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4日 星期一
萨曼莎·博伊德从晃动的警戒线下面钻过去，一抬头就看见伦敦臭名昭著的老贝利顶部的正义女神雕像。她本是力量与正义的象征，现在却让萨曼莎看清了她的真实面目：一个幻灭的、绝望的女人，摇摇欲坠，眼看就要摔下屋顶，落在下面的人行道上。遍布世界各地的她的姐妹的雕像倒是适当地省去了蒙眼这个细节，因为“蒙眼的正义”只是个天真的概念，尤其是当种族主义和警察腐败牵涉其中时。
周围的道路和地铁站再次关闭，因为记者们蜂拥而至，驻扎在那里，把繁华的伦敦市中心变成了荒诞的中产阶级贫民窟。印着M&S和Pret A Manger商标的空餐盒在散落一地的垃圾里分外醒目。品牌睡袋被卷了起来，不远处丢着吱吱作响的电动剃须刀，某人那把不起眼的旅行熨斗暴露了他昨晚穿着仅有的一件衬衣、戴着领带睡觉的窘状。
萨曼莎尴尬地穿过人群。她迟到了，穿过高等法院路就花了六分钟，她已经浑身是汗，原本为了改变形象而束起的白金色头发也散开了。从一开始，媒体就锁定了陪审团成员。现在已经是第四十六天，说不定世界上每一家主要媒体的人都能认出她来。有个记者就曾经一路跟到她位于肯辛顿的家，守在门前不肯离开，她只好报了警。因为不想引起任何令人不快的注意，她始终低着头大步走路。
两条人流蜿蜒穿过纽盖特街十字路口，起头的地方一边是不够用的移动公厕，另一边则是一家醒目的星巴克。她努力突破回转的人流，朝着有警察守卫的较为僻静的法院侧门走去。有数十个拍摄正在进行，她无意间走进其中一个的镜头范围，一个娇小的女人用日语冲着她愤怒地骂了一句什么。
“最后一天了。”萨曼莎提醒自己，没去理会那句听不懂的咒骂。现在，距她回归正常生活只剩下八小时了。
在门口，一个脸生的警卫仔细检查了萨曼莎的身份证明，然后引导她进入一系列再熟悉不过的程序：暂时上交个人物品，过金属探测仪时解释婚戒取不下来，搜身时担心身上有汗渍，然后走向毫无特色的走廊，和另外十一位陪审员一起喝上一杯不冷不热的速溶咖啡。
鉴于媒体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再加上发生在萨曼莎家门口的事，法院决定对陪审团采取隔离措施，但累计数万美元的由纳税人支付的旅馆账单却又激起了公众的愤怒。差不多有两个月，陪审员上午的闲聊基本上都围绕如下话题：旅馆床铺睡得人背痛，晚餐每天都差不多，见不到最挂念的妻子、孩子，以及《迷失》的最后一季。
法庭引导员进来召集陪审员时，掩在琐碎聊天下面的绷紧的沉默才显露出来。陪审团团长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名叫斯坦利。其他陪审员推举他当头儿似乎只是因为他长得很像甘道夫。他慢慢站起身来，领着大家走出了等候室。
一号法庭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法庭，只有遇到最严重的刑事案件才会开放。一些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罪犯，如克里平、撒特克里夫、丹尼斯·尼尔森都曾站在这个法庭的中央招认他们耸人听闻的罪行。灯光透过毛玻璃顶窗照射进来，照亮了房间里暗沉的木镶板和蒙着绿色皮革的家具。
萨曼莎通常坐在陪审席第一排，即最靠近被告席的位置。当她坐下时，她意识到身上自己设计的白色连衣裙可能有些短了。她把陪审员文件夹放在膝盖上，旁边坐着的那个老色鬼令她非常不爽，第一天见面时，那个人为了抢到她旁边的位子差点踩到其他人。
这里与美国电影里的法庭不一样。在美国电影里，那些穿着讲究的被告一般会和他们的辩护律师一起坐在桌子后面；在老贝利，被告得独自面对满屋子咄咄相逼的人。包围被告席的虽小却醒目的玻璃屏障只是进一步强调了里面的人对房间里其余的人来说相当危险。
除非被证明无罪，否则就是有罪。
萨曼莎的左边，正对着被告席的是法官席。一把金柄的剑悬挂在中间那把椅子背后的皇家盾形纹章下方，那把椅子是整个审判期间唯一空置的座位。法院书记官、辩护律师及检控团队占据了法庭中央的位置；与此座遥遥相对的伸出来的公共旁听席上挤满了热情的、无法看清下方情况的观众，他们提前在街上扎营露宿才得到了这场特别审判的终审旁观席位。法庭背面，公共旁听席下面的冷板凳上坐满了与审判扯得上关系的闲杂人等：律师们希望可以召上法庭但也许最终并没用上的专家，各色法庭工作人员，当然，还有那位一直处于争议中心的侦探，绰号叫“沃尔夫”的威廉·奥利弗·莱顿-福克斯。
审判持续了整整四十六天，沃尔夫旁听了每一场。他坐在出口旁边不引人注目的座位上，无数次冷冷地注视着被告席。他身材结实，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和一双深邃的蓝眼睛，四十出头的年纪。萨曼莎觉得，如果他看上去不像是几个月没睡觉，背上驮着整个世界，也许他会是个魅力十足的男人——公平地说，他确实很有魅力。
“火化杀手”是媒体给被告取的绰号，他已成为伦敦有史以来系列谋杀案中杀人最多的凶手。短短二十七天，就有二十七人丧生，死者全都是年龄在十四至十六岁之间的妓女，这让那些消息闭塞的民众猛然意识到发生在自家街区的可怕事件，因此引来了更多关注。大部分受害者被发现时身上还在燃烧，她们被注射了大量的镇静剂，然后被活活烧死，地狱般的火焰焚毁了一切证据。接着，凶手却突然收手，手足无措的警方连个像样的犯罪嫌疑人都找不到。无辜的年轻女子一再被害，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伦敦警察厅因毫无进展而备受指责，但在最后一次谋杀案发生十八天后，沃尔夫逮住了凶手。
这个站在被告席上的男人名叫纳吉布·哈立德，是一个巴基斯坦裔英国人，在首都开出租车。他独自生活，之前曾有过不太严重的纵火前科，他的出租车后座上留有系列谋杀案中三名受害人的DNA，这些证据与沃尔夫的证词一起被提交给法庭。这本来已经是一桩清楚明白的铁案了，但现在，一切都崩溃了。
不在场证据同这位侦探及他的团队搜集的监控报告发生了冲突。哈立德在羁押期间受到攻击和威胁的指控也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法庭证据意味着烧焦的DNA不能作为可靠的证据。然而，让辩护律师感到高兴的是，首都警务处的职业标准理事会提交了一封引起他们注意的信件。写信的是沃尔夫的一位匿名的同事，日期就在最后一桩谋杀案发生的前几天，信件对沃尔夫处理这一案件的方式及他本人的精神状态表示了担心，认为他“沉迷办案”“不顾一切”，进而建议他立即转岗。
世界上最复杂的故事突然变得更复杂了。警察被指控拿哈立德当替罪羊以掩饰他们的失败。局长和特殊犯罪与行动处的助理处长因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的明目张胆的腐败而被迫辞职，小报上充斥着那位不光彩的探员的丑闻：与酗酒有关的传闻，可能导致了他婚姻破裂的家暴倾向。在某一阶段，哈立德那个装腔作势的辩护律师因为建议沃尔夫和她的客户交换座位而受到指责。纳吉布·哈立德始终以迷惑不解的神态看着在他面前上演的好戏，看着自己从杀人恶魔变成受害者，没有流露出哪怕一瞬间的满意神情。
最后一天的审讯如期进行，控辩双方律师做了最后发言，然后法官向陪审团提出指导意见：关于有限的证据依然被采信的简要总结，以及有关错综复杂的法律程序的建议。接下来，陪审团将进行评议裁决。他们被从证人席后面带进一个私密的房间，那是一个他们熟悉的以原木和绿色皮革为基调的毫无特点的房间。在接下来的四个半小时里，十二名陪审员在那里围着一张大木桌讨论他们的裁决。
萨曼莎几周前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态度，但这会儿让她吃惊的是，陪审团对此案的看法四分五裂。她曾告诫自己，永远不要受大众舆论的影响，尽管她很高兴自己的表决不会给自己的商店、生活带来什么影响，而且她的幸福也与此事不相干。同样的争论一再上演。之后，有人提出探员证词中的某一点，再次被告知不予采信，那人恼怒万分。
斯坦利隔一会儿就会提请投票表决，然后通过引导员给法官递交一张字条，告知法官他们尚未达成一致。每一次投票表决，总会有人顶着多数的压力另行其事，这样反反复复直到最后几分钟，总算达到了十比二的比例。斯坦利气冲冲地把写着这一结果的字条交给引导员，十分钟后，引导员回来，带领陪审团进入法庭。
萨曼莎回到被告席旁边的座位时，感觉每个人的眼光都集中在她身上。法庭一片静默，她没来由地为自己的高跟鞋敲在地面上发出的嗒嗒声感到尴尬。幸好接下来响起一片嘎吱声和咔咔声，十二名陪审员陆续走进来，在各自的位置上坐下，她那点小动静被掩盖住了。
她看得出人们都在试图揣摩她的表情，急不可耐地等待接下来的正式宣判，她对此颇有些享受。那些“有学问的人”已经戴上了假发，穿上了长袍，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愉悦态度看着她和其他陪审员。但此刻，他们发现自己得受陪审团支配。萨曼莎努力挤出一个微笑，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个拥有不应该说出去的秘密的孩子。
“被告请起立。”法庭书记官的声音打破了静默。
纳吉布·哈立德在被告席里犹犹豫豫地站了起来。
“陪审团团长请起立。”
在萨曼莎这一排的最后一个位置上，斯坦利站了起来。
“你们是否达成了全体一致的裁决？”
“没有。”斯坦利的声音被卡住了，人们几乎听不见他的回答。
他清了清嗓子，咳了三下。萨曼莎翻了个白眼。
“没有。”斯坦利终于大声说了出来。
“你们达成了足够多数的裁决吗？”
“是的，”斯坦利脸部的肌肉抽搐了一下，脱口而出，“对不起……是的。”
“你们，陪审团，认定被告纳吉布·哈立德在这二十七桩谋杀案中有罪还是无罪？”
尽管已经知道了答案，萨曼莎在这一刻还是屏住了呼吸。法庭里同时有好几把椅子发出嘎吱声，人们如预料中那样急切地竖起耳朵，倾身向前……
“无罪。”
萨曼莎抬头瞥了一眼哈立德，被他的反应吸引住了。他释然地颤抖起来，用两只手捂住了脸。
但接下来他却发出一阵惊慌的叫喊。
沃尔夫冲向被告席，在法警出手阻止之前，他已经越过玻璃隔板，一把抓住了哈立德的脑袋。哈立德被猛地甩在地上，在凶狠的攻击下发出夹杂着喘息的沉闷的叫喊声。他的肋骨在沃尔夫的脚下断了几根，膝关节处的皮肤也剥落了。
警报声响起。
沃尔夫被一拳击中面门，踉跄着跌向后面的陪审团时鼻血流进了嘴里，撞倒了离他最近的一个女人。在他稳住身体的几秒钟内，法警拥了进来，把他和那个被揍断了骨头、倒在被告席的基座上的人隔离开来。
沃尔夫脚步踉跄，挥舞着手臂，几双强有力的手控制住了他力气渐衰的身体，迫使他跪倒直至趴下。他精疲力竭，气喘嘘嘘。空气中混合着汗水和光泽剂的气味，他看到一名受伤的警察的警棍砰的一声掉落在哈立德旁边的镶板上。
这人看着像是死了，但沃尔夫需要确认一下。
最后一阵冲动涌上来，他挣脱了束缚，向那个沾着深棕色血迹的了无生气的躯体爬过去，那个人身上的血渗进了廉价海军蓝套装的纤维里。沃尔夫伸手摸到了那根警棍，手指紧裹住冰冷的金属。法警在他背上狠命一击时他已把警棍举过头顶。迷乱中，他只看到被告席旁那个警卫再次转过身来，冲着他的手腕又一次猛地将警棍砸了下去。
这会儿距斯坦利说出“无罪”仅过了二十秒钟，沃尔夫听到金属撞击木板的声音就知道一切都结束了。他只希望自己已经完成了这件事。
人们尖叫着冲向出口，但一群警察把他们赶了回来，萨曼莎坐在地板上，头晕目眩，茫然地凝视着空中，无视近在咫尺发生的事。最后有个人扯着她的胳膊把她拉了起来，领着她往外跑，那人大声叫喊着，但她一个字都没听见。弱音警报器几乎不起作用。她滑倒在大厅地板上，膝盖撞上了脑袋的一侧。虽然还没感觉到疼痛，但她的背脊已经接触到了黑白相间的西西里大理石地板，晕头转向中，她看见了华丽的穹顶、二十多米之上的那座雕像、彩绘玻璃窗和壁画。
救她的那个人在众人经过后赶紧把她拖起来，在跑回法庭前把她带到了废弃的主入口。巨大的木门和黑色的小门都大敞着，外面阴沉的天空召唤着她。萨曼莎独自一人跌跌撞撞地来到了街上。
她这时的形象如果被拍下来，真是再完美不过地表现了此时此地的主题：浑身溅满鲜血的美丽的女陪审员，一身白色衣裙，经历了创伤和磨难，站在象征着刚毅、真理和不祥的记录天使的石头雕像下面。那位天使从头到脚包裹在沉重的长袍里，仿若死神，准备把无尽的罪愆汇报给天庭。
萨曼莎转过身去，背对着那群贪婪的记者和他们炫目的闪光灯。在数以千计的闪光灯前，她注意到高处的石头上刻着一句话，托着这块石头的是四根石柱，好像在支撑着那句话的隐喻的重量：
保护穷人的孩子并惩罚恶人
读着这句话时，她被某种失败的感觉压倒了，她能够诚实地说自己确信哈立德无辜，就像那个警探确信他有罪一样吗？当她的目光最终落到披着斗篷的天使身上时，萨曼莎知道自己也成了罪人。
她已经受到了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