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5月3日 星期二 上午10：04

“……霍奇金淋巴瘤，”医生说，“一种癌症。”

玛吉只是点了点头。职业护士的淡然态度已经深深植根于她的内心。但芬利只是坐在一旁，张着嘴。

这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微风轻轻吹拂着百叶窗，除此之外，这间安静的办公室再无其他声音。

从新年开始，玛吉的体重就开始不断减轻。三十三岁的她也本不该如此频繁地感到疲劳。于是她向一位医生朋友求助，后者立刻建议她做一个全身检查，这原本在她看来有些小题大做。

“听着，玛吉，我知道这会让你们吓一跳，但我觉得你们还是知道为好。”

“那个……什么……怎么样？”芬利打断他的话，结果因为没记住正确的词而问不出来，“什么后——”

“预后？”玛吉给他提醒，微笑着看着他。

“没错，就是这个词。预后，怎么样？”

医生点点头，显然早已准备好了答案。“在早期阶段，我还无法给你们答案，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还要检查。”芬利嘟哝道。

“……确认它是否扩散，以及扩散到了怎样的程度，”医生转向玛吉，“但她很坚强，身体状态也一直不错，所以我可以冒个险告诉你们，预后应该会不错。”

玛吉对丈夫露出鼓励的微笑，后者似乎也因这毫无根据、最终也毫无意义的观点感到了些许的安慰。她把手伸过去，捏了捏他的手。

“放心吧，”医生接着说，“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可以承担玛吉大部分的治疗开销。”

听到这番本来意在安慰他的话，芬利皱起眉头。当医生继续叮嘱玛吉时，他的思绪第一次回到当年那个装满赃款的后备厢上，里面的钱有一半是他的。

芬利离开后，克里斯蒂安在格拉斯哥待了一年半，终于决定搬回埃塞克斯。在老朋友的帮助下，他在伦敦警察局找到了一份工作，两人甚至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克里斯蒂安调去其他部门，做起了中层管理工作。两人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不过最近两年都没说过话，直到芬利突然打来电话。

就在玛吉确诊三天后，两人坐在一家咖啡馆里，持久的阳光把他们吸引到了河边的一张桌子上。

“生活赢了。”在寒暄之后，芬利宣布。

“什么意思？”

“十五年前，”芬利回忆道，“你说总有一天，生活会让我的所有正直与诚实一文不值。好吧，你说得对……生活赢了。”

克里斯蒂安眉头紧锁。

“我需要我的那一半。”芬利告诉他。

“当然，那一半是你的，”他回答，然后板起了面孔，“但这事有点不好办。”

芬利脸色一变。

“别担心！”克里斯蒂安赶忙补充，“钱都在我这里……其实还多了不少。但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没把那笔钱装在鞋盒里埋起来，而是去做投资了。多样化：股票、债券……还有不动产。我在做长远打算。”

“我他妈的需要钱！”芬利啐了一口，拳头重重地砸在桌子上，他们的饮料都溅了出来。

“你会拿到的，”克里斯蒂安平静地说，给了受惊的服务员一个安慰的微笑，“但我们得聪明一点。如果我直接把我一半的投资组合变现，然后交给你，这会让人起疑的。你说是不是？”

芬利哼了一声。

“你觉得我为什么还要像条狗一样天天上班？”克里斯蒂安问他的朋友，后者凝视着水面，看上去很沮丧，“出什么事了？如果你真的这么急需用钱，我可以先套现一部分短期股票。我们不会有太多损失。”

“就那么办。”

克里斯蒂安点点头：“今天下午我就给你办……但你得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芬利闭上眼睛，强忍泪水：“是玛吉……她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