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生在清朝光绪年间的三牌楼案。此案案情曲折，轰动一时，被很多人认为是『晚清四大奇案』之一。三个无辜的草民，莫名其妙地被认定为杀人凶手，其中两人被『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后来，真凶现身，案件被重新提起。

光绪七年（1881年）闰七月，江苏省江宁，也就是现在南京的保甲局破获了一起盗窃案，抓到一名叫李大凤的盗贼。这个李大凤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不仅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还招供了许多同伙的罪行。其中，李大凤就供出，四年前，也就是光绪三年（1877年）年底，他表弟朱彪失踪了，后来他从盗匪圈里得到消息说，朱彪被两个小混混周五、沈鲍洪合谋杀死在了江宁。

官府得到信息后，迅速缉拿了周五、沈鲍洪两个人。稍微一审讯、一用刑，这两个人就承认了杀人的事实。他们俩供述，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的夜晚，两人在江宁府上元县一个叫三牌楼的竹园旁，将朱彪用刀砍死，然后弃尸潜逃。周五、沈鲍洪供词相互印证，时间、地点和作案手法完全一致，可以认定这是一桩可信的杀人案件。

按常理来说，轻松破获了这么大一个案子，大家应该高兴才是，但是，审讯的官员们却高兴不起来，负责记录供词的书吏手都开始哆嗦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周五、沈鲍洪供认的这桩杀人案，和四年前的另一起杀人案高度重合，非常有可能是同一起案子。而那桩案子已经结案了，已经有两个人被当作杀人真凶斩首示众了！

那一起案子发生在光绪三年十二月初十，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当天上午，有人在江宁城内三牌楼的竹园旁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地保报告给了上元县知县，第二天，县衙门仵作来验尸。仵作验明死者身上有多处伤痕，发辫被砍落，无存，显然是被人所害。现场勘验，又发现了尸体旁遗落有表芯纸、石灰包、篾刀、草鞋等物品，地上并没有血迹和践踏留下的痕迹。这是一起死者身份不明、追查线索极少的杀人命案，侦破难度很大。

堂堂两江总督驻地、江南烟花繁华处，竟然出了这么恶劣的凶杀案。当时的两江总督沈葆桢接到报告后很吃惊，也很愤怒！他命令营务处总办洪汝奎专门负责此案，尽快缉拿凶犯。

在这里需要插叙一下营务处是什么机构。晚清末期，局势动荡，战乱频发，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就招募军队，弹压地方，设立营务处负责军队行政、维持驻扎地方的治安等。总督、地方都很重视营务处，把它当作是扩张权力、绕开正常行政制度、提高效率的利器。可以说，营务处是晚清地方势力膨胀、军队干政的一个例子。一般情况下，总督、巡抚都委任亲信道台、知府一级的官员担任营务处的总办。

当时担任两江地区营务处总办的洪汝奎，就是晚清重臣沈葆桢的心腹干将。洪汝奎是道光末期的举人，早前仕途不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洪汝奎加入了湘军，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他在办理军粮军需、筹措资金方面表现出了很强的办事能力，由曾国藩保举升迁至道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两江总督的职位长期被湘军势力霸占。光绪元年（1875年），有着湘军背景的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他委任同一派系的洪汝奎为营务处总办。

据《清史稿》记载，沈葆桢和洪汝奎两个人，都是雷厉风行、重典治国的风格，沈葆桢非常器重洪汝奎。当时，沈葆桢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请病假的时候，就推荐洪汝奎代替自己处理两江政务。洪汝奎如鱼得水，发挥得非常好，得到了朝野大臣的称赞，声望鹊起。可以这么说吧，洪汝奎是当时在江南地区徐徐升起的一颗政坛明星！

洪汝奎接到侦破三牌楼命案的任务后，立刻安排缉捕委员、候补参将胡金传捉拿杀人嫌疑犯。现在已经查不到胡金传的履历了，我们对他的情况了解不多。就一般情况而言，清朝晚期因为军事行动频繁，大批军官立下了战功，但因为编制所限，他们只被授予军衔，而没有相应的职务。比如，参将是清朝绿营的高级军官，正三品，仅次于总兵和副将，但是因为升迁到这个级别的军官太多了，一些总兵、副将都没有办法安置，参将就只能候补着了。胡金传就是一个候补参将，平时在营务处办理一些上司交办的杂事。

候补官员众多，是晚清政治的一个特征。为了早日转正，谋得实际职位，候补官员们接到交办的差事后，往往都会认真表现，希望能够吸引上司的注意。胡金传接到破案任务后，应该也有这样的心理。他希望尽快侦破三牌楼的案子，在上司、同僚面前露脸争光。

根据当年的案卷记载，不久就有一个叫左一良的乞丐声称，卖瓜子的小贩方小庚曾经见过死尸。胡金传很快抓到了方小庚。方小庚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根据方小庚母亲四年后的供述，方小庚这个人耳背，而且“人有呆气”，也就是反应有点慢，智商似乎有点低。就是这个低智商的小贩，提供了关键线索：

十二月初九夜晚，他路过三牌楼竹园附近，朦朦胧胧中看到有一个人躺卧在雪地上。他上前一摸，那人脸上冰冷冰冷的，没有气息，分明就是一具尸体啊！他吓了一大跳，连忙退后。这时候，他又看到尸体旁边站着三个人，其中两人一高一矮，脸上都有麻子，第三个人是一个秃头，像是和尚。就在他又惊又怕的时候，那三个人也发现了方小庚，其中一个人还斥责他，让他不要多管闲事。于是方小庚连忙跑开了。

胡金传根据方小庚的供述，先后带兵逮捕了三牌楼附近妙耳山的僧人绍宗、屠户曲学如，以及在营中当伙夫的张克友三名嫌疑犯。经方小庚指认，这三名嫌犯正是当天晚上他在尸体旁看到的那三个人。

到现在为止，破案工作进展很顺利。嫌疑犯和证人都找到了。接下来需要解开的疑点就是：死者是什么人？嫌疑犯为什么要杀人？他们怎么杀的人？凶器又在哪里？解开了这些疑问，此案就可以结案了。

胡金传将所有情况汇报给了洪汝奎。因为洪汝奎布置给胡金传的任务是捉拿杀人嫌犯，所以胡金传的任务基本算完成了。而且，作为军官，胡金传没有司法权，他逮捕杀人嫌疑犯，严格来说，就已经有越权的嫌疑了。接下来的审讯环节，胡金传就更加不方便主持了。

洪汝奎听了汇报后，委派了候补知县严、丁仁泽，候补同知单之珩，会审此案。因为胡金传是侦破此案的负责人，所以也参与了之后的审理。这里又有一个程序上的问题。清朝正常的司法程序应该是这样的：由案发所在的州县进行初审，知府、道台复审后再报告给省里。洪汝奎借口三牌楼案案情严重、影响恶劣，下令由营务处接手此案，并凭借两江总督的官威，委派了候补官员来审讯。客观来说，晚清各省有众多的候补官员，省里也在想方设法帮他们安派差事。这样，三牌楼案的审讯就绕开了正常的司法程序。

虽说被委派审理三牌楼案的官员共有三名，但是丁仁泽只审过一次，之后就奉江苏粮道的命令，去办理海运了；单之珩因为知道胡金传难以共事，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所以他借口自己另有公务，并没有经常来审理。三牌楼案实际上由候补知县严、候补参将胡金传两个人在负责。虽然后来的案卷列上了一系列文官的名字，但根据当事人的供述，真正坐在堂上审讯的其实就严、胡金传两个人。

绍宗、曲学如、张克友三名嫌犯在审讯开始，都否认杀人。严的对策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字：打！经过严刑拷打，嫌疑犯张克友首先认罪，承认自己杀人。张克友招供说，三牌楼的死者是何春荣家的一个雇工，姓谢。死者和妙耳山的和尚绍宗，都和妇女高冯氏通奸，他们两个经常争风吃醋。绍宗恨死了谢某，就叫上曲学如、张克友两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谢某杀死在竹园旁。接着，和尚绍宗在拷打之下，也承认了此事。可是，当差役们把高冯氏、何春荣两个人传到后，高冯氏坚决否认通奸，她说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谢某，所谓的“雇主”何春荣也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家里并没有姓谢的雇工。这一点，大家都可以做证。可见，张克友的口供是编造的。

严、胡金传再次提审张克友等三人，继续对他们严刑拷打。这一次，张克友改口说，死者名叫薛泳，后来又改口说叫薛春芳。杀人的动机也从通奸改为图财害命。张克友首先招供，接着和尚绍宗、屠户曲学如也先后供认，他们三人贪图从外地来江宁贩猪的客商薛春芳携带的银两，就在晚上把他杀死，瓜分了银两。杀人之后，三人脱下尸体外面的血衣，带回妙耳山上烧掉。至于尸体身旁的表芯纸，那是曲学如拿来擦手的，石灰是绍宗用来塞住死者之口的，篾刀是张克友使用的凶器，草鞋是死者薛春芳的遗物。

对于这个案发经过，三名嫌疑犯都供认不讳，供述内容基本相同。随后，官府在妙耳山庙中找到的一把屠刀，被认定为杀人凶器；在山上发现的一堆灰烬，被认定是死者衣服的灰烬。官府又在曲学如的雇主家中搜出一把镰刀，曲学如承认那是自己的杀人凶器。至于死者薛春芳的身份，在核实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当时，清朝并没有准确的户籍登记制度和人口数据资料，差役们无法查证死者的真实身份。绍宗、曲学如两个人说，他们都是刚刚认识薛春芳，并不知道他的详细情况。张克友只听说薛春芳自称是和州人，不知道他的底细。最后，官府认定死者是来自和州的客商薛春芳，并没有深入查证。

至此，三牌楼案的凶手、人证、物证、口供一应俱全，可以结案了。胡金传、严向营务处总办洪汝奎做了汇报。

洪汝奎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客观地说，他接到案情后，认真做了核查工作。绍宗等三个犯人被押到洪汝奎面前，对案情都供认不讳。但是，洪汝奎还是不太放心，他又认真做了以下工作：

首先，洪汝奎提审了此案的关键证人方小庚。他细问方小庚案发时的情形，问方小庚为什么在深夜能够看清楚嫌疑犯是和尚、麻子。方小庚说当时月光照到雪地上，光线还比较好。洪汝奎进一步检验方小庚证词的可信度。他让曲学如穿上号衣，打扮成官兵的模样，混在自己的十名亲兵之中，让方小庚指认。方小庚在十一个人当中，一下子就指认出了曲学如。最后，洪汝奎认为方小庚的话基本上是可信的。

其次，乞丐左一良说自己之所以知道方小庚涉案，是因为方小庚曾经与三牌楼的一个老奶奶说过命案的事。洪汝奎就派人带着方小庚，到三牌楼把所有的老奶奶都叫出来，查明并没有人和方小庚说过话。方小庚也没有到三牌楼卖过瓜子。因此，洪汝奎判定左一良乱讲。

最后，洪汝奎亲自勘察了案发现场，还让方小庚将当时的情形演给他看。应该说，洪汝奎的核查工作还是比较细致的。晚清的时候，案件的复审、终审已经流于形式，上司官员往往只是追认下级的审讯结论，按照报告上来的案情走走程序而已。但是洪汝奎不是这样，他亲自做了审查工作。但是，也许是因为他太忙了，也许是因为他太信任胡金传、严等人了，洪汝奎并没有亲自查验尸体，看看伤口是不是和三人交代的凶器的尺寸相符，也没有追问三人瓜分的赃款的下落，更没有察觉严、胡金传对犯人严刑拷打的事实。

但是，洪汝奎并不是一个昏官，他知道自己签字对绍宗三人意味着什么。那可是三条人命啊！洪汝奎决定还是慎重行事。所以，他在把案件呈报给两江总督沈葆桢的时候，指出三牌楼案“案情重大”，禀请“另派大员覆讯，以成信谳而重民命”。也就是说，洪汝奎虽然通过了案件的审核，上报给了沈葆桢，但还是建议沈葆桢另外派官员重审一次。

同时，洪汝奎在呈报案卷时，除了写上了严、丁仁泽、单之珩等会审官员的名字，还写上了当时江宁知县吴元汉、江宁知府孙云锦的名字。这是因为，发生在江宁的案子，按照正常程序，是必须经过江宁府县各级审讯的。尽管吴元汉、孙云锦并没有参与三牌楼案，出于惯例，洪汝奎随手写上此案经过江宁府县各级官员复审，等等。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官样文章，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并没有觉得不妥。

想不到，案子上报到沈葆桢那里，沈葆桢不但没有重新审核此案，反而下令将绍宗、曲学如就地正法，立刻推出去斩首了！这又是怎么回事？沈葆桢怎么有这么大的权力？三牌楼案到底是不是一个冤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