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许多往事早已遗忘，可是一个患者的名字，汪道喧，却一直清晰地刻录在安东医生的脑海里，因为这个名字与一些奇异的事件和难以磨灭的记忆联系在一起。那时，他还在北方一家大学附属医院工作，负责心血管和放射介入专业，因为他是当时医院里唯一的医学博士，所以大家都称他安东博士。
那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
那是1994年阴雨绵绵的秋冬季节，太阳悄然消失了一个星期，冰凉的西伯利亚北风刮个不停；那是那年北方的最后一场秋雨，撑着雨伞也难挡星星点点的雪花夹杂着冰雹的袭击；那是一个好似扣上黑锅盖的天空，混混沌沌、烟雾弥漫的鬼天气，让人张着嘴巴都透不过气来。
此刻，蹊跷的噩运，正在悄声来临……
下午4点多钟，安东医生在诊室里忙碌了两个多小时，送走了最后一位患者，诊室和走廊里安静下来。他摘下听诊器放在诊桌上，站起来走到窗前，伸个懒腰，漫无目的地望着户外凌乱、空闲的马路。枯黄的树枝随风摆动，树叶散落一地，呼啸的寒风卷起尘土和树叶“啪啪”地拍打着诊室的玻璃窗。此时，透过窗缝钻进来一股寒流，他不禁打了个寒战，下意识地倒退一步。
“大夫，还看病吗？”从门口传来一个低沉、浑厚的男人声音。
安东医生扭头一看，是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中等身高，萎黄的脸廓细长，下颌略尖，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面倒挂着一对略显凹陷、炯炯有神的单眼皮小眼睛，头戴一顶蓝色大檐帽子，身着干净整洁的天蓝色工作服，一副技术工人的打扮。
“看病，请进来吧！”安东医生把听诊器重新挂在脖子上，坐在诊桌的后面。
“你是安东博士吧？”
“是我。”
“哦，这么年轻啊，我以为是多老的专家呢。”
“你哪里不舒服？”
“我叫汪道喧，铁西医院内科的杨敬先主任介绍我来找你看病，他说你看病仔细、认真，你们是心血管病医院，介入手术做得好，所以我专程从铁西区过来。”他没有急于说病情，眯着一对纤细的眼睛，微笑着自我介绍道，“博士，太棒了！能找到博士看病太荣幸了。”
“哦，坐下吧。”安东医生没有沾沾自喜，在那个分不清博士和教授哪个更有分量的年代，持这种态度的患者并不少见。其实博士只是一种学位头衔，与看病的好坏没有什么关系。
“我来自铁西区，我是下岗工人。”他继续自我介绍说。
铁西区是这座城市过去几十年引以为骄傲的超大型老工业区，曾经为共和国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从高空看下去，一条条横竖分隔的马路像是一个完整的象棋盘，各种类型的国营工厂坐落在各自相对应的空格子里。早年，每天上下班的高峰期，车水马龙的工厂班车、数十万计的自行车和数百万的步行人流，像是自豪、骄傲、有组织的游行队伍，协调有序、拥挤而不堵不乱地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在忙碌一天后，又从这里有条不紊地散去。
90年代中期，这一繁荣兴旺的景象早已不复存在。钻过铁路桥洞进入铁西区，仿佛进入一个荒漠、萧条、被遗弃的世界。一根根曾经令这个城市自豪的现代化高耸入云的烟囱、一座座高大明亮的厂房和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铁路，正在被一点点儿地拆除，宽敞辽阔的厂区被一块块的商品房无情地吞噬掉。像舍不得脱下绿军装的退伍老兵们一样，早已下岗还整天套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们，也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怀旧或象征。它虽然象征着工人阶级过去的荣誉和骄傲，却也喻示着今日的衰退和贫寒。
安东医生再次问道：“请问你哪里不舒服？”
“我的腿浮肿。”汪道喧撸起裤腿露出两条肿得像大萝卜似的小腿。
“腿痛吗？”
“腿不痛，就是腹胀。”
“多久了？”
“一个月。”
“从前做过什么检查吗？”
“没做过——看过，但没发现什么。我不放心——”他有些支支吾吾。
“从前都生过什么病？”
“多年以前诊断过胃溃疡，住院治疗过。现在有时还会胃痛。”
安东医生撩开他的上衣，看到一个饱满隆起的肚子。“请你躺到诊查床上，我给你做个系统的体格检查。”
汪道喧遵从安东医生的意见躺在诊查床上。安东医生一边做检查一边询问他既往的病史。安东医生发现他的肝脏肿大，边界凸凹不平，边缘锐硬，触痛阳性，脾脏略大。腹腔有腹水，腹壁上可见静脉迂曲，静脉血自下而上流动。安东医生心里有数了，汪道喧的病很严重，有可能是肝硬化并发肝癌，应该到消化内科就诊，做肝脏B超、腹部CT和各项血液化验。
汪道喧看到安东医生拿出一沓辅助检查申请单，从诊查床上爬起来阻止道：“安东博士，你别急着开检查单，先告诉我，我得的是啥病。”
从他那焦虑、恐慌不安的眼神，安东医生猜测到他之前在其他医院已经做过检查，但是由于不相信检查结果和诊断意见，所以又跑到这里就诊。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在日常工作中经常能够碰到这样的患者，由于不相信自己得病，四处就医。
安东医生肯定地说：“你的病初步诊断是慢性肝炎、肝硬化、肝功能失代偿、腹水及胃十二指肠溃疡。”
“还有别的病吗？”汪道喧追问道。
安东医生犹豫了一下，毕竟是没有家属陪同的患者，他思考该如何答复。他回避了“肿瘤、癌症”这些特殊的字眼，婉转地说：“高度怀疑肝脏占位性病变，需要进一步做检查。”
在临床工作中，为了避免引起患者不必要恐慌或加重患者的精神负担，“占位性病变”这个词常常被医生们用作替代肿瘤或癌症。
“你也怀疑我患肿瘤吗？”看来汪道喧已经明白了“占位”是什么意思。
安东医生谨慎地强调说：“需要做一些检查才能明确诊断。”
“哦，”汪道喧把手伸进上衣口袋里，犹豫了片刻，从口袋里掏出一沓检查报告单，“你看看，这是我刚做的检查。”
安东医生接过报告单一张一张翻阅，这是汪道喧半个多月前在铁西医院做的肝脏B超报告：肝内实质性占位，直径16cm，边缘不清，诊断考虑肝硬化伴原发性肝癌。
“你从前生过什么病吗？”
“除了胃病，没有其他毛病。”
“得过肝炎吗？比如乙型肝炎？”
汪道喧摇摇头：“我也奇怪，半年前我体检过一次，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呀。怎么这次检查又是肝硬化又是肝……”他停顿了一下，似乎不愿意说出那个词，“……不会是检查有误吧。”
既然患者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安东医生就不需要再隐瞒什么了，直截了当地说：“检查有误差的可能性很小，根据你在其他医院所做的检查，你的病已经诊断明确了，应该尽早治疗。”
“现在治疗还有用吗？”
“当然有用。目前还没有发现转移病灶。”
“没有转移为什么我会出现腹水和双下肢浮肿呢？”
“可能是由于肝脏肿瘤过大压迫了附近的大静脉，导致下半身静脉血回流受阻，所以出现腹水和下肢浮肿，医学上称为下腔静脉梗阻。”
“怎么治疗呢？外科手术吗？”
“恐怕暂时不能进行外科手术，但是可以采用介入治疗的方法，栓塞肿瘤血管，再配合局部化疗使肿瘤坏死。”
“哦，杨主任对我说过这种治疗方法。”接着他关切地问道，“如果治疗有效，我还能活多久？”
“乐观地说，如果治疗效果好，寿命可以延长，三年、四年或许五年以上。我们有一个患者治疗效果特别理想，已经活了十多年了。当然，这是很少见的病例。”
“如果不乐观呢？比如治疗无效或者不治疗呢？”
“三个月、半年或者一年。”
“需要花多少钱？”他问到实质问题。
“如果没有医疗保险，每个疗程大约要自付2万元，四至五个疗程大约需要10多万元。”
“天哪！我哪来那么多钱啊！”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个灰皮证件递给安东医生，“看来我只有等死了。”
这是一本普通的特困证明书，在当时，凭借这本证明可以每月在街道办事处领取生活救济金。来自铁西区的患者大多口袋里都揣着这种证明。
汪道喧的脸色变得灰暗，嘴角绷得像琴弦一样紧，木讷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窗外，自言自语地说：“算了，不治了。我是个钳工，18岁开始学徒，自学成才，曾经身强体壮，有技术，有手艺，当过行业劳模，多次评过先进。在工厂辉煌时期，我带过几十个徒弟，最多同时带过九个徒弟，我老婆，不，我前妻就是那九个徒弟之一。她小我7岁，非常漂亮……”说到这里，他有些激动，眼圈红润，停顿片刻后继续说，“安东博士，既然不找你看病了，我就改个称呼叫你老弟吧。唉，哥哥我活得很失败呀。五年前下岗，生活陷入贫困危机，加上我脾气暴躁，性情变异，吸烟酗酒。三年前，我前妻不堪忍辱，领着10岁的儿子与我的大徒弟汪海洋私奔了。办理离婚后，我闲置在家里无所事事，感觉被社会抛弃了，我开始自暴自弃，以酒为伴，因为酗酒过度呕血三次，险些丧命。唉，生命啊，就是一台戏，该结束了。”他站起来，收起桌子上的检查报告单和特困证明，无奈地摆摆手，“如果真的还有三个月好活，我还有些私事要抓紧处理。谢谢你，安东老弟，我走了。”
“等等，你是特困户，或许可以享受政府特殊的惠民政策，减免或减少医疗费用。我现在就帮你问问我们医院的医保办。”
汪道喧的眼睛猛然闪亮：“真有这种惠民政策吗？看来我有救了！”
汪道喧虽然是个工人，学历不高，文化不多，但从他的眼神和表情足可以看出来，他属于那种天生机灵、心灵手巧的人。安东医生立刻给医院的医保办拨了电话。医保办任主任告诉安东医生，特困户可以减免大约全额费用的80％。
当安东医生告诉汪道喧这个标准后，他眼珠子转动了一圈，皱着眉头失望地说：“你刚才说每个疗程要2万块钱，特困户减免80％，我算计了一下，自己还是要交4000元。恐怕我还是交不起，还是先回去筹筹钱吧。”
既然如此，安东医生也无能为力，无奈地对他说：“看病总是要花钱的，除非你到慈善医院去看病。”
“慈善医院在哪里？”
“中国现在恐怕还没有慈善医院呢！也许正在筹建中。”
“哈哈，等慈善医院建好了，我早就见阎王了。”他转身向门外走去。
安东医生在他身后追问道：“汪道喧，你难道没有兄弟姊妹吗？”
他转过身回答：“有个哥哥和妹妹。妹妹也下岗了，比我还穷，我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们还要养家糊口。我有个哥哥，大我六岁，就在你们医院附近的广州菜市场里卖馒头，他尽了自己最大能力借给我3000块钱让我来你们医院看病。唉，我曾经做过一件对不起我哥哥的事情，心里一直感觉愧疚……我不忍心再向他借钱。我的前妻虽然背叛了我，据说她现在的日子过得也并不如意，照样一贫如洗，整天因为钱的事情吵吵闹闹，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汪海洋这个人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吃喝嫖赌样样齐全，穷得叮当乱响，还在外面养女人。”
面对这个素不相识的患者，安东医生内心产生强烈的同情和怜悯。救人是医生的职责，如果没有办法医治，那只好听天由命了，可是，如果有办法医治但因为没钱而放弃，无论对患者还是对医生，都是一种心灵上的摧残。
从实习医生到专家，安东医生曾见过无数个濒临死亡的患者，无数次被这种无助的表情和乞求活命的眼神打动，这是他非常熟悉的一种医患内心交流的情感和感受，患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医生的身上。“这样吧，你先交3000元住院费，我动员同事们帮你募捐1000元。你今天住院，明天就能治疗了。”
“太谢谢你啦！”汪道喧干瘪的眼睛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