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由于从朱棣开始的官方史书对建文朝史实肆意歪曲和千钩百索，以致于我们后人很难看到建文当政四年所实施的“宽政”所带来的喜人成果，也很难真实地认识建文君臣。但如果拨去历史的尘埃、驱散已有的迷雾而静心地寻找的话，我们居然发现建文帝出亡福建是种聪明又理性的选择，因为那一带“潜伏”着……

明清以来，有关建文帝出亡的路线与方向向来是众说纷纭，但影响较大的要数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其大致是讲建文帝去了湖湘，再上云贵，往返于四川、重庆、江浙等地，一路上都有他的铁杆大臣在暗中接济和保护，后来长期在云贵落脚，云云。其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史实叙述“具体”、“精确”、“到位”，几几年几月几日到了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等等，一个落难皇帝好像不是在亡命天涯，而是在怡然自得地游山玩水。谷应泰等在建文帝出亡之事的取材上出了大问题了——主要参阅了程济的《从亡随笔》和史仲彬的《致身录》等“伪书”。《从亡随笔》据称是伴随建文帝出亡的流亡大臣程济所写；《致身录》有人说是一个名叫史仲彬的建文朝大臣所作，他曾任建文帝同母弟徐王朱允凞的府邸宾辅，即相当于徐王府的总管。《从亡随笔》与《致身录》内容相近，主要是讲述建文帝君臣逃出南京以后具体的流亡生涯。但许多人考证出来说，此类书都是伪书，不足为信。对此，现代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经过深入研究后在其名著《明史考证》中这样说道：“盖以为出亡之说可信，出亡诸书不可信。”（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71年，第1册，第60页）

黄先生的见解颇有道理，从现在我们所掌握的史料来看，建文帝当年出亡是事实，但最终建文帝为什么要出亡到向来不为人注意的福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先调整一下传统的思维。

永乐皇帝为何要“批发”女儿？

朱棣进入南京城后，对建文旧臣进行了大屠杀，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诸如株连十族、瓜蔓抄等，历史上把这场大屠杀叫做“壬午殉难”。尽管“壬午殉难”距离我们现代社会已有600多年了，但每当笔者经过明故宫或雨花台方孝孺墓时就仿佛听到600年前那些备受魔鬼折磨的殉难者发出的凄惨痛苦的呻吟，由此也勾起了笔者对他们所追求之精神理想动机的研究。笔者在《大明帝国》之3《建文卷》中已将目前我们所能查询统计到的110多位“壬午殉难”者进行列表、归类和分析，结果发现“壬午殉难”中一个最大的显著特征，那就是80%以上“壬午殉难”者为南方籍人士，再说透一点，以浙江、江西、福建和江苏一带人为多，换句话来讲，建文朝深厚的社会基础应该是南方地区。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讲北方与西北、西南就没有建文帝的立足之地，尤其是西南的云贵地区还是朱允炆曾经的保护神朱元璋“义子”沐英子孙的势力范围，而沐英跟朱元璋、朱标、马皇后等人的感情非同一般，“（洪武）二十五年六月，聞皇太子薨，哭極哀。初，高皇后崩，（沐）英哭至嘔血。至是感疾，卒於鎮，年四十八。”（《明史·沐英传》，卷126，列傳第14）

尽管建文政权垮台时沐英已不在人世了，但沐家子孙跟大明正统皇家关系还是很铁的，朱棣“靖难”篡位动因多多（读者朋友可详见笔者的《大明帝国》系列之5《永乐卷上》），上台以后又不遗余力地篡改历史，粉饰自己的人生轨迹，但现实问题也得解决，于是永乐元年六月戊申，“（朱棣）以沐昕为驸马都尉，尚常宁公主。昕，黔宁昭靖王（沐）英之子也。”（《明太宗实录》卷21）

大明皇家的这桩婚姻是在朱棣篡位登基一周年后下令操办的，出嫁的常宁公主是朱棣最小的女儿，由此来说，这个叫沐昕的人肯定是个好女婿或者按现在人的眼光他是很爱皇帝女儿？令人大跌眼界的是，错了！

有一天朱棣下令在明皇宫的便殿上召见宫廷御医盛寅，要他为自己把脉。盛寅医术高明，为世人为称道，也不愧为御医，他稍稍给朱棣把了一下脉，就说道：“陛下您刚刚发火了，现在脉理不清，小的看不清御体之不适啊！”盛寅话音刚落，朱棣就讲了：“朕刚才确实是发了火，爱卿居然在朕的脉象上看出来，真不愧为妙手神医啊！”说到这里，朱棣似乎又激动起来了，他继续跟盛寅说：“盛胡子，朕告诉你是怎么一回事。前些日子，朕的那个小女婿也就是沐英家的小儿子沐昕孝敬朕，给朕送了两个如花似玉的丫头，这两个丫头还真不赖，不仅人长得标致，而且还会唱唱小曲，朕每次吃饭时就让她们来一段。可最近朕突然发现那两个唱曲的小丫头不见了，问了好久，才有人告诉朕，说是她俩被沐昕用铜锥给打死了。朕听了以后很恼火，嗨，真巧了，前事没完，朕那小女儿常宁公主突然跑到皇宫里来，一头钻入朕的怀里，朕十分疼爱这个宝贝心肝，只要她一钻到朕怀里，朕总要撫抱她一番。可你晓得，这次小宝贝一钻到朕怀里就呜呜地哭个不停。朕就问她什么事情让她这么伤心？小公主告诉朕，又是那个该死的沐昕用铜锥打了朕的宝贝疙瘩。一个小姑娘家怎么能吃得消那铜锥？盛胡子，你说天底下怎么会有沐昕这样的人？！真因为此事，朕火死了，不由得挥了几下胳膊，到现在气还没有理顺呐。”盛寅听到这里赶紧叩头，恳请皇帝息怒，保重龙体为上。（【明】祝允明：《九朝野记》卷2）

沐昕家为什么会有“家庭暴力”？是朱棣小女儿不守妇道？恐怕不吻合史实，据《明史》等史书记载，常宁公主不仅是朱棣最小也是最为疼爱的女儿。“靖难”成功以后，朱棣将她下嫁给了“皇父”朱元璋的干孙子沐昕，这个常宁公“主恭慎有禮，通孝經、女則。”（《明史·公主传》卷121，列傳第9）

换句话来说，尽管在父皇朱棣面前尽情地耍娇，但常宁公主本人素养不错，精通《孝经》和《女则》，为人处世谨慎又有礼节，可以说她是那个时代的“淑女”典范。但就是这么一个女性的典范又是当今皇帝万般疼爱的千金公主却居然不讨父皇之臣子的老公喜欢，非但如此，还被臣子老公打得逃回了“娘家”，奇怪的是：

第一，这个皇帝女婿沐昕够厉害的，想当年他父亲沐英沦落为孤儿濒临于死亡边缘之际是常宁公主的皇爷爷朱元璋将其收为义子，这才有了沐氏的后来。因此史书说沐英跟朱标、马皇后等人的感情非同一般。马皇后、朱标死时，沐英都哭得死去活来。

尽管可能史书夸张了沐英对朱标和马皇后之死的哀痛程度，但由此也可见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是极深的，更有隐含着沐英对朱家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没过上几年，沐英儿子沐昕又娶了朱棣的“掌上明珠”，这是种特殊的荣耀啊！沐昕理应好好地珍惜，可沐家这小子非但不当回事，居然还打了皇帝的“金枝玉叶”，这至少说明沐昕的胆子够大了，那么沐昕为什么会这么胆大？

第二，从沐昕小夫妻“家庭暴力”的受害方来看，常宁公主还不仅仅是永乐皇帝的“千金”，而且还是这个暴君最为喜欢的小女儿，一般人谁敢碰？可《明史》说她活到22岁时就薨世。在女儿遭受家庭暴力几乎濒临生死边缘时，一向残忍无比、什么龌龊事都干得出的暴君朱棣却只在宫中对“不知好歹”的小女婿沐昕发发干火，甚至在女儿花季一般年龄就撒手尘寰的问题上，无恶不作的朱棣却表现出了极大的“不作为”，这实在是令人迷惑不解。

我们再回头过来看朱棣将自己最小、最喜欢女儿下嫁是在什么时候？据《明实录》记载：

“洪武三十五年冬十月己卯，升中军都督佥事宋晟为后军左都督，擢晟子瑛为府军右卫指挥使，从子端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明太宗实录》卷13）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庚戌朔，以宋琥为驸马都尉，尚皇第三女安成公主，琥，后军左都督晟长子也。”（《明太宗实录》卷15）

“永乐元年春正月丁酉，命后军左都督宋晟佩平羗将军印，充总兵，镇甘肃。”（《明太宗实录》卷16）

“永乐元年二月乙丑，封皇长女永安郡主为永安公主，以仪宾袁容为尉马都尉，弟二女永平郡主为永平公主，以仪宾李让为驸马都尉，封弟四女为咸宁公主，擢后军左都督宋晟次子瑛为驸马都尉尚之，封秦愍王弟二子尚烈为永兴王，弟三子尚煜为保安王，册兵马指挥高志女为永兴王妃，饶州致仕千户陈壐孙文为保安王妃，封晋恭王弟三女为容城郡主。”（《明太宗实录》卷17）

“永乐元年六月戊申，以沐昕为驸马都尉，尚常宁公主。昕，黔宁昭靖王英之子也。”（《明太宗实录》卷21）

朱棣的这几个女儿嫁得实在有意思，长女嫁给了燕王府内的老部下，因为袁容的父亲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做成这样的婚姻可以稳定和平衡部分军界老辈。（《明史·公主传》卷121，列传第9）

朱棣的二女儿永平公主嫁给了李让，“（李）让，舒城人，与袁容同岁选为燕府仪宾。燕兵起，帅府兵执谢贵等，取大宁，战白沟河有功，署掌北平布政司事，佐仁宗居守。其父申，官留守左卫指挥同知。惠帝欲诱致让，曰：“让来，吾宥尔父。”让不从，力战破平安兵。帝遂杀申，籍其家，姻族皆坐死或徒边。永乐元年进让驸马都尉，封富阳侯，食禄千石，掌北京行部事。”（《明史·公主传》卷121，列传第9）

又是一笔很好的政治交易，朱棣将二女儿嫁给为他“靖难”篡夺帝王而亡命博弈的战斗英雄，说白了是个政治慰劳品和补偿品，加上他来南京城后不断地给燕军将士“发奖金”、加官进爵，等等，以此来稳定“靖难”军军心。

朱棣三女儿、四女儿分别嫁给了边关大将宋晟的两个儿子宋琥和宋瑛，这都是在朱棣篡夺皇位后半年时间内做出的决定，紧接着“永乐元年夏四月乙丑，（朱棣）敕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明太宗实录》卷19）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朱棣让宋晟做他的亲家翁是叫他去守西北，但这位新皇帝疑心病又重，所以来了个“亲上加亲”。

上述朱棣的四个女儿全成了皇帝父亲政治交易中的筹码，那么第五女儿常宁公主下嫁给沐昕是为什么？朱棣自身“来路不明”，怕知根知底的沐家泄密？还是怕镇守云南的沐家鼻祖沐英与朱允炆父亲朱标太子之间原本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关系而最终导致两家小辈们的联合？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暂且存疑，但朱棣最终还是“豁出去”了，将小女儿作筹码，至少稳定住“云南王”沐家。

西北、西南都成了新皇帝的亲家，仇家建文帝能往哪儿去？北边是朱棣“靖难”一路过来的，万万去不得，剩下的只有东南方了。

“金蝉脱壳”之计？

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建文帝最终出亡地时常常被西南说困扰而忽视了东南说，诚然东南说不被重视还有一大“目障”，即朱棣对方孝孺、齐泰和黄子澄等南方籍或言东南籍为主体的建文朝核心人物及其亲友家眷的惨绝人寰的屠杀与迫害，尤其是“灭十族”、“瓜蔓抄”、“挖祖坟”和“轮奸”忠臣女家眷的恶行更是亘古未有。明末清初学者谷应泰曾指出：“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故步、阐之门皆尽，机、云之种无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又况孔融覆巢之女，郭淮从坐之妻，古者但有刑诛，从无玷染，而或分隶教坊，给配象奴，潘氏承恩于织室，才人下降於厮养，此忠臣义士尤所为植发冲冠，椎胸而雪涕者也”。（【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卷18，P307）

朱棣施恶300年后，谷应泰尚且发出“忠臣义士尤所为植发冲冠，椎胸而雪涕者也”的感叹，那么更何况300年前的“当事人”与同朝人了，他们中可能大多数人被朱棣的淫威所震惊而集体无意识地将目光聚焦在新皇帝的暴行上。朱棣不是天生的魔鬼，但他自童年时代起就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生母碽妃的突然失踪，大明皇家对他的冷漠，使得朱棣自小十分孤独、自卑与多疑。（读者朋友可详见笔者的《大明帝国》系列之5《永乐卷上》）对此，与他差不多是同龄的建文朝核心人物方孝孺等人似乎还是很了解的。自卑的人往往表现出极度的自尊，尤其权位高势能者原本就是一个自卑者，当他的权威受到挑战或鄙视时常常会表现出极度的残忍与非人性或歇斯底里地发作，这是现代西方心理学研究的成果，但并不表明古代中国人不懂心理学。在建文朝军事不断失利的情况下，方孝孺曾采纳了门人林嘉猷提出的“反间计”。

“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居北平邸中，知高煦、高燧弗恭於燕世子。中官黃儼素奸險，儼方曲事高燧。高燧與世子協守北平，高煦從燕王軍，時時傾世子。而是時河北師老無功，德州餉道絕，方孝孺乃言於上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離也。世子誠見疑，王必北歸；王歸而我餉道通，事乃可濟。」上善之，立命孝孺草書，遣錦衣衛千戶張安如燕貽世子，令歸朝廷，許以王燕。世子得書，不啟封，遣人並安等送軍前。中官黃儼者，比書至北平，則已先使人馳報燕王曰：「世子且反。」王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世子所遣使以書及張安至。燕王啟視，遽曰：「嗟乎！幾殺吾子！」乃囚安等。”（【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卷16，P260；《明史·仁宗本纪》卷8，本纪第8也记载此事）

尽管这是一次流产的“反间计”，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方孝孺等建文朝的核心圈内人物懂得心理战，面对军事一败涂地，方孝孺等人不得不“孤注一掷”，在燕军进入南京城时不仅拒不投降朱棣，反而在“新主”到来的喜庆日子里披麻戴孝，表现出了对朱棣极度的鄙薄与蔑视甚至可以说对着干，加上明皇宫宫中莫名大火，这一切使得朱棣进入南京稳定局势增添了无数的麻烦，并把人们的眼球吸引到自己的身上，胡闰、陈迪、暴昭等等，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面对魔鬼的到来，他们视死如归，敢于斧钺，此时双方进行的是一场心理战，从表象来看，赢家是朱棣，但从历史长河角度来看，朱棣输大了，一来近似于精神病的歇斯底里地发作使自己永远背上了恶名，二来为建文帝的出逃赢得了时间，以致于燕军开入南京城那天，建文朝“其在任遁去者，四百六十三人。”（【明】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卷12，P844；【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卷17，P281也载此事）

由此看来，不像是有些人说的方孝孺等人太迂太呆，而是很有可能是个“金蝉脱壳”之计，有史为证。尽管朱棣灭了方孝孺“十族”，对胡闰、陈迪、暴昭等人实施了夷族和“瓜蔓抄”等极端残忍的手段，予以肉体上的消灭与精神上的恐怖，但细细想想朱棣杀的都是建文朝核心圈内的风云人物及其家眷，而在他们的外围有一些不被人们关注的“亲建文”人士却奇迹般地被“保存”了下来。

东南一带潜伏着“亲建文”人士

“宋怿，字子夷，金华人，宋濂之孙也。怿父璲，中书舍人。怿思绍父学，奉母居蜀。蜀献王悯之，时赐粟帛赒其家，由是益得专于学，其书益工。建文君即位，念濂为皇考兴宗皇帝旧学之臣，召怿复官之于翰林，为侍书，与刘彦铭、朱思平皆见知于建文时，而濂门人有声称者，同郡楼琏、浦阳郑楷，皆见擢用。”（【明】黄佐：《革除遗事》卷5）

“（宋濂）仲子璲最知名，字仲珩，善诗，尤工书法。洪武九年，以濂故，召为中书舍人。其兄子慎亦为仪礼序班。帝数试璲与慎，并教诫之。笑语濂曰：“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濂行步艰，帝必命璲、慎扶掖之。祖孙父子，共官内庭，众以为荣。慎坐罪，璲亦连坐，并死，家属悉徙茂州。建文帝即位，追念濂兴宗旧学，召璲子怿官翰林。永乐十年，濂孙坐奸党郑公智外亲，诏特宥之。”（《明史·宋濂传》卷128，列传第16）

宋濂是朱元璋时代的重臣，朱允炆的父亲朱标太子的老师，又是方孝孺的老师，他自己学问好，儿子也不错，尤其是二儿子宋璲最有名，擅长写诗又工于书法，在当时文人中声誉鹊起，洪武九年因宋濂的缘故，他被皇帝朱元璋召到了南京明故宫，担任中书舍人，此时宋璲哥哥家的儿子宋慎也在朝廷任职。朱元璋一有机会就考考宋璲、宋慎叔侄俩的学问，并时不时地进行一番训导。过后朱皇帝又不无得意地跟宋濂说：“你为朕教育太子与诸藩王，朕为你教育子孙啊！”宋濂赶紧谢恩。当时宋濂已经岁数很大了，连走路都困难。每当看到这样的情景，朱元璋就在大殿上命令宋璲、宋慎叔侄赶紧前去扶持宋老先生，宋氏三代同仕一朝，这在大明历史上实属少见，人们无不投之以羡慕的眼光，那时可谓宋家达到了顶点的辉煌。但随着洪武十三年新春的到来，宋濂家开始倒大霉了。那年新年刚过，有人举报，说宰相胡惟庸“谋反”，宋濂的儿孙宋璲、宋慎与此牵连，前后一一被杀，宋老先生本来也要被处死的，但由于马皇后与朱标太子的全力相救，最后落了个发配到西北茂州并病死于道的结局。

转眼间，大明历史从洪武转到了建文，朱允炆是个“仁孝”之主，他追念宋濂教育他父亲朱标太子的恩情，便下诏让已被杀的宋濂二儿子之子宋怿来南京担任翰林学士，“与刘彦铭、朱思平皆见知于建文（帝）”换句话来说，建文帝与宋怿既是世交又是政治同道朋友。可“靖难”战争最终残酷的现实打烂了年轻君臣的理想治国宏图，建文帝人间蒸发，宋怿却不知何故并没有在“壬午殉难”中被杀，一直到了永乐十年，在朱棣大肆倡导的群众性的“告讦”运动中被人检举出来，“坐（建文）奸党郑公智外亲”，但魔鬼朱棣或许是感到自己帝位稳定了或许觉得杀一个没有什么“奸党”前科者，不值，最终居然宽宥了宋怿。

从朱棣篡位登基到永乐十年最少有十一年的时间，“漏网”的建文“奸党”外围分子宋怿（《明实录》中无此人之信息）居然在浙江金华老家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实在耐人寻味。

除了宋怿外，在金华地区还有一个“亲建文”分子子孙们也居然平安地生活了下来，他就是为宋濂所器重、与方孝孺为密友的建文朝文臣王绅。

“王绅，字仲缙，金华义乌人。父祎，以文行重海内，与宋濂齐名。国初擢儒台校理，历起居，出判南康、临漳二郡，会修元史，召为总裁官，寻推翰林待制，使云南，仗节死。时绅甫十三，聪敏过人，落笔为文，沛然不可御。鞠于伯氏绶，事母何尽孝，及卒，衰毁踰礼。未几绶亦殁，绅独综理生业，茕茕忧患中而杰然负奇志。暇日益取经史百氏言，穷其旨归，纵横磅礡，出入上下，宋濂一见即器之曰：「王华川其有后乎！」一时俊杰多自服不逮。洪武二十五年，蜀献王闻其贤，驰书币聘致，待以客礼，俾教授蜀郡。绅痛父遗骼未返丘垄，白其情事，王悯之，给道里费以行。至云南，访求不获，遂即死所奠祭，仰天号恸几绝，过者为之泣下沾襟。述滇南恸哭记以着志。云南布政张紞尤重之，作吊王翰林文纾其情。既还，王慰劳备至，蜀人无贵贱咸知敬爱。建文君即位，召为国子博士，遂入词垣，编撰太祖实录。与缑城方孝孺交游，尝尊孝孺为百代儒宗，劝之著书，以淑来世。孝孺不以为然。绅自是益响道德而略文艺。尝以其父死节事闻于朝，得旨：赠翰林院学士，谥文节。开国以来，文臣有谥者实自祎始。庚辰十二月丙午，绅卒，年四十有一。有继志斋集三十卷行于世。”（【明】黄佐：《革除遗事》卷5）

上文是说：王绅是浙江金华义乌人，父亲王祎就以文章德行闻名于时人。王祎更出名的应该是在他死后，人们发现他身无分文，是个实在难得的大清官。当时他的儿子王绅刚刚十三，就独自承担起生活的重担，闲暇之余苦读不辍，“取经史百氏言，穷其旨归，纵横磅礡，出入上下”，就连当时学界泰斗宋濂也对他刮目相看，后来在四川的蜀王听到了王绅悲惨又好学的动人故事后，专门给予了资助与扶持，王绅这才将客死云南的大清官父亲的尸骨运回了老家，一路上“仰天号恸几绝，过者为之泣下沾襟”，就连当时云南布政使后来出任建文朝吏部尚书张紞也为之啧啧称奇，并撰文悼念王父。建文帝即位后，耳闻了王绅的纯孝和好学之名，就召他到南京担任国子监博士，并参与到了一修《明太祖实录》当中去。在此期间王绅“与缑城方孝孺交游，尝尊孝孺为百代儒宗，劝之著书，以淑来世。孝孺不以为然。绅自是益响道德而略文艺。”可不幸的是，建文二年王绅突然病逝了，故而在“壬午殉难”中他没遭罪。从王绅一生的忠孝节义与其所受的建文洪恩来看，浙江金华王绅子孙对建文帝是有着深厚的感情。（【明】黄佐：《革除遗事》卷5）

“王稌，字叔丰。绅子，从学方孝孺，甚为所器，许妻以女。逮其难之及也，尝周旋其间。又尝与孝孺表侄郑珣至聚宝门外，求其遗骼以归葬而不可得，卒坐逮系。文皇帝念祖祎死国之功，特从宥免，且方向用之。而稌力以疾辞，还金华，读书结屋清岩之下，将终身焉。复集孝孺遗文私藏之。稌性至孝。初，绅痛念父没，每食必斥兼味，稌一遵其志，子孙相承，阅数十年不变，事母亦如事其父，送终尽礼，三年酒食未尝入于口。学问该博，士之从游者日众，郡邑交重之。但礼为乡饮，宾至以分献于先圣庙。稌疏髯伟貌，出必俨然古冠服，人争观之，曰：「此王先生也。」所着有青岩稿、圣朝文纂、金华贤达传、续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门人私谥曰孝庄先生。”（【明】黄佐：《革除遗事》卷5）

王绅的儿子叫王稌，他跟建文帝一样，是个大孝子，“性至孝”。年少时他目睹了父亲王绅痛念父没而“每食必斥兼味”，王稌就跟着父亲王绅一起过起了“苦行僧”的生活，“子孙相承，阅数十年不变，事母亦如事其父，送终尽礼，三年酒食未尝入于口。”父亲王绅死后，王稌就跟随父亲的好友方孝孺读书，成了方氏门人，并深得方孝孺的器重和喜爱，方学士还曾打算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稌为妻。但朱棣的“靖难”战争不仅毁了建文新政，而且也给建文朝臣民带来空前的大劫难。方孝孺被捕后，王稌想尽办法予以营救；方孝孺遇难后，王稌与方孝孺表侄郑珣冒着灭族的危险前往南京聚宝门外想为方氏收尸，可他们去晚了一步，方孝孺已被他的学生明朝开国功臣廖永忠的两个孙子给偷偷地收葬起来了。麻烦的是王稌后来被人举报出来，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魔鬼朱棣并没有处死王稌，而是说看在他的清官祖父王祎在洪武年间死于为官任上的份上特别赦免了他，转而又让他出仕，王稌以身体不好为借口“疾辞”，然后回归老家金华，“读书结屋清岩之下，将终身焉。复集孝孺遗文私藏之。”“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门人王稌潜录为《缑城集》，故后得行于世。”（《明史·方孝孺传》卷一百四十一，列传第二十九；【明】黄佐：《革除遗事》卷5）

除了金华地区，在方孝孺老家的台州也有“亲建文”分子“潜伏”着，“魏泽，字彦恩，应天府溧水人。有学行。累迁至刑部尚书。先是燕师南下，姚广孝请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杀此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上纳之。既至，建文帝亡，遂召孝孺，问曰：「我以周公匡成王而来，成王不在，当议所立。」对曰：「殿下既以匡王室而来，成王不在，当立成王之子。」忤旨，因有灭十族等语。上大怒，囚于狱。以广孝言未即杀，以次收捕其族党，每捕者至，辄欲服之，不屈，乃令尽诛之。泽是时谪为宁海典史，当捕方氏时，悉力保护，使免于辱，且资以行费。后过孝孺故居，有诗云：「笋舆冲雨过缑城，抚景令人感慨生，黄鸟向人空百啭，清猿堕泪只三声。山中自可全高节，天下难居是盛名，却忆令威千载后，重归华表不胜情。」闻者壮泽之义。”（【明】黄佐：《革除遗事》卷4）

更有浙江浦江郑家与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第二位君主朱允炆等祖孙三代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明朝前期，浙江浦江郑氏家族是一个有着300来年历史的江南望族。据记载，郑氏曾15世同居共食，故有“郑义门”之称。明洪武初年，郑氏家族的家长郑濂为朱元璋所赏识，在大明帝国的京师南京供职。“胡惟庸谋反案”爆发后，有人出来检举说，郑氏家族是胡惟庸谋反的帮凶。这个罪名可大了，重则家族抄斩，轻则家长掉脑袋，一般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可郑氏兄弟就是与众不同。当官差上郑家捕人时，郑濂的6个兄弟个个都争先恐后地主动承当“罪名”，争了好半天最后由郑濂的弟弟郑湜出面来担当罪责，但当他被带到南京时，哥哥郑濂死活都不让弟弟郑湜来受罪，而弟弟郑湜更是一条道跑到底，说什么也不让哥哥来受刑，兄弟俩就这么争着，消息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朱元璋十分感慨地说：“像郑氏这样的家族里怎能会出乱臣贼子？”于是他就下令，宽宥了郑氏兄弟的“罪行”，并将郑湜延请出来担任大明的左参议。据说，洪武十八年朱元璋为了表彰郑氏家族的“忠孝仁义”，他还特地赠予郑家“江南第一家”之匾，该匾后来就一直被挂在郑氏宗祠里。

转眼到了洪武十九年，郑濂又受到一个案子的牵连，论罪当死。这时郑濂的叔伯兄弟郑洧出来说话了：“我们郑家人称‘义门’，先世有兄代弟而死的，今天难道我就不能代兄捐躯吗？”说完就去“投案自首”，没几天他就被杀了。

郑氏家族一门忠义的动人事迹后来又被朱元璋听到了，他大受感动。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的事业的接班人朱标太子不幸薨世，朱标的儿子朱允炆被立为皇位继承人。朱元璋为了培养好自己的皇太孙，他从“郑义门”中挑选东宫属官，将郑濂（当时已病亡）的弟弟郑济任命为春坊左庶子，将郑濂的另一个弟弟郑忻从一个普通的百姓直接提拔为礼部尚书。（《明史·郑濂传》卷296，列传184，P5075—5076）

从上述的《明史》记载来看，既然郑济出任过朱允炆的东宫属官，那么由此可以说建文帝朱允炆跟浙江浦江的郑氏家族之间还真是非同一般的关系。除此之外，朱允炆的父亲朱标太子也与郑家有着一定的关系，这话怎么说呢？朱标的老师宋濂早先居住在金华潜溪，因仰慕郑氏家族“九世同居”的“孝义家风”而迁徙到距离“郑氏宗祠”约1公里的青萝山麓，先在“东明精舍”读书，后来又在那里教书，直到1360年他被朱元璋聘请到南京出仕为止，前后在青萝山麓呆了32年，宋濂退休以后又回去居住在那儿，这就是世人熟知的“青萝山房”。虽说朱标与郑氏家族没有直接的“搭界”，但有他老师宋濂这个“中介”，所以说朱标与郑氏家族也是有着一定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上台后没多久，就表现出对郑氏的亲近，他曾大力旌表郑氏家族，当时郑氏家族的家长郑渶还专门到南京去朝谢建文帝。建文帝亲笔御书“孝义家”并赐予郑氏，后被郑氏家族所收藏。（《明史·郑濂传》卷296，列传184，P5076）

既然浙江浦江郑义门与大明皇家正统嫡系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加上金华地区和方孝孺老家台州都“潜伏”了一些建文政权核心阶层外围的“亲建文”分子，所以从整体上来说，建文帝出亡时选择东南方向的浙江等地应该是极为明智的。不过说到这里，可能有同志不竟要问这样的问题了：既然你分析了建文帝会出亡东南尤其是浙江金华等地，那建文帝为什么最终没有将其作为长久的藏身之地？笔者的观点是，正因为郑家与大明皇家正统嫡系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作为大明皇家重要的一分子朱棣难道对此不知？即使朱棣不知，他身边的人难道就不会将洪武与建文年间的“热闹”人物——郑氏兄弟的“那些事”告诉给朱棣？所以出亡浙江长时间地躲藏在“郑义门”实在是目标太大，易于暴露。这不是笔者猜想，是有事实依据的：前文已讲过，《明史》记载说：朱棣“靖难”成功以后，有人告发说，建文帝藏在了郑家，朱棣就立即派了人前往浦江郑义门进行搜查。（《明史·孝义一·郑濂传》卷296）

除了正史记载以外，文人笔记《明朝小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浦江义门郑氏厅中，先世尝列十木柜，五柜贮经史，训族子；五柜贮兵器，备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帝御赐笔也。永乐初，或诬建文帝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前三日，堂榜因索朽堕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迹。及发柜，惟见经史。遂不尽发事闻，乃斩诬者。”（【明】吕毖：《明朝小史·永乐纪》卷4）

好险啊，可能真的上苍有灵，就在朱棣使者到达浦江郑家之前的三日，建文帝送给郑家的那块“孝友堂”之匾居然突然从房上掉下来了，郑家人将它给撤了，也因此获得了平安。

上福建最妥当、最安全？

如此看来，建文帝出亡浙江，小住郑义门是可能的，但久留绝不能。那么建文帝能上哪儿？前述，大明西北是朱棣的“双重亲家”宋晟的势力范围；西南又是朱棣的亲家沐英家的天下；湖湘地区呢？朱棣后来在武当山一带大搞土木工程建设，到处都是朱棣的“走狗”；南京周围的江南地区？如苏州曾是建文帝铁杆支持者苏州知府姚善曾经管辖的地盘，那儿有不少的“亲建文”分子，因此说建文帝极有可能先往苏州方向跑（上海学者徐作生先生的考证很有价值），但苏州毕竟距离京畿太近，危险性极大；上江西，那可是建文帝老师黄子澄的家乡？但也是目标太明显，危险性也大，因此，从整体来看只有上福建一带去才最为合适：

第一，建文帝在福建有着很好的人脉关系与深厚的情感基础，但不显眼。

建文新政期间或以前的朝廷中枢中许多高官都与福建有着一定的关联。

建文新政时的户部尚书王纯曾是福建参政（可能相当于副省长）“王鈍，字士魯，太康人。元末猗氏縣尹。洪武中，徵授禮部主事，歷官福建參政，以廉慎聞。……二十三年遷浙江左布政使。在浙十年，名與張紞埒。帝（指朱元璋）嘗稱於朝，以勸庶僚。建文初，拜戶部尚書。成祖入，踰城走，為邏卒所執，詔仍故官。未幾，與紞俱罷。……永樂二年四月賜敕以布政使致仕。既歸，鬱鬱死。”（《明史·王纯传》卷151，列傳第39）

建文朝工部尚书郑赐就是福建建宁人，“鄭賜，字彥嘉，建寧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授监察御史。……及惠帝即位，成祖及楚王桢皆举赐为长史。不许，召为工部尚书。燕兵起，督河南军扼燕。成祖入京师，李景隆讦赐罪亚齐、黄。逮至，帝曰：“吾于汝何如，乃相背耶？”赐曰：“尽臣职耳。”帝笑释之，授刑部尚书。……賜為人頗和厚，然不識大體，帝意輕之。為同官趙羾所間，六年六月憂悸卒。帝疑其自盡。”（《明史·郑赐传》卷151，列傳第39）

建文朝吏部尚书张紞的知己张祖也是福建人，“張祖，惠安人，建文時以憲史入部考，入格，留為吏部吏。……文皇即位，除罷建文所置官，出祖為湖州安吉丞，居九年，有治績，方紞被譴自經，舁尸歸，屬吏無敢往視，祖日經理其殯，殯畢，哭奠去。”（【明】朱國禎撰：《湧幢小品》卷11）

“张显宗，汀州宁化人。少丧父，某母黄氏守志教之。洪武辛未，进士第二人，授编修，升太常寺丞。建文中，自国子监祭酒升工部右侍郎，往江西招集丁壮，募民出粟。太宗即位，显宗及江西布政使杨连、按察使房安、佥事吕升等并为军卒执。告其罪，上释不诛，谪戍兴州。显宗有文学，多所著述，惜其功名不终。一时皈附之臣，有政事者如大理寺卿虞谦、侍郎徐守实；文学者如侍读王景、司业张智、修撰李贯辈。虽免于罪咎，然文皇帝未尝重之。”（【明】黄佐：《革除遗事》卷6）

建文朝监察御史林英原籍为福建宁德古田县人、刑部给事中叶福为莆田人（《明史·林英传》卷143，列傳第31；《明史·叶福传》卷141，列傳第29）

“王繼之，福建莆田人。為某官，壬午年死於國事。其死與方希直同，不可泯也。王良，河南人，以刑部左侍郎出為浙江按察使，是年闔室自焚。見《杭州志》。”（【明】陆容：《菽园杂记》卷14）

更有与朱元璋、朱标和朱允炆祖孙三代都有着非同一般关系的浙江浦江郑家之子郑湜曾经还当过福建参议。“……入国朝（即大明开国以后），曰（郑）渊、曰（郑）洧、曰（郑）濂、曰（郑）湜，皆以行谊闻。上（指朱元璋）召濂等入见，问以治家长久之道。对曰：‘守家法而已。’上深嘉奖之，拜（郑）湜为福建参议。”（【明】黄瑜：《双槐岁钞·孝义家》卷2，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第1版，P33～34）

虽然上述这些洪武朝和建文朝要员最终都没有随建文帝而去（其中林英、叶福和王繼之为建文帝殉难），但他们个个都是正人君子，有这么多与福建有着一定关系的高官或要员出现在建文政治的舞台上，想必建文帝对福建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更有一个长期以来被许多研究者所忽视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建文帝在福建社会中下层有着一定影响与基础。

“陳思賢，茂名人。洪武末，為漳州教授，以忠孝大義勖諸生。每部使者涖漳，參謁時必請曰：「聖躬安否？」燕王登極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堅臥不迎詔。率其徒吳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六人，即明倫堂為舊君位，哭臨如禮。有司執之送京師，思賢及六生皆死。六生皆龍溪人。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思賢，以六生侑食。”（《明史·陈思贤传》卷143）

跨越四个年头的“靖难”战争最终以建文帝失利而告终，漳州官学校长陈思贤率领他的学生誓死不降朱棣，上演了集体就义的悲壮一幕，由此也说明建文帝在福建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影响。这里顺便再说一下，若朱棣上台后发布的诏谕内容属实（即说建文帝派人上闽浙选美女），那么福建地区许多人家就是朱允炆的丈人家了。这样说来，建文帝出亡福建就有着更加宽泛的社会关系了。

再有一个福建宁德民间提供了一个较有价值的信息，当地百姓口头相传：当年建文帝出亡到福建宁德是与他的老师周斌有关。明代文人黄仲昭在《八闽通志》这样记述周斌：“周斌字质夫，宁德人。洪武中领乡荐，授建宁府学教授。时兵革甫息，斌修废起弊，严立教条，作新士习。郡县长贰非公事弗造其室，与之语曰皆政教大端，弗及私事。十五年，云南平，撰贺表称旨，有金币之赐。秩满，召至便殿，承顾问，以质直见重。明年拜中都国子监肆业，约度明信，诸生悦服。又明年，召还，升齐王府左长史，辅翼开陈，一以正道。丁内忧，以病卒。”

巧的很，笔者在《明太祖实录》找到了印证：“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亥，以中都国子司业周斌为齐府左长史。斌，福之宁德人，为建宁府学教授，考满升中都国子司业。未几，革中都国子监，召回京师，遂升是职。”（《明太祖实录》卷之二百三十一）

从史料来看，周斌是一个与明初皇家有着较为密切关系的宁德籍文职要员，洪武中期他就当上了皇帝的顾问，后来出任中都国子监的教官，最后担任齐王府左长史，负责齐王府公务之类的事情。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明初朱元璋经常让朱标等皇子上凤阳学习锻炼，想必“以质直见重”的周斌与仁弱端庄的朱标太子肯定熟悉。建文帝从小在明皇宫里长大，周斌又当过宫廷顾问，可以相像他们俩肯定很熟悉，两人又都是正人君子，其相互关系肯定也不会错，至于是不是师生，目前没有充分依据不敢妄断。但建文帝失国之际，周斌已在宁德老家守孝，最后也病卒于家乡（当地有一种说法是周斌诈死）。

古时候通讯不发达，建文帝遭遇国破家亡之大难后不得不出亡，到了福建，来宁德找周斌（周氏为宁德地区的一大族）合乎情理，它比上浙江和江西等哪儿地方去躲藏都合适，既不招眼又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与社会基础。

因此综合起来看，建文帝最终出亡到福建宁德是个聪明又理性的选择，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除了我们俗界之外，在600多年前的佛门圣地还有一位皇爷爷朱元璋晚年曾做过特殊安排的特殊人物，极可能就是孙儿建文帝出亡要寻找的“庇护者”，他就是洁庵法师。

据明代《雪峰山志》所载：“第六十七代中兴雪峰寺正映洁庵禅师。师讳正映，号洁庵。江西抚州金溪县洪氏子，幼不茹荤。先投宁德安仁、三峰寺为沙弥。明洪武十九年，试经得度、谒灵谷谦禅师。方入门，怀中香忽坠地，遂有省。谦命任维那职。谦示寂后，往天界雪轩。典藏会有旨云：泉州开元寺僧临难，选的当家住持乃阄选而出。乃引见；谕曰：著他去做住持，如今做住持难，善则欺侮你，恶则毁谤你。但清心洁已长久。钦此。师奉诏来院。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开堂演法，众志翕（xi）然。首竖法堂、次建甘露戒坛。不数年，百废俱兴。”（【明】徐渤？：《雪峰山志》卷4）

明代地方志上记载的有关洁庵法师的这些信息，应该来说其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洁庵原本是江西抚州金溪县人，俗姓洪，青少年时代在福建宁德安仁寺和三峰寺当沙弥（据福建省宁德市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王道亨先生提供给我的清乾隆版《宁德县志》资料来看，“安仁寺，在二十三都”，即今天宁德市蕉城区石后乡境内；“南峰寺，亦名三峰寺，在二十三都”，即今天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境内）。洪武二十九年洁庵上南京参加僧人选拔考试，前往南京东郊的灵谷寺拜慧明谦法师为师。慧明谦法师圆寂后，洁庵离开了灵谷寺，前往南京天界寺。洪武晚期，素有东南名刹的福建泉州开元寺出了住持空缺这档子事，大家正准备用抓阄的办法来选个住持，朱元璋闻讯后在明皇宫里召见了洁庵法师，并跟他说了这么一番话：“我叫你上开元寺去当住持，如今这年头做住持不容易啊，你人善要被人欺，人不善就会有人说你坏话。只有清静洁心才能长久啊！”朱元璋晚年的这个任命耐人寻味，而洁庵也不负朱皇帝的一片皇恩，他一到开元寺就开堂演法，振兴佛事，成绩斐然。

“永乐元年朝京，（洁庵）回福州，诸山长老举师主雪峰。”（【明】徐渤？：《雪峰山志》卷4）但据朱棣秘密特使胡濙在《雪峰崇圣禅寺碑文记》中说：洁庵是永乐二年来雪峰寺当住持的，永乐十六年，他主动将位置“禅让”给了远芷法师而归老于南京的灵谷寺。从表象来看，这里似乎没有什么的，但如果再仔细追问一下，问题就出现了：永乐十六年洁庵法师从雪峰寺“消失”后，他到底上哪儿去？胡濙说他自己要求“内退”归老灵谷寺，但笔者查阅《灵谷禅林志》，发现洁庵并没有归老于那里。有人说他上了北京（谢元福：《灵谷禅林志》卷8，《中国佛寺丛刊29》，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8月第1版，P209）），这样看来胡濙在说假话，胡濙说假话很有本事，他是朱棣的密使，为人处世极鬼。胡濙的同事叶盛曾记下了这样的事情：“禮部尚書致仕毘陵胡公，予赴廣時謁之，尚強徤，取酒命酌，因有請曰：「老先生身承列聖寵遇，聖德、聖訓，不可無記錄，否則百年後，門人故吏多謬誤矣。」公笑曰：「無之。」”（【明】叶盛：《水東日記》卷5）《明史·胡濙传》曾这样评述胡濙的：“濙節儉寬厚，喜怒不形於色，能以身下人。”（《明史·胡濙传》卷169，列传第57）

由此看来胡濙是个极富城府的政客，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比谁都清楚，因此他说洁庵归老灵谷寺不足为信，事实上南京灵谷寺没有洁庵的塔陵就证明了这一切。既然洁庵没有归老灵谷寺，那他又会上哪里？谢元福在《灵谷禅林志》作了解释——上北京去，而且一去去了六年，直到洪熙元年才被明仁宗重新“安排”回南京。洁庵是临济宗的，与朱棣的第一红人姚广孝不属于一个宗派，他上北京总不会是去作学术交流吧？

我们再比对一下明嘉靖时的学者郑晓所著的《今言》和张廷玉主编的《明史》就会发现了一个天大的“巧合”：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阴人。洪武初，荐高僧入京，历升左善世。靖难兵起，为建文君设药师灯忏诅长陵。金川门开，又为建文君削发。长陵（指朱棣）即位，微闻其事，囚南洲十余年。荣国公疾革，长陵遣人问所欲言，言愿释溥洽。长陵从之。释出狱时，白发长数寸覆额矣。走大兴隆寺，拜荣国公床下，曰：‘吾余生少师赐也。’仁宗复其官。卒年八十二。”（【明】郑晓《今言》卷3）

《明史》也说：永乐十六年姚广孝病危时，他恳求朱棣释放已经被关押了十多年的临济宗的掌门人溥洽，结果，朱棣依了。（《明史·姚广孝传》卷145）

姚广孝的辅助促成了朱棣最终起兵造反，但就在“靖难”成功的关键时刻，朱棣却并没有听从姚广孝的话：勿杀天下读书种子方孝孺，而偏偏在过了十多年后将一个被指认为与建文帝出亡有染的老和尚老囚犯给放，姚广孝面子固然大，但这与做事一向做绝的朱棣风格很不相符。更为蹊跷的是，据福建宁德民间流传的说法：永乐年间，在宁德一带的古官道上不下有20座寺庙一起被毁，出奇的是这些寺庙都属于临济宗的。再联想起永乐十六年临济宗高僧洁庵从雪峰寺突然“失踪”，笔者认为，洁庵“后游北京”是一种隐晦说法，事实上他是被捕了，因为朱棣可能得到了可靠的情报，溥洽并不完全知道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而一肚子阴谋诡计的朱元璋晚年特殊任命的洁庵法师是建文帝万一罹难所投靠的主要“保护神”。可谁知最终“保护神”洁庵也给逮了起来，建文帝很自然会逃亡到洁庵曾经出家当沙弥的宁德安仁寺或三峰寺等寺院去避祸；更有“巧合”的是，洁庵法师当年出家的三峰寺就在传说是“帝师”的周斌家乡宁德蕉城洋中镇区域，因此说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蕉城地区应该说“再正常不过了”。

第三，长期以来，福建在建文朝的地位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笔者在阅读《明神宗实录》时无意发现了这样一段史料：“万历十三年三月壬辰，释革除年坐忠臣方孝孺等谪戍者，浙江七百一十三人，江西三百七十一人，福建二百四十四人，四川四十一人，广东三十四人。”（《明神宗实录》卷159）

从万历朝平反的“建文奸党”分子分布范围来看，浙江位列第一，达713人，江西其次，371人，福建位居第三，大约有244个“建文奸党”分子遭到了迫害。前文说过，建文帝上浙江、江西去避难目标太大，而上福建不仅不大引人注目，而是还有相当广泛的基础。

第四，建文帝出亡福建闽东还有一个极不为人注意的因素，那就是那里有建文朝核心风云人物外围的“亲建文”分子子孙居住在附近。

“鄭居貞，閩人。與孝孺友善，以明經歷官鞏昌通判、河南參政，所至有善績。孝孺教授漢中，居貞作鳳雛行勖之。諸人皆坐黨誅死。”（《明史·郑居贞传》卷141，列傳第29）

《明史》中对郑居贞记载极略，《明实录》对他更是没什么记载，倒是向来不被“正史嗜好者”看重的文人笔记或言野史对他记载得较为详细：“郑居贞，徽州人。父潜，有文名，国初，历任潞州同知。洪武中，居贞以明经举，授巩昌府通判，升礼部郎中，甚见重。太祖时，至河南布政司左参政。以永乐初坐累，死于南京。有《闽南集》、《关陇行》、《藁归来》、《藁随桧》、《庭藁》。子孙因留住，居福建瓜山。方孝孺之为汉中教授也，居贞以诗送之，孝孺亦尝赠之文，谓其为参政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为憾。事在洪武二十三年。然其坐累岁月不可考，盖亦因孝孺之故云。”（【明】姜清《姜氏秘史》卷1）

无独有偶，明嘉靖时期的文人黄佐在《革除遗事》中也有相似的记载：“郑居贞，徽州人。父潜，有文名，国初历仕路州同知。居贞丰颊美姿髯，从父官闽中，因从尚书贡师泰甫游。洪武中，以明经举，授巩昌府通判，升礼部郎中，甚见重高帝时。终河南布政司左参政。坐累卒于南京。有文曰闽南集、关陇行稿、归来稿、随稿、桧庭稿。子孙因留福州瓜山。方孝孺之为汉中教授也，居贞以诗送之，曰：「翩翩紫凤雏，羽融备五彩，徘徊千刃冈，余音散江海。于焉览德辉，济济锵环佩，天门何嵯峨，羣仙久相待。晨沐晞朝阳，夜息饮沆瀣，如何复西飞，去去秦关外。岐山谅匪遥，啄食良自爱，终当巢阿阁，庶以鸣昭代。」又次韵寄孝孺：「阙下知名久，相逢值暮春。才华曾动主，论议每过人。汉水元通蜀，台州亦近闽。何时江海上，樽酒话西秦。为问天台客，何时别草堂。千岩空剑气，万卷有虹光。为政惭吾拙。擒辞羡子良。方思歌伐木，深负咏甘棠。」孝孺亦尝赠之文，谓其为参政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为憾。事在洪武二十三年。然其坐累岁月不可考书，或因孝孺之故云。”（【明】黄佐：《革除遗事》卷4）

从上述两书对郑居贞的记载来看，他原是洪武朝的“老人”，最终当官当到河南布政司左参政，可能就相当于河南省副省长或省长助理。建文帝当政后，郑居贞没有升官，一直在河南“原地踏步”，按理说，他是摊不上建文“奸党”的罪名，但他有一段历史是“致命的”：方孝孺在汉中教书时就与郑居贞结为至交，郑居贞将方孝孺比作是三国时代仅次于诸葛亮的风云人物庞统，称之为“凤雏”（赠诗：“翩翩紫凤雏”）而方孝孺亦曾赠文给郑居贞，对他为官政绩极为肯定与赞誉，再说透一点，两位君子心心相惜。尽管方孝孺被“灭十族”时，郑居贞也挨了刀，但他的子孙可没遇害，而是在福建福州瓜山生存了下来。（【明】黄佐：《革除遗事》卷4）

对照上述三段不同出处的史料，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郑居贞祖籍徽州，父亲郑潜曾在福建为官，郑居贞跟着父亲来到了福建，所以有人误以为他是福建人，但从郑居贞子孙最终没回徽州而是留在福州来看，经过郑居贞父子两代人的“经营”，应该来说郑氏子孙在福州瓜山及其周围有着一定的基础。问题是瓜山在福州什么地方？笔者向福州与宁德的朋友请教，他们告诉我：瓜山在今天的闽侯县境内，距离闽侯县内的东南名刹雪峰寺不远，而雪峰寺距离发现建文帝终亡袈裟的宁德支提寺大约有驱车3小时的路程，我们将这一系列的“巧合”都连贯起来看，问题就逐渐明朗了：原来建文帝出亡福建和闽东决不是“盲流”，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第五，相比与八闽大地的其他地方，闽东宁德地区不仅还有着复杂的山区地形，而且还有个天然良港三都澳，在此进退自如。“进”则可躲进港内或大山里头，退则可迅速驶入茫茫大海。夺取建文帝帝位的朱棣“靖难军”之主体来自北方，他们不习水上活动，就拿“靖难”战争来说吧，当燕军打到长江边时，要不是建文朝掌管长江水师的都督佥事陈瑄的叛变，朱棣是一时难以渡江的。相比于北方的这些“旱鸭子”，南方人擅长水上生活，这是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点早在建文政权瓦解之际，建文帝的老师黄子澄就意识到了要设法借用水上兵力来恢复建文政权，“及燕兵漸南，與齊泰同謫外，密令募兵。子澄微服由太湖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善上言：「子澄才足捍難，不宜棄閒遠以快敵人。」帝復召子澄，未至而京城陷。欲與善航海乞兵。善不可，乃就嘉興楊任謀舉事，為人告，俱被執。”（《明史·黄子澄传》卷141，列傳第29）

连迂腐的书生大臣建文帝的老师黄子澄都想到了水上军事，更别说那务实的建文朝地方官员了，就在建文帝危机四伏发出“勤王”令之后，部分地方的“勤王”水师行动起来了。“宁波郡守王公璡，山东日照人，闻变造战舰，将完，文庙（指朱棣）已入宁波卫。官械公至南京，上问造舰何为，答曰：由海道趍瓜州以截来路。上义而释之，卒于林下先大夫。帝言之惜少参不获闻也。”（【明】皇甫录著《皇明纪略》）

浙江王琎督造战船“勤王”，福建也是临海省份，更是建文帝有良好人脉关系与社会基础的地方，大明君主有难，想必福建也会有所表示，就算没有，“壬午国难”后，朱允炆最终出亡福建再正常不过了。尤其是闽东地区复杂的山区地形，使得建文帝一行人易于躲藏，更有天然良港三都澳，建文帝一行来此以后进退自如，这是长期藏身的好地方。虽说建文帝是个文弱书生，但他人很聪明，守住君位非其所长，但凭其聪明的智慧逃生还是绰绰有余的。

纵观上述，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是个理性的选择。让我们再回顾一下上面的考证：支提山上华严寺内稀世珍品云锦袈裟、上金贝古墓前的金水桥、金水河、古墓建筑的龙刻构件、怪异的墓制、舍利塔上的莲座、吉祥云，等等，这一切都表明大明第二位皇帝不仅去了，而且最终卒于那里。

至此，破解大明第一悬案可以告个段落了。不过，这个600年前的第一大案还有诸多的谜团没解开，譬如，建文帝到底怎么来到福建的？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最终他到底怎么死的？究竟是谁将他葬在福建宁德的上金贝山上和建造那么一个怪异的“僧人墓”？朱棣有没有真正发现建文帝躲藏在福建？等等，诸如此类，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马渭源

2013.01.03 21：35第11修稿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