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我的《背后有人》这本书写得很不连贯，我将它归结为那天晚上停电的原因。试想，如果不是停电，那个拿着黑雨伞的不速之客会撞进我的家里来吗？尽管理智告诉我，这两点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那天晚上我就是这种感觉。我认为黑暗会掩盖很多东西，街道、建筑、人的面孔、声音的来源以及事物的原样，统统都会被掩盖得严严实实。如果在这种大片的黑暗中突然显露出一点什么，那种刺眼的东西反而让人惊惶。

那天晚上，我没法继续写作。我盯着木椅旁地上的一小片水渍，那是刚才那个男人带来的黑雨伞滴湿的。这个高大疲倦的桥梁工程师，董枫的丈夫，深夜冒着雨来告诉我董枫的奇遇，将我的写作完全打断了。

我想象着董枫所看见的那间黑屋子。在精神病院的最深处，一把生锈的老式大挂锁吊在它多年未开启过的门上，门是潮湿的，大面积停电的雷雨之夜，这黑屋子里悄然有了光亮，有了镜子和梳头的女人……而这不可思议的景象恰好被董枫撞见了，我能够想象这个值班护士是如何地魂飞魄散。

小时候，在我居住的大杂院里，有一个时期几乎不断有老人去世。每当这时，我和小伙伴们便不敢在夜里的院子里乱窜了，因为那些花圈和祭帐在夜里显得特别冷清可怖，看一眼晚上都会做噩梦的。我躲在被子里，隔着一道木板墙，听到隔壁邻居在咳嗽，是那个姓曹的老头子。我想，这老头可千万别死啊，因为我家和他家仅一道木板墙相隔，他若死了，停尸在屋子里，这距离就太近了。然而，你越怕的事越要发生，不久后，这老头果然死了，果然是停尸在屋子里，家属又哭又叫地折腾了好几天，丧事办完，一切才恢复平静。那段时间，我夜夜用被子蒙头睡觉，一个多月过去了，有天夜里，我突然被隔壁的一阵咳嗽声惊醒，是那早已死去的老头子在低低地咳嗽。我吓得头发都立起来了。第二天，我将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沉吟了一会儿，说别怕，曹爷爷喜欢你的。晚上，母亲买回了一叠纸钱，带着我在院里的墙根下烧了。当夜，我睡得特别安稳，再没听见过咳嗽声了。

长大后，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对这事的解释，那只是一个胆怯的小孩子的幻听罢了，或者是将另外什么地方的咳嗽声感觉为隔壁发出的了。确实，声音是飘浮的东西，尤其在漆黑的夜里，有时很难辨别它的位置。

我想到小时候的这个经历，主要是想给董枫看见的可怕景象找到一种解释。董枫所看见的黑屋子里的亮光，也许仅仅是雷雨时的闪电在窗玻璃上反射出的；坐在屋里梳头的女人呢，也许是墙上的一幅画吧。但是，我立即感到这种解释很难成立，这是因为，据我亲眼所见，这家精神病院的病房墙上是从没贴过什么画的。那么，是这间病房已住进了一个女病人，而作为护士的董枫还不知道？这也不太可能，而且，据说董枫当时还清清楚楚看见那病房的门是锁着的。还有一种可能，这就与未来的科技难题有关了，这就是，多年以前的一个雷雨之夜，一个女精神病人在夜里梳头时猝死，当时的一道强烈雷电将这一画面储藏在了这一间病房里，像激光全息片一样。然后，在此后的岁月里，如遇相同的雷电频率（像我们开电视找对了频道一样），那影像就会重新闪现。

我吸着烟，坐在大椅子上对那间黑屋子做着种种推测。突然，我对有无此事产生了根本上的怀疑。刚才的来客是谁？他拎着的黑雨伞滴着水，

而这些小水滴在室内的地面蒸发以后，有一种异样的气氛使我头晕。当然，也许是我本身有些头晕了。但无论如何，我得搞清楚这位来客的真实身份才行。

我望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凌晨一点四十二分，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拨了董枫家的电话。

电话响着呜呜的长音，一直没人接。是董枫已经睡熟了？这完全可能。在医院值班时遭遇到那种惊吓，奔回家来，吞下几颗白色的镇静药片，那么，电话铃声是不能将她叫醒的。但是，那个拎黑雨伞的男人呢？作为董枫的丈夫，他现在应该守在董枫的床边，即使躺下了，也一定会在困惑的失眠中盯着天花板左思右想的。

于是，我再次拨打电话，呜——呜——仍然没人接。就在我快要放下话筒时，我突然听见对方摘机了。“喂，喂——”我对着话筒叫道，对方没有声音。“是董枫家吗？”我急促地问道，对方仍然沉默。我也停住了口，感到话筒里的沉默比洞穴的死寂还深不见底。突然，这洞穴封住了，话筒里传来嘟嘟嘟的占线声。

我放下电话，感到屋子里出奇的安静，并且有点空旷。我说过，这是6月19日深夜，到现在，应该是6月20日凌晨了，入夏以来的第一场大雷雨造成了大面积停电，我点燃蜡烛，书桌上是《背后有人》这部书的手稿。我边吸烟边写着，这就是我的深夜生活。然而，这一夜我是没法继续写下去了。

我回忆着我和董枫最近的一次见面，大概在三个月之前了。我到精神病院找她，是因为一个朋友的妹妹患了抑郁症，却不肯去精神病院治疗，她说她怕去了精神病院，别人就认为她是疯子了。我没法说服她，便到精神病院找董枫，约她去与我朋友的妹妹谈谈心，一来可以疏导，二来也可打消这位患者的某些顾虑。

当时，董枫正带着十多个女病人在医院的草坪上活动。这些穿着统一的条纹住院服的病人有的在散步，有的坐在长椅上晒太阳，这情景让我刚走进这里时的压抑感得到了放松。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对董枫说明来意，一个呆坐在长椅上的女病人突然走到了董枫面前，伸手就向董枫脸上抓去，喉咙里同时发出一种嗷嗷的叫声。幸好草坪边还站着一位强壮的男医生，他跑过去拦住了那个女病人，将她送回了病房。董枫说，这是一个失恋后精神分裂症患者，对漂亮女护士常有攻击行为，是由她以前的精神创伤造成的。

精神创伤？当我想到这个词的时候，墙上的挂钟正敲响——凌晨三点。

6

我乘坐102路公交车，在霍家桥下车后，河对面就是精神病院了。这所历史上留下的教会医院没有高楼，全是由平房和一些两三层的楼房组成，所以从河这面望过去，只见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树木，一些灰色的楼角在林中显露出来，幽静中透着一些神秘。

这条城市边缘的水流叫獾河，河面很宽，早年还漂过一些渔船的。小时候，我和一些小伙伴光着屁股在这里游泳。下水之前，我们每个人都要用手将河边的草叶打一个结，据说只有这样做了，才不会被水中的溺死鬼拉走。游累了，躺在河边的沙滩上晒太阳时，我们也议论过背后的这座医院，说起来也有点胆战心惊的。但那里面开着的很多玉兰花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因为将它的花瓣含在唇边，可以吹出很响的声音。有时，我们会从河边的围墙翻进去偷摘一些花朵。直到有一次，当我们正趴在墙头上时，突然看见一座小楼上的窗口露出一张脸来，那脸上的表情是僵硬的，双眼发直，并且冲着我们发出了一阵怪笑。我们跳下围墙跑回河边，从此再也不敢进那医院去了。

我们对精神病院本能地感到悚然，也许是因为精神世界的变异比现实世界的变异更让人迷惑的缘由。因此，当我这天走进这家医院时，看见几个路过的孩子在大门口探头探脑地张望，便不由得想起我儿时对此的感觉。

我是为董枫而来，或者说，是为昨晚的不速之客为我勾画的那间黑屋子而来。整个人类都为无休止的好奇心所引领，我也没有办法不这样。

进门是长长的林荫道，高大的香樟树经风一吹，在我的头发和肩头上洒满了盐一样的白色花粒，香气袭人，使这6月的下午一点也不沉闷。

转过弯，是一个巨大的圆形花坛，从这儿举目望去，董枫所在的那个病区的楼角正有一半被阳光照得明亮。花坛边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在散步，他的嘴巴藏在杂草似的胡楂里。因此，他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几乎没注意到他嘴唇的开启。

他说：“往前走吧，前面有红旗。你看这些花都流血了，哈哈，流血了……我才不怕呢，石头狮子咬我，真的，我才不怕呢。”

这男人穿着条纹衬衣，一看便知道是这里住院的病人。我开始以为他在对我说话，可他的眼光却是越过我的肩头而去的，显然，他是对着我身后的空旷在说话。

在他的眼中，也许并没有一个人迎面走来，也许走来的人是另一种形象，谁知道呢？我像穿越一个梦一样从他身边走过，进了那片安静得出奇的病区。

法式建筑的两层楼房，窗的上端是圆弧形，嵌着彩色玻璃。廊道一侧等距离地矗立着粗大的石柱。年代久远的地板已新刷过红漆，让人脚步轻盈，但每走一步，仍咚咚作响，像是脚跟后面的回声。

护士值班室里没有董枫。一个圆脸护士说，董枫病了，在家休息。这使我确认昨晚的事是真实地发生过了。

我在走廊上犹豫了一下，决定去找吴医生了解一下情况，重要的是立即去看看那间黑屋子。昨夜发生的恐怖现象也才过去了十多个小时，或许还有什么痕迹留在那里，比如半截蜡烛、一把小梳子之类的东西。

我认识吴医生是在一个朋友的婚筵上，来了很多客人，就餐时他就坐在我旁边，中等个子，但身架很结实，手臂粗壮，给人以果敢有力的印象。知道他是精神病院的副主任医生后，我便好奇地与他攀谈上了。没想到，谈话非常投机，他认为我们搞写作的与他干的是同一个行当，都是对人感兴趣，尤其对人的隐秘内心和迷乱疯狂感兴趣的职业。这以后，我们便常常交往，俨然一对出没于半明半暗中的探险者。

他的名字叫吴畏，我没问过他这名字是父母所给，还是从事这一独特工作后为给自己壮胆才改的名。总之，这名字让人受鼓舞，而且他才三十四岁，就已是这个病区的负责人了。精神世界幽深莫测，他的前途还很远大。

我走进医生值班室的时候，他正在和几个医生说话，谈的事似乎很重要，因此他不愿意停下来，只是用手对我做了个请坐、请稍等的姿势，便又接着说下去。

“这男孩患的不是广场恐惧症。吉医生，照搬西方经典不适合这男孩的病情，作为一个高中生，每天骑自行车上学，看见路人就害怕，就躲进路边墙角不敢动弹。从表面看，他惧怕迎面而来的任何陌生人，内心有被害妄想，但这不是实质，事实上，这男孩从没有过受到陌生人伤害的经验……”

吴医生的话被电话中断了，接完电话，他才转向我，热情地握手。“有事吗？”他问道。他显然感觉到，我在上班时间来找他，绝非是空闲而来。

“有一点小事……”我欲言又止。

他感觉到了，这“小事”一定还很重要，便拍了拍我的肩，说：“不过，你得再等一会儿，院长有急事，叫我去一下。”

他走到门口，还回头对我做了个抱歉的手势，便转身消失了。

屋里的几个医生开始各做各的事。那个叫做吉医生的瘦削男子理了理白大褂的衣领，好像一只好斗的公鸡还没来得及投入争斗对手便跑掉了似的。“这社会多乱啊，”他自言自语道，“看看报纸，学生受到伤害的事多了。”

吉医生的面容有些苍白，像是有病的样子，可眼睛里的光却告诉我，这是个健康人。当我问这里能否抽烟的时候，他最先响应说，可以抽可以抽，我们这工作，不抽烟要闷死的。他伸出瘦瘦的手将我递给他的香烟挡回去，同时从抽屉里拿出他自己的烟来，热情地递给我一支。“你是客人嘛。”他说。

这时，有护士进来问他，31床的电休克治疗是不是现在就做？这让他从椅子上一弹而起，“做，做，现在做。”一边说一边就在桌上找着那人的病历。

吉医生的这种积极敬业让我有点害怕，好像他对这种让人死里逃生的电休克治疗具有一种由衷的热情。

7

那天，我去精神病院的探访不但没将黑屋子事件弄明白，反而让我更加迷惑。

吴医生大约是在离开半小时后回到值班室的。当时，瘦削的吉医生和其他几个医生都出去忙乎去了，我正好将事情问个明白。

“董枫病了……”我说。

“哦，是，是，”吴医生很了解地打断我的话，说道，“昨夜停电，又下大雨，她可能是感冒了。”

“不，”我说，“据说是病区那间黑屋子出了怪事，吓着她了。当时……”

吴医生用笑声打断了我要讲的事，“怎么，你也相信这些？那间屋子是正常的病房，里面死过几个人，病房里怎么会不死人呢？几年来里面都没住过病人了，只是因为漏雨的原因。你知道这些房子建了都快一百年了，那间病房又在楼上的尽头，墙角浸雨的问题越来越重，屋子里潮乎乎的，所以就闲置了。近来对这间病房老有些奇怪的传闻，你怎么也相信这些？”

我正想解释不是因为我相信传闻，而是想弄明白董枫昨晚遇见的事。作为这里的护士，她的亲身经历可能与传闻不同吧。

当时，我还没来得及追问，护士长带着一个小护士走了进来，说是该查房了。吴医生站起来，抱歉地说：“你看我这工作，还没喘上一口气，又来了。”

这一瞬间，我突然脱口而出，“我和你一起去查房，行吗？”

吴医生顿了一下，可能是理解了我的职业好奇心吧，说可以，同时还从墙上取下一件白大褂让我穿上。

“还有，这个。”他又抛给我一顶白圆帽，戴上后，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厨师。

同行的护士长和护士都有些异样地望着我，她们一定将我看成新来的医生了。其实，我更像侦探，想借此机会看看黑屋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座楼房的结构很奇特，一段不长的走廊上，除了几间医生护士的值班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病区在哪里呢？我正纳闷，护士长已经从腰间掏出钥匙，打开了走廊侧面的一道小铁门。咣当一声，门开处，有乱糟糟的人声从里面涌出来。我随着医生护士鱼贯而入，眼前才出现真正的大天地——长长的走廊，很多很多屋子，这才是病区。

走廊的入口处挤着七八个病人，在我的一瞥中都是长得有点蛮横的男子。他们自动地分向两边，给我们这群穿着白大褂的人让路。在我挤过他们的时候，我听见背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哼！又来了一个新的！”

这使我背脊一凉，同时对这个病人的智力感到意外，没想到精神病患者竟能从一群白大褂中迅速分辨出新面孔来。

我们走进了一间病房。患者是一个接近老年的胖子，条纹住院服穿在他身上显得有些短小。他坐在窗下，眼睛看着地面一动不动，对我们的进入一点反应也没有。护士长对吴医生汇报说：“19床，早餐吃了稀饭五十克，馒头一百克。午餐吃了米饭一百五十克，蔬菜没剩。体温正常，但还不能到走廊上与人交流。”

吴医生很权威地点了点头，然后叫了几声病人的名字，胖子仍没反应。吴医生在病历上记了些什么，我们便进了另一间病房。

病房里没人。护士长汇报说：“27床，待在房里仍然烦躁，但尚无攻击行为。按照您的允许，让他到楼外花坛一带散步去了，有护士跟着他，但不能离他太近，他希望没有监视的感觉。”我突然想起了我在花坛边遇见的那个病人，便对吴医生说：“这人很有趣，说的话像诗一样，我刚才遇见了的。”吴医生淡淡一笑，对我说：“白日梦，这是病人常有的现象。”我们来到又一间病房。患者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瘦高个子，见我们进来，他便主动问道：“吴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去上学呢？”“快了快了！”吴医生爽快地答道，“想一想，如果遇见路上的陌生人，还害怕吗？”男孩犹豫地回答说：“可能不会害怕了，也许，有时候，唉，我也说不清楚。”

“再有几天，你妈妈就回来了。”吴医生告诉男孩说，“那时你就可以出院了。不过，出院之前，我得和你妈妈好好谈一次话。小伙子，你快好了。”

护士长和护士在旁边也很高兴，看着病人病愈出院，对她们而言也是一种享受。

走出病房时，吴医生对我说：“这男孩在路上老产生恐怖的感觉，实际上是孤独造成的。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潜意识里，是想用这种病的方式将母亲留在身边。他两岁时死了父亲，一直被母亲带大，可母亲去年到深圳工作去了，留下他一人在内地，他就崩溃了。”

吴医生的这个判断让我折服。看来，人对自己的行为，有多少能得到最真实的解释呢？

这时，一个三十多岁的病人主动地从走廊上跑过来，拉住吴医生的白大褂，说：“医生，我缺营养。医生，我缺营养。我在王保管那儿还有五十块钱，替我买五斤猪肘子、五斤香蕉。医生，我缺营养，医生……”

“知道了，知道了。”吴医生拍拍他的头，说：“回到你病房去吧，快点，回去。”那病人很不情愿地向他的病房退去。我差点笑出来，但随即感到沉重。确实，当理性的光芒在一个人的头脑中熄灭以后，他所呈现的混乱状态是多么需要救助啊！

我想到了那间黑屋子，在它还作为病房使用的日子里，死在里面的病人在自杀前，是比正常人更轻松还是更痛苦呢？我不得而知。并且，我想去看看那间屋子的愿望也落了空。因为那屋子在二楼，二楼是女病区，吴医生告诉我，女病区的查房是在上午九点，他早去过了。

我们从男病区出来已是下午五点了，走廊上已很幽暗，从屋檐望出去，天空飞动着乌云。我向吴医生告辞，他说：“要下雨了，你带把雨伞走吧。”我心里无端地咯噔了一下，望了望天，说：“不用了，还来得及。”

我快步走出了这座楼房，在天空下做了个深呼吸，空气已显潮湿，今夜看来又有一场大雨。

8

俗话说，久走夜路必碰鬼。这句话在我身上真是应了验。本来，我的《背后有人》这本书写得正顺畅，发生在医学院里的十四年前的惊悚往事，让我在写作时也有些心悸。但是，更让我心悸的事却在现实中发生了。雷雨之夜，一个自称为桥梁工程师的大汉登门打断了我的写作，并给我描绘了董枫在医院黑屋子外的恐怖遭遇。

然而，当我那天从精神病院出来，在暴雨来临前夕赶到董枫家时，更恐怖的事发生了。

董枫听完我的叙述后，惊讶地大叫道：“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呀！严永桥，我的丈夫？桥梁工程师？天啊，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顿觉脑袋里嗡的一声，眼前浮动着昨晚的不速之客，他的高大个子、疲惫的面容还有捏在手里的那把黑雨伞组成一幅怪诞的画面在我眼前旋转起来。

“余老师，你怎么了？”我听见董枫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我接过她递来的一杯水，茫然地问道：“那是个什么人呢？”

幸好二十六岁的董枫真没结过婚，不然，我在混乱中会把那人想象为董枫死去的丈夫。董枫作证，她没结过婚，也没有男友，更不认识他妈的什么桥梁工程师。

昨夜，那个拿黑雨伞的家伙离开我家时，我真该悄悄跟踪下去。如果他是个人，就会有重量，就会踩得楼梯作响，就会有脚印，而且还会咳嗽，还会吐痰……可惜我当时没这种想法，现在，我除了头脑中还留着那人的影子外，什么可靠的凭据也没有了。

然而，这个来历不明的人物所讲的事情都是真的。董枫确实是在夜里查房时走进了那间黑屋子，看见了锁着的门，看见了屋里的烛光，看见了在微光中梳头的女人。

我望着董枫充满惊讶的眼睛，问道：“你看见黑屋子里的可怕景象时，你的周围有人吗？”

“没有，”董枫肯定地说，“一个人也没有。况且那是在女病区，不会有男人出现的。”

“然后呢？”我继续问道。

“发现那可怕的景象后，我掉头就跑，”董枫回忆说，“可双腿发软，是怎么连滚带爬跑下楼的也记不清了。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赶快离开这里，跑得越远越好。我迷迷糊糊地一口气跑出了医院，叫住了一辆出租车，便回到家里来了。回家后，我倒在床上呜咽着哭了一阵，才想起我正在值班的事，赶快给小翟护士打了电话，将这件可怕的事讲给她听。我说今夜不敢再来值班了，叫她替我请个病假。我还叮嘱她，天亮之前，千万别到女病区去。”

我的头脑渐渐清醒了一些。昨夜撞进我家来告诉我这一切的大汉，其信息来源只能有三条途径：一是他就在事发现场，这种可能被董枫肯定地排除了；二是小翟护士认识这个人，并把这一切告诉了他；第三种可能就是，董枫在家里打电话讲述这一切的时候，那人就躲在她家里的大衣柜后面，清清楚楚地听见了这个详细过程。

不然，这个神秘人物不可能在事发一小时之内，将这件事知道得那样清楚。

我的分析让董枫非常紧张，我看见她细长的手指在沙发扶手上颤动。她站起身，说：“我现在就给小翟打电话，但愿那是个她认识的人。”说完，董枫便走进卧室打电话去了。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其角度正好看见卧室床头的那部紫红色电话。我看见董枫紧张地拨着号，话筒在耳边也有些抖动。她穿一件黑色的无袖连衣裙，这将她高挑的个子衬得更加修长。医院里的人说得对，董枫要是进入模特界，准是一块好料。但是，她怎么会还没有男朋友呢？是没有人敢追还是她太挑剔？

我点燃一支香烟，等待着董枫的通话结果。但愿是小翟护士将那件可怕的事告诉了她的朋友，也就是那个桥梁工程师。但是，即使这样，那人也不该撞进我家里来，神经质地讲上一大通啊！

突然，董枫在卧室里大叫起来。我冲进去时，看见她正放下电话，用手捂着脸惊叫着说：“小翟没告诉任何人！她对天发誓，没告诉任何人，更不认识什么姓严的桥梁工程师！”

那么，此人清楚地知道黑屋子事件，只能是我推测的第三种可能了：他当时正在这家里的什么地方，听见了董枫对小翟在电话里的讲述。

这真是太可怕了。我要董枫回忆，昨晚奔回家来时，房门是不是锁好了的？屋内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董枫面容苍白地摇着头，说：“没有，没有，一切都很正常。”

正在这时，屋里的什么地方吧嗒响了一声，董枫啊的一声惊叫，吓得伏倒在大床上，将脸埋在松软的枕头里。

那声音急促而响亮，像是什么硬东西从上掉下，砸在了屋里的什么地方。当我紧张地细听时，又什么动静也没有了。

我这才意识到已是深夜，在我和董枫谈话时下得轰轰作响的暴雨已不知不觉停了下来，周遭一片寂静。从董枫的卧室门望出去，是客厅沙发的一角，台灯的光宁静而柔和。除此之外，她这住房就只有一个小厨房，一个卫生间。那声音是从哪里发出的呢？

“卫生间，”脸埋在枕头里的董枫闷声闷气地说，“好像是从卫生间发出的声音。”

我鼓足勇气走出卧室，本想在手里抓件什么东西，比如剪刀、烟灰缸之类，但又怕董枫过后笑话，便只好赤手空拳走到客厅，先检查了一下房门，房门锁得严严实实的，没有人能够进来。然后，我转身走到卫生间门口。

卫生间的门虚掩着。幸好电灯开关在门外，我先按亮了灯，再小心翼翼地推开那道门，一间狭长的卫生间出现在我眼前：坐便器，浴缸，毛巾，还晾着一些女人的内衣。这一目了然的地方什么也不能隐藏，那吧嗒的一声是怎么回事呢？

夜已经很深了。卫生间里的那面大镜子望着我，我觉得里面的那个中年男人很陌生。我觉得头晕，不知道从昨晚开始的离奇事件是不是存心要干扰我正兴致勃勃的写作。我说过，我正在写的这本书叫《背后有人》，是十四年前发生在医学院里的怪事。不管怎样，这书我还得坚持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