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二千五百万平方公里的汪洋大海，长九千海里，平均宽度二千七百海里。这么重要的海洋，古人可能除了一些迦太基[1]人外，几乎无人知晓！这些迦太基人实际上是古代荷兰人，他们沿着欧洲和非洲西海岸进行长途商贸跋涉。大西洋海岸弯弯曲曲，但走向却基本平衡，拥抱着幅员辽阔的水域，世界上最大的河流大都注入其间，圣劳伦斯河、密西西比河、亚马孙河、拉普拉塔河、奥里诺科河、尼日尔河、塞内加尔河、易北河、卢瓦尔河以及莱茵河，给大西洋带来最文明国度和最野蛮地区的水源！沧海横流，各国船只来往穿梭，各国国旗迎风招展，两个可怕的岬角分别把守大洋的两端，那便是令航海家胆战心惊的合恩角和风暴角[2]！
鹦鹉螺号以冲角劈波斩浪，航行在浩淼的大西洋上，三个半月以来，行程近一万法里，相当于绕地球一圈多[3]。现在，我们要去什么地方？等待我们的前途又会怎样？
鹦鹉螺号走出直布罗陀海峡后，冲进了汪洋大海，重新浮出了水面，我们又恢复了天天上平台散步的习惯。
我在尼德·兰和贡协议的陪同下，立刻登上了平台。眼前十二海里处，西班牙西南端的圣维森提角依稀可见。阵阵南风来势凶猛，大海波涛汹涌。鹦鹉螺号随着风浪颠簸不停。大浪不断袭击平台，我们躲之不及。我们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后，便不得不匆匆回到船内。
我回自己的寝室。贡协议则回他的舱房，但加拿大人却忧心忡忡地跟着我。我们的船快速穿越地中海，他的逃跑计划未能实现，难免露出垂头丧气的模样。
关好了房门，加拿大人便坐了下来，一声不吭地看着我。
“尼德朋友，”我对他说，“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您大可不必自责。在鹦鹉螺号那样航行条件下想逃跑，那简直就是发疯！”
尼德·兰一言不答，只见他紧绷着双唇，紧蹙着眉头，说明他并不死心，非拼个鱼死网破不可。
“您瞧，”我接着说，“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嘛。我们正沿着葡萄牙海岸向上走。不远就是法国、英国，在那里，我们很容易找到逃脱的机会。啊！假如鹦鹉螺号离开直布罗陀海峡之后向南走，假如它把我们带到远离大陆的地方，那我就会跟您一样坐立不安的。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明白，尼摩船长并不回避文明化了的海域，我想，再过几天，您就可以有几分把握采取行动了。”
尼德·兰死盯住我看，最后终于开口了：
“那就在今天晚上。”
我霍地站了起来。我承认，我没料到会谈出这样的结果。我本想回答加拿大人，但理屈词穷。
“我们说好要等待时机，”尼德·兰继续说，“时机，现在我抓到了。今天晚上，我们离开西班牙海岸只有几个海里。茫茫黑夜，大海刮风。阿罗纳克斯先生，您的话我可记着，我相信您。”
由于我老不说话，加拿大人便站了起来，向我走了过来。
“今晚，九点，”他说，“我已经通知了贡协议。到那时，尼摩船长已闭门谢客，或许已经上床睡觉了。不论是机械师还是其他船员都看不见我们。我和贡协议，我们上中央楼梯。您呢，阿罗纳克斯先生，您呆在图书室里，离我们只有几步远，等待我的信号好了。船桨、桅杆和船帆都装在小艇里。我还设法藏进去一些食品。我还弄到一把扳手，用来拧开小艇固定在鹦鹉螺号上的螺母。就这样，一切都准备好了。今晚见。”
“海况很糟。”我说。
“我知道，”加拿大人回答道，“但必须冒这个风险。自由需要付出代价。再说，小艇很牢靠，顺风跑几海里不算什么事。谁知道明天我们会不会在百里之外的大海上？但愿一切如意，十点到十一点之间，要么我们登上陆地，要么非死不可。只好让天主保佑我们了，晚上见！”
加拿大人说完这话就告退了，我茫然不知所措，半天愣在那里。我原来设想，即使来了时机，我也许还有时间考虑考虑，研究研究。可我那犟伙伴不允许我深思熟虑。事已如此，我还说什么好呢？尼德·兰有一百条理由这么做。眼看就有机会了，当然要利用。我岂可言而无信，为了一己私利而牺牲同伴们的前途？明天，尼摩船长不就会把我们带到远离大陆的汪洋大海中去了吗？
此时，一阵相当响亮的哨声传来，我知道水罐开始注水了，鹦鹉螺号已开始潜入大西洋水中。
我一直呆在房间里。我有意躲开尼摩船长，不能让他看出我忐忑不安的情绪。多么难过的一天，我就这样熬过来了，我左右为难，进退维谷，既渴望恢复自由，却又舍不得离开鹦鹉螺号，实在不甘心让我的海底研究半途而废！难道就这样离开这片海洋，离开“我的大西洋”（因为我喜欢这样称呼它），可我还没有来得及观察它海底水层的状况，还没有揭开大西洋海底的秘密，而我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却一一揭开了谜底！小说才读完第一卷岂能就释手，美梦正酣甜岂容被打断！我思前想后，苦不堪言，来回自我折磨了好几个小时，时而眼看自己同伙伴们一起平安地登上了陆地，时而又失去理智，总希望出现意外情况，让尼德·兰的计划实现不了。
我两次来到大厅。我想查看一下罗盘。我想看看，鹦鹉螺号的航向到底是接近还是远离海岸。但都不是。鹦鹉螺号始终在葡萄牙水域潜航。它一直沿着大西洋海岸北上。
因此，必须下决心准备逃跑。我的行李并不重。除了笔记本，两手空空。
至于尼摩船长，我扪心自问，他对我们的潜逃该作何感想？他会怎样地惶惶不安？对他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万一潜逃计划败露或逃跑失败，船长会采取什么措施？当然，我对他毫无怨言。相反，我对他感恩不尽。他待我们情真意切，无与伦比。可我离开他，也不能说是“忘恩负义”吧。我们之间并无誓约束缚。他想把我们永远留在他身边，靠的是事物本身的力量，并不需要我们作什么承诺。然而，既然他公开声称要把我们永远囚禁在他的船上，反而证明我们逃跑的企图是无可非议的。
自从参观过桑托林岛之后，我就再没见过尼摩船长。我们逃跑前万一碰上他呢？我既想见他，又怕见他。他就住在我的隔壁，我不由留心隔壁的动静，听听他是不是在走动，可是我的耳朵没有听到任何声响。隔壁房间好像空无一人。
我不由问我自己，这位古怪人物会不会不在船上？自从那天夜里，小艇离开鹦鹉螺号去执行一项神秘使命之后，我对这个怪人的看法稍有改变。我想，别管他嘴上如何表白，他跟陆地似乎仍然保持着某种联系。难道他一直未曾离开过鹦鹉螺号？我经常几个星期没见他一面。这段时间他到底干什么去了？我原以为他愤世嫉俗，看破红尘，他会不会是到远处去干什么秘密勾当，而我至今却被蒙在鼓里？
所有这些念头夹杂着其他想法似千头万绪在我心头胡搅蛮缠。我们的处境本来就很离奇，胡猜乱想难免不着边际。心中的郁闷忍无可忍。等待中度日如年。我的心情愈烦躁，愈发嫌时间过得太慢。
我照常在房间里用晚膳，但精神过于紧张，吃得很闹心。我七时离开餐桌。只有一百二十分钟——我默默地数着——我就得与尼德·兰会合了。我更加心烦意躁。我的脉搏怦怦直跳。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希望用运动来安抚慌乱的心态。想到此次采取的鲁莽行动很可能死路一条，难免瞻前顾后，但我却可以视死如归；但再一想，如果我们的计划在离开鹦鹉螺号前就败露了，我们被抓回到尼摩船长的面前，看到船长因我的背信弃义而大发雷霆，甚至更糟糕的是，他因此备感痛心疾首，我的心反而忐忑不安起来。
我想与大厅作最后的告别。我穿过通道，来到这间博物馆，我曾在这里度过多少惬意而有意义的时光。我看了看满厅的财富，这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犹如终身被流放之人，在一去不复返的前夜那样恋恋不舍。这些大自然的造化神功，这些艺术杰作，多少时日以来，我置身其间，早已和我融为一体，成了我生命的精华，可我现在却要永远抛弃它们不管了。我本想通过大厅的观景窗留连注目大西洋的层层海水，可是盖板封闭得严严实实，一张铁板就把我与这片尚未摸底的大洋隔开了。
我就这样恋恋不舍地走过大厅，来到装饰有隅角斜面的门旁，这扇门正对着尼摩船长的卧室。令我大吃一惊的是，门居然半开着。我不禁退了回来。如果尼摩船长在房间里，他就可能看见我。不过，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我便走了过去。房里没有人。我索性把门推开。我往里走了几步。还是那样朴素无华，好像苦行僧的住所。
就在这时，墙上悬挂着的几幅铜版画映入我的眼帘，我首次来访时并没有发现。这是几幅肖像画，是一些历史伟人的画像，他们毕生忠诚于人类的一种伟大理念，其中有：柯斯丘什科[4]，一位在“波兰完了”的呼喊中倒下的英雄；博察里斯[5]，现代希腊的列奥尼达[6]；奥康瑙尔[7]，爱尔兰的保卫者；华盛顿，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马宁[8]，意大利爱国人士；林肯，倒在奴隶制顽固派的枪弹下；最后是绞刑架上的约翰·布朗[9]，为黑人的解放而牺牲，很像是维克多·雨果用铅笔勾画的惨状。
这些英雄与尼摩船长难道有什么心心相印的联系？我能不能从这组肖像里最终找到船长为人处世的秘密？难道他是被压迫人民的捍卫者，被奴役民族的解放者？难道他在本世纪最近的政治和社会动乱中抛头露面过？他会不会是可歌可泣的美洲大战中的一位英雄？……
突然，挂钟敲响了，八时整。钟锤击打钟铃的第一响就把我从迷梦中唤醒。我胆战心惊，仿佛有一只暗藏的眼睛能看穿我内心深处的隐秘，于是我急忙退出船长的卧室。
回到大厅，我的目光不由落在罗盘上。我们的航向一直向北。看了看测程仪，中等速度。再看看压力表，水深六十英尺左右。这正是实施加拿大人计划的有利时机。
我回到自己的寝室。我穿戴得暖暖和和的，海靴、水獭帽和海豹皮里子的真丝外套，一应齐全。我准备就绪。我等着。船上一片寂静，只听到螺旋桨低沉的咕噜声。我竖起耳朵，仔细听了听。有没有什么人突然大喊大叫，告诉我尼德·兰的逃跑计划已被发现了吧？我担心得要命。我极力使自己冷静下来，但我办不到。
差几分就九点了，我把耳朵贴近船长的房门。无声无息。我离开寝室，又回到大厅里。大厅光线黯淡，但空无一人。
我打开通往图书室的门，一样光线不足，更显冷冷清清。我走过去，站在门边，对着中央楼梯，等待尼德·兰的信号。
正在此时，螺旋桨的咕噜声明显减弱，而后索性停止了。鹦鹉螺号为什么出现一反常态的变化？这次停机对尼德·兰实施计划是有利还是有碍？我很难说清楚。
我的心怦怦直跳，搅乱了四周的沉寂。
突然，我觉察到一阵轻微的震动。我明白了，鹦鹉螺号刚才在海底停泊了。我更加惶惶不安。加拿大人没有向我发信号。我想去找尼德·兰，劝他推迟他的行动计划。我感到，我们的航行有悖常规……
此时，大厅门开了，尼摩船长出现了。他见到我，不作任何寒暄，一见如故地说：
“啊！教授先生，我正找您呢。您晓得你们的西班牙历史吧？”
即使精通本国历史，但在我当时的处境下，心慌意乱，六神无主，恐怕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到底怎么啦？”尼摩船长又说，“您听见我的问题了吗？您晓得西班牙历史吗？”
“知之甚少。”我答道。
“学者们都如此，”尼摩船长说，“他们并不懂得。”后来，他又补充说：“那好，请坐下，我来给您讲一段历史轶闻吧。”
船长躺倒在长沙发上，我万般无奈，只好背着光坐在他身旁。
“教授先生，”他对我说道，“好好听着。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段历史会让您感兴趣的，因为它会回答一个您也许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洗耳恭听，船长，”我说，我不知道言者究竟意欲何为，我寻思会不会与我们的逃跑计划有关。
“教授先生，”尼摩船长又说，“如果您同意，我们就从1702年说起。您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你们的国王路易十四，他以为只要专制君主打一个手势，比利牛斯山脉就会缩回地下去，于是就把王孙安儒公爵强加在西班牙人头上。这位亲王号称菲利普五世，其统治危机四起，在国外遇到了强大对手的麻烦。
“实际上，此前一年，荷兰、奥地利和英国王室在海牙早已签订了一项同盟条约，目的就是要摘掉菲利普五世在西班牙的王冠，改戴到奥地利一位大公的头上，同盟国迫不及待，提前封这位大公为查理三世。
“西班牙不得不抵制这个联盟。但西班牙陆、海军形同虚设。不过，西班牙并不缺乏金钱，只要满载美洲金银财宝的帆船源源不断地进入港口就行。哦，1702年底，西班牙正等待一支满载而归的船队，法国派出一支拥有二十三艘船只的舰队为其护航，舰队由德·夏多·雷诺海军上将指挥，因为同盟国的军舰当时正在大西洋这带海域游弋。
“船队本应开往加的斯港，但雷诺上将得知英国舰队正在这一带巡航，便决定在法国的一个港口靠岸。
“西班牙船队的船长们一致反对这个决定。他们要求法军护航到一个西班牙港口，即使不能去加的斯港，到维哥湾也行。维哥湾位于西班牙西北部海岸，当时那里尚未被封锁。
“雷诺上将屈从了船长们的要求，船队开进了维哥湾。
“糟糕的是，维哥湾是一个敞开的锚地，根本无法防守。因此，必须抢在盟国舰队到来之前把货物卸完，若不是突然发生了争权夺利的可悲问题，卸货应该是来得及的。”
“您搞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了吗？”尼摩船长问我。
“一清二楚，”我说，但我仍然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给我上这堂历史课。
“我接着说下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加的斯港的商人历来享有一种特权，根据这一特权，凡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一切商品均应由他们接货。而把船队的金条卸在维哥港，这就侵犯了他们的权力。他们便到马德里告状，并从软弱的菲利普五世那里得到指令，要求船队暂停维哥湾，封存货物，等到敌舰远离后再说。
“然而，正当西班牙做出这项决定时，英国舰队已于1702年10月22日抵达维哥湾。雷诺上将尽管处于劣势，还是英勇作战，但当他眼看一船船满载的财富就要落入敌人之手时，便索性烧毁、破坏商船队，大量金银财宝就这样随沉船堕入海底。”
尼摩船长刹住了话题。老实说，我仍然看不出这段故事有什么地方让我感兴趣。
“那又怎么样？”我问他道。
“是这样的，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船长回答我说，“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维哥湾里，能不能揭开个中奥秘全仰仗您了。”
船长起身并请我跟他走。我定了定神。我服从了。大厅很暗，但透过玻璃窗，可看见海水闪闪发亮。我留神观看。
在鹦鹉螺号周围，在半海里范围之内，海水仿佛泡在电光之中。海底沙土清晰而明亮。几个船员身着潜水服，正忙着在黑糊糊的沉船残骸之间，清理一些行将腐朽的木桶和已经开裂的木箱。只见从破桶和破箱里散落出一大堆金条和银锭，还有数不清的钱币和珠宝，摊满了沙地。后来，船员们扛着贵重的战利品回到鹦鹉螺号，才卸下包袱，就又回去打捞取之不尽的金银财富。
我闹明白了。这里就是1702年10月22日那场海战的战场。也就是在这里，为西班牙政府运送金银财宝的船队全部沉没。也是在这里，尼摩船长按照自己的需要，把数以百万计的金银财宝装上鹦鹉螺号。美洲为了他，只为他一个人，奉献出贵金属。这些财宝原来是从印加[10]人那里，从费尔南·科尔特斯[11]手下败将那里抢夺来，他居然成了这些财宝的直接继承人，而且是独一无二的继承人！
“您可曾知道，教授先生，”船长笑问我说，“海里深藏如此多的财富？”
“我只知道，”我答道，“有人估计过，海水中有两百万吨悬浮状态的银。”
“也许吧，但要提炼这些银，费用比利润高。可这里，正好相反，我只需要把别人丢失的东西拣起来，不仅在维哥湾如此，在成千上万海难发生地也都如此，我的海底地图都一一加了标记。现在，您是不是明白了，我可是亿万富翁？”
“我明白了，船长。不过，请恕我对您直说，仅就开发维哥湾而言，您的打捞工程比一家与您竞争的公司只是捷足先登一步而已。”
“哪家公司？”
“有家公司得到西班牙政府的特许，正要寻找这批沉船。股东们对这笔巨大的利润趋之若鹜，因为有人估计过，沉船财富高达五个亿。”
“五个亿！”船长回答我道。“原来有五亿，可现在就没那么多了。”
“的确，”我说。“因此，对股东们好言提个醒，也许堪称善举。不过，谁知道好心会不会受到欢迎呢。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赌棍们悔恨最厉害的，并非心疼输了多少钱，而是疯狂期望值的破灭。总而言之，我倒不是为赌徒们鸣冤叫屈，而是为成千上万苦难的人们感到难过，如果这么多的财富能让他们合理地沾点光，他们也许从中受益，可现在对他们来说毫无好处。”
我何苦发这么一通牢骚呢，因为我感觉到了，尼摩船长很可能受到了伤害。
“毫无好处！”尼摩船长愤愤不平地答道。“难道您以为，先生，这些财富就此泡汤了，是我把财富拣走拉倒了？照您那么说，我辛辛苦苦打捞这些财宝只是为了我自己？谁告诉您我没有好好加以利用？难道您以为，我不知道地球上还有受苦人，还有被压迫民族，还有需要救济的穷人，还有准备报仇的受害者吗？难道您不理解？……”
尼摩船长收住了话题，也许他后悔说得太多了。但我猜对了。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他被迫到海底来寻找独立自主，说到底他首先依然是一个人！他的心仍然在为人类的苦难而怦跳不休，他乐善好施，扶困济贫，不仅惠及个人，也资助被奴役的种族！
此时鹦鹉螺号正航行在起义中的克里特岛海域，我终于明白了，尼摩船长把千百万资财到底送给了谁！
[1] 迦太基，非洲北部奴隶制古国，曾强盛一时，在今突尼斯境内。
[2] 合恩角在南美洲的最南端，是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分界处；风暴角即现在的好望角，在非洲最南端，是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
[3] 1法里约合4公里。地球赤道周长约4万公里。
[4] 柯斯丘什科（1746—1817），波兰将军，抗击沙俄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
[5] 博察里斯（1788—1823），希腊独立战争初期领导人之一。
[6] 列奥尼达，古斯巴达国王（前488—前480）。抗击波斯入侵的民族英雄。
[7] 奥康瑙尔（1794—1855），英国宪章运动领袖之一，曾参加爱尔兰独立运动。
[8] 马宁（1804—1857），意大利律师，威尼斯复兴运动领袖。
[9] 约翰·布朗（1800—1859），美国废奴主义者，为黑人的解放英勇就义。
[10] 印加，一译印卡，即印加帝国，南美洲西南部古国名。其君主称“印加”，国民为印加人。1533年，印加帝国被西班牙殖民者消灭。
[11] 费尔南·科尔特斯，侵略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