中使出馬皇后之燼，曰：建文君！遂以葬之，建文君既葬，或言其亡，或言蜀王迎之西，皆參差莫，實成祖亦心疑之，其時，有異人張玄玄者，以術重，已去，莫知所之，乃使禮部尚書濙行天下，名訪玄玄，實私察建文君，竟莫得其要領，其言建文君亡者。謂羣臣多為僧而從之。（【明】何乔远：《名山藏》卷5）
明代大史学家焦竑在他的史学著作《献徵录》中也留下了相类的记载：“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阴人。洪武初，荐高僧入京，历升左善世。靖难兵起，为建文君设药师灯忏诅长陵。金川门开，又为建文君削发。长陵即位，微闻其事，囚南洲十余年。荣国公疾革，长陵遣人问所欲言，言愿释溥洽。长陵从之。释出狱时，白发长数寸覆额矣。走大兴隆寺，拜荣国公床下，曰：‘吾余生少师赐也。’仁宗复其官。卒年八十二。”（【明】郑晓：《今言》卷3；【明】焦竑：《國朝獻徵錄·释道》卷之118）
就连明代国史《明实录》也作了记载：“（万历二年十月）戊午，上御文华殿讲读。上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当时逃免果否？’辅臣张居正对言：‘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明神宗实录》卷之三十）
上述最后一段史料来自于大明官方文书的记载——《明神宗实录》，记录的是明代万历初年最高统治者明神宗与权相张居正的对话，话题核心是建文皇帝是否穿了袈裟逃亡？从何处“走出”？後来如何？等等。要知道，明神宗血统继承的是明太宗的嫡系而非建文帝的系统，《明太宗实录》已记载了建文帝死於火中并葬之，怎么后世皇家子孙还在讨论他是否被烧死了还是出走了？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相张居正又怎敢冒欺君之罪胡言乱语建文帝穿了袈裟逃亡之事迹？而後，《明神宗实录》初修於天启元年，又经天启三年、天启五年复修，至熹宗崩时犹未成书直至崇祯年间由温体仁等续成，几经周折和考虑方始定稿，如果建文帝真的已经死於火中，何敢留此明神宗与张居正对话讨论建文帝逃亡的史迹？并且指出：“（神宗）命居正录全诗之全章，慨然兴叹，又命书写进览。居正退而录其诗以进。”云云，这是何等的重视，岂能以已被焚死之帝作为活人乱作文章？！由此可见：建文帝“削发披缁”亡命天涯确有其事，明初杨士奇等人所撰的《明太宗实录》所记建文帝焚死之说，乃“实录不实”之辞也。（潘群：《郑和踪迹建文考》，《郑和与海上丝绸之路》，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5年12月编辑出版，P57）
此外，从上述“正史”的字里行间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建文帝“削发披缁”亡命天涯是明太宗朱棣以后大明朝廷历代口头相传的头号秘密，在听张居正讲述建文帝故事之前，万历帝已经听说了一些有关建文帝“削发披缁”而亡的事情，只是他不能完全肯定这些传闻信息是否正确，所以才问自己的老师、内阁首辅张居正。
有关建文帝临难削发披缁故事叙述最为精彩、影响最大的当数明末清初谷应泰的《明史记事本末》与谈迁的《国榷》，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过去人们一直将其作为野史、传说或文学小说一类看待，没人认为它是信史，而现在的事实是建文帝的这件袈裟出现在福建宁德，换言之，正史中的“先朝故老相传言”和非“正史”的史料文献记载居然都与考古实物相吻合，这说明了什么？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
看过西方大片《特洛伊》的观众可能被那古代地中海边上曾经发生的恢宏、悲壮的战争场面所惊叹和折服，“特洛伊”之名就此一夜之间为地球人都知道，但实际上在19世纪以前不说我们东方人就是西方人自己也很少有人真正相信传说中的特洛伊故事，尽管《荷马史诗》已经流传了2000来年，但就是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1870年德国商人谢里曼开始对传说中的特洛伊进行考古挖掘，最终揭开了特洛伊传说的神秘面纱，逐渐地为世人所熟知。谢里曼考古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有时一个不为人们注意或重视的一丝线索或传说或许是未来揭开历史之谜的一把金钥匙。这是笔者在2008年底成稿2009年初正式出版上市的《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中所讲过的一席话，笔者向来主张，治学应该实事求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没想到的是在笔者成书一年后，古希腊式的“特洛伊”传说找到了“中国版”。明代“先朝故老相传言”、文人笔记或言野史中建文帝临难削发披缁之事在福建宁德找到了相应的物证，谁能否认建文帝出亡之事？！
至此，从整体上而言，建文帝出亡福建、最终卒于宁德之谜案被揭开了。但这里还有一个大问题没有解答，那就是建文帝为什么要出亡福建和宁德？
（马渭源2013.01.04 11：16第11次修改于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