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托纳实际上是汉堡的郊区,也是通往基尔〔1〕的铁路线的起点,经由这条铁路线,我们可以到达贝尔特海峡〔2〕。不到二十分钟以后,我们已经进入了荷尔斯泰因〔3〕的地界。
六点半,马车到达火车站;叔叔那些又多又重的行李被卸下车、运去过磅,然后贴上标签,再装上行李车。七点钟,我们已经面对面地坐在同一节车厢里了。随着汽笛的鸣叫,火车开动,我们正式出发了。
我是不是屈服了?还没有。不过早晨清新的空气和窗外由于火车快速运动而不断变化的景色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教授的思想显然已经跑到了火车的前面,和他的急躁相比,火车真是开得太慢了。车厢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可我们谁也不说话。叔叔极其仔细地重新检查着他的衣袋和旅行包。我看到他没有漏掉任何实施计划所必须的物品。
在这些物品当中,有一张折叠得非常仔细的纸,台头是丹麦领事馆办公室,落款是丹麦驻汉堡领事、教授的朋友克里斯蒂安森先生。这张纸能使我们在哥本哈根得到很多方便,并能把我们介绍给冰岛总督。
我同样也看到了那封著名的密码信,它被小心翼翼地藏在钱包最隐秘的地方。我从心底里诅咒这封信,然后就重新开始欣赏风景。窗外是一大片平淡无奇、单调乏味的平原,但却积满了淤泥,非常肥沃;这种地形对于铺设铁路线非常有利,特别有利于铁路公司心驰神往的笔直的铁路线。
不过这单调的风景并未来得及使我感到疲倦,因为我们出发后三个小时,火车就在离大海咫尺之遥的基尔停了下来。
我们的行李一直要托运到哥本哈根,所以用不着操心。可是,教授仍然焦急地注视着它们被装上汽船,然后被运入舱底。
在匆忙当中,教授弄错了火车换乘汽船的时刻表,以至于我们整整浪费了一天时间。爱尔诺拉号汽船要到晚上才开。因此我们不得不再等九个小时,在这段令人发狂的时间里,暴怒的教授将轮船和铁路的管理机构以及对这种流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府骂了个狗血喷头。他在与爱尔诺拉号船长谈起此事的时候,我也在一旁随声附和。他想强迫后者立刻点火起航,可后者却无动于衷。
无论是在基尔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们总得要把这一天混过去。于是我们在小城旁边郁郁葱葱的海湾散散步,走遍了样子像枝杈丛中的鸟窝的茂密树林,参观了一些带有小冷水浴房的别墅,最后还到处闲逛并抱怨了一阵,终于熬到了晚上十点钟。
爱尔诺拉号的烟囱里冒出了滚滚浓烟;锅炉的响声震撼着甲板;我们上了船,并且在全船惟一的客舱里占据了上下两张卧铺。
十点一刻,船上所有缆绳都被松开,汽船迅速地行驶在大贝尔特海峡的黑色水面上。
夜色深沉;微风习习,海浪汹涌;岸上有几点灯火在黑夜中闪烁着;过了一会儿,不知从哪儿冒出一座灯塔,把波涛照耀得光彩夺目;这就是我所能回忆起的那第一次渡海的情景。
早晨七点,我们在考色尔〔4〕登陆,这座小城位于西兰岛〔5〕的西海岸。在那里,我们又登上了另一列火车,它带着我们穿过了一个和荷尔斯泰因乡村同样平坦的地区。
在到达丹麦首都之前,我们还有三个小时的旅程。叔叔整整一夜都没合眼。我猜他焦急的时候,肯定恨不得用脚推着火车前进。
最后他终于看到了一片大海。
“森德海峡〔6〕!”他叫道。
我们的左边有一座巨大的建筑,看上去就像一家医院。
“那是一家疯人院。”一位旅伴告诉我们。
“好,”我心想,“说不定我们就会在这里面度过余生!这所医院就算再大,也装不下李登布洛克教授的那些疯狂念头!”
上午十点,我们终于踏上了哥本哈根的土地;马车把我们和行李带到了布莱德加尔的凤凰旅馆。路上用了半小时,因为火车站坐落在市郊。叔叔匆匆上完厕所,然后就拉着我出去。旅馆的门房会说德语和英语;可我们这位会说几国语言的教授却用流利的丹麦语向他提问,而后者也以同样流利的丹麦语告诉了他北欧古董博物馆的位置。
这座奇特的博物馆里堆满了宝物,那些石制的武器、酒杯和首饰完全可以为我们再现这个国家的历史。博物馆馆长汤姆逊先生是一位学者,也是丹麦驻汉堡领事的朋友。
叔叔给了他一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通常来说,学者对学者总是相当冷淡的。可在这儿却完全不同。汤姆逊先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他热情地接待了李登布洛克教授和他的侄子。我们简直不用在这位博物馆馆长面前保守秘密。我们只不过是两个漫不经心的游客,去冰岛观光而已。
汤姆逊先生全身心地为我们提供帮助,他带我们去码头寻找开往冰岛的船只。
我希望我们一只船都找不到,可事与愿违。有一艘名为瓦尔基里号的双桅小帆船将于六月二日驶往雷克雅未克。船长布加恩正好在船上。他未来的乘客高兴得和他紧紧握手,差点没把他的手拧断。善良的船长对教授如此紧密的握手颇感惊讶。他认为去冰岛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因为这是他的职业。而叔叔却觉得这是一次崇高的旅行。船长利用叔叔的热情,表情严肃地让我们支付了双倍的船费。不过我们也顾不得这些细节了。
“星期二早晨七点上船。”布加恩先生一边说,一边把这笔数目可观的款子塞进衣袋。
我们谢过汤姆逊先生的热情帮助之后,就回到了凤凰旅馆。
“一切顺利!非常顺利!”叔叔不停地说。“能够找到一条马上就开的船真是幸运!现在我们去吃午饭,然后到城里去看看。”
我们去了孔根斯尼托夫广场,这是一块不规则的空地,有一个岗哨和两门无用的大炮,炮口对着游人,却不令任何人感到害怕。附近的五号是一家法国餐馆,厨师名叫凡桑;我们每人只花了两个马克〔7〕,就饱餐了一顿。
吃完饭,我像孩子一样兴致勃勃地在城里逛了一圈,叔叔跟着我;可是他看什么都没兴趣:他既不去欣赏微不足道的王宫和博物馆对面横跨运河的美丽的十七世纪大桥,也不去浏览托尔瓦森〔8〕的巨大坟墓——坟墓上装饰着可怕的壁画,里面陈列着这位雕塑家的作品——和一座精致公园里的罗森伯格城堡〔9〕的微缩品,既不去参观交易所这座令人叹为观止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以及它那由四条青铜龙尾交错而成的钟楼,也不去瞻仰城墙上的巨大风车,风车的翼翅胀得鼓鼓的,如同臌满海风的船帆。
要是现在我那美丽的维尔兰姑娘在身边,那么这次港口散步将会是多么美好!红顶的双层船和三桅战舰静静地停泊在海峡郁郁葱葱的两岸,透过浓密的绿阴可以看到一座城堡,城堡上的大炮张着黑乎乎的炮口,掩映在接骨木和杨柳树的枝杈之间。
可是,可惜!可怜的格劳本离我很远,我还有希望和她再见吗?
不过,叔叔虽然不注意那些迷人的景色,却被哥本哈根西南角阿马克岛上的一座教堂钟楼深深吸引住了。
我接到命令,朝那个方向前进;我登上一艘在运河中摆渡的小汽艇,不久之后就到了船坞码头。
狭窄的马路上,身着黄灰两色长裤的囚犯们在警察的监督下干着活儿;我们穿过这几条马路,来到弗莱瑟教堂前。这座教堂并无特别之处。可它高耸的钟楼之所以会引起叔叔的注意,是因为从平台往上,有一座室外楼梯绕着钟楼的尖顶,在空中盘旋而上。
“我们上去。”叔叔说。
“你不怕头晕吗?”我回答。
“正是因为头晕才要上去,我们必须习惯登高。”
“可是……”
“来吧,我说,别浪费时间。”
我只好服从。马路对面的看门人给了我们一把钥匙,于是我们就开始登高了。
叔叔迈着敏捷的步伐走在我的前面。我不无恐惧地跟着他,因为我的头轻而易举地开始犯晕了。我不是老鹰,既不能保持平衡,又做不到泰然自若。
我们在钟楼里盘旋而上时,一切还算顺利;可是走了一百五十级台阶之后,风便迎面向我们吹来,我们到达了钟楼的平台上。室外的楼梯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它只有一根弱不禁风的栏杆做防护,台阶越往上越窄,似乎没有尽头。
“我爬不上去!”我叫道。
“你该不是个胆小鬼吧?上去!”教授毫不怜悯地回答。
我不得不抓紧栏杆,跟着他往上。大风把我吹得晕头转向;我觉得钟楼在随风摇晃;我双腿发软,不久就开始用膝盖爬行,后来索性就是趴着往上了;我闭上眼睛,感受着登高带来的晕眩。
最后,我被叔叔抓着衣领,来到了钟楼顶端的圆球边。
“看,”他对我说,“看仔细点!你得学会登高俯视!”
我张开眼睛,看见扁平的房子在烟雾中如同被压碎了一般。白云在我的头顶狂乱地飘过,由于错觉,它们似乎静止不动;而钟楼、圆球和我却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被拖动着。远处,一边是绿油油的农田,另一边是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大海。森德海峡一直延伸到赫耳辛格〔10〕,几点白帆宛如海鸥的翅膀;在东面的烟雾之中,曲折的瑞典海湾依稀可见。所有这些硕大无朋的景象都在我的眼前盘旋着。
可是我必须站起身来,挺直腰杆往四周看。我的第一堂晕眩课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当我终于被允许回到地面、双脚踩在马路坚实的石板上时,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
“我们明天再来。”教授说。
果然,这种令人头晕目眩的练习我重复了五天之久,不管是否出自我的本意,在“登高俯视”的艺术方面,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注释
〔1〕基尔,德国北部沿波罗的海的重要港口。
〔2〕贝尔特海峡,位于丹麦境内,是连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重要通道,东宽西窄,分别被称为大、小贝尔特海峡。
〔3〕荷尔斯泰因,位于德国北部。
〔4〕考色尔,丹麦城市,位于西兰岛,是贝尔特海峡沿岸的港口。
〔5〕西兰岛,位于丹麦东部,是该国的主要岛屿之一。
〔6〕森德海峡,位于丹麦的西兰岛和瑞典之间,连接波罗的海和卡特加特海峡。
〔7〕大约2法郎75生丁。——作者原注
〔8〕托尔瓦森,丹麦雕塑家。
〔9〕罗森伯格城堡,原丹麦王家城堡。
〔10〕赫耳辛格,丹麦港口,莎士比亚在名剧《哈姆莱特》中所描写的故事即发生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