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年十二月，江苏江宁三牌楼竹园旁，一个无名男子被人砍死。破案官员胡金传很快抓住了和尚绍宗、屠户曲学如和伙夫张克友三个嫌疑人。经过胡金传和候补知县严等人的审讯，三人供认了图财害命，杀害外地客商薛春芳，弃尸三牌楼的经过。官府还缴获了杀人凶器，找到了证人。案件上报给营务处总办洪汝奎后，洪汝奎经过一番审核，继续上报两江总督沈葆桢。为了慎重起见，洪汝奎建议总督沈葆桢另外派人对此案进行复审。但是，沈葆桢却决定将绍宗和曲学如就地正法。沈葆桢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怎么有这么大的权力呢？

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死刑案件必须经过各级官府的层层复核，最终由皇帝决定。也就是说，所有犯人的生死大权，掌握在皇帝一个人的手里，地方总督和巡抚并没有死刑裁决权。这项制度保证了司法过程的公平、公正，防止草菅人命。但是这一制度有利也有弊，弊处就是整个过程往往要耗费一年甚至数年时间，牵涉的人力、物力众多，不仅费时费力，还存在犯人劫狱、脱逃等安全问题。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各地局势动荡。官府抓获的起义军、土匪、强盗人数很多，如果继续按照原来的司法程序来办，效率太慢，而且官府忙于镇压起义，也没有人力和物力，更耗不起时间去走流程。所以，地方官府纷纷呼吁朝廷下放死刑判决权。结果，朝廷在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以圣旨的形式明发天下，赋予地方官府“就地正法”的大权。

皇帝的圣旨是这么说的：“现在局势不同往常了，匪徒强盗纠伙抢劫，滋扰地方，如果不严办，怎么能保证社会安定？所以，各省总督、巡抚，要随时查访，用力缉拿匪徒。如果遇到匪徒聚集成群，肆行抢劫的情况，地方官逮捕审讯清楚罪行后，即行就地正法，格杀勿论。”这样，皇帝就把生杀予夺的大权，下放给了各省总督、巡抚。但是，咸丰皇帝也说了：“至寻常盗案，仍着照例讯办，毋枉毋纵。”意思是说，一般的案件，还是要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办。皇帝担心地方官员借“就地正法”的名义，无限扩张自己的司法权。

应该说，就地正法的做法，效率高，威慑力强，对各地镇压起义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咸丰皇帝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各地总督和巡抚，果然纷纷以“匪徒骚乱”为借口，肆意杀戮，扩张司法权。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各地继续援引咸丰三年的圣旨，把一些犯人就地正法。一项权力一旦出让了，就很难收回。所以，朝廷虽然很头疼司法大权旁落，但对各地督抚们的专权根本管不了。

当时的两江总督沈葆桢，就是一个强势的地方大员。他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女婿，福建籍官僚的领袖，同时是湘军系统的重要人物，他本人又非常能干，所以作风强势。《清史稿》说沈葆桢担任两江总督才三个月，就杀戮了近百人，这些人都是被沈葆桢借口两江地区局势不稳定，匪徒滋事杀掉的。

沈葆桢拿到江宁三牌楼案的卷宗的时候，也许是出于对得力干将洪汝奎的信任，他并没有对案件本身产生疑问。但是，案卷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沈葆桢的高度注意。嫌疑人曲学如的物品中有一枚五角铜钱。五角铜钱有什么问题吗？

晚清时期，东南地区的秘密会党往往私铸铜钱，作为凭信。而两江地区是太平天国起义的核心地区，双方征战多年。战后，地方上不安宁，秘密会党风起云涌。历任两江总督，都把安定地方局势、惩办秘密会党当作重点工作来抓。曲学如的这枚五角铜钱，正好触动了沈葆桢的敏感神经。他不但拒绝了洪汝奎的建议，没有派人复审三牌楼案，也没有认可此案是“图财害命”案，而是武断地判定是会党土匪在自相残杀。最后，沈葆桢援引就地正法的先例，下令将绍宗、曲学如就地正法，张克友割去耳朵，驱逐出江宁。

命令一出，官府先把绍宗、曲学如、张克友三个人在江宁城的城厢内外游街示众，接着在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二十四日把绍宗和曲学如押赴南京水西门外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张克友陪绑法场，看着绍宗、曲学如被斩首，然后他被割耳示众，最后被赶出江宁。这在当年的南京城，甚至在整个江南地区，都是一起轰动的案子。

此案从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案发，到光绪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案犯被斩首，前后只用了六十多天的时间。

可是，到了光绪七年，出现大问题了！开头说过，江宁官府抓获周五、沈鲍洪二人，他们交代了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在三牌楼竹园旁杀死朱彪的罪行。周五、沈鲍洪交代的犯罪详情，和已经结案的绍宗、曲学如杀害外地客商薛春芳的案情高度重合，两者极有可能是同一个案子。那么，是不是周五、沈鲍洪在撒谎呢？他们俩不会无缘无故承认杀人。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也就意味着四年前已经审结的三牌楼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洪汝奎主导审结的三牌楼案，会发现它是一起多处违背正常司法程序、牵涉众多官员的敏感案件。

说它违背正常司法程序，是因为三牌楼案并非由案发当地的府县官员侦破、审理，而是由营务处直接委派参将胡金传侦破；侦破后，营务处又绕开地方官府，指派候补官员审讯，胡金传参与结案；最后，两江总督沈葆桢没有履行死刑审批程序，武断地将两名嫌疑犯就地正法。可以说，四年前的三牌楼案，程序上漏洞百出，审理过程也是不合法的。

其次，我们说它敏感，是因为此案牵涉了一位当时正在迅速崛起的政坛明星洪汝奎，还有一位已经去世的朝廷重臣——湘军和福建官僚群体的首领沈葆桢。沈葆桢在三牌楼案结案的第二年，即光绪五年（1879年），病逝在两江总督任上。朝廷赐他谥号“文素”，对他的生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树立为“中兴名臣”。而洪汝奎，在光绪五年升任广东盐运使，之后调任两淮盐运使。两淮盐运使掌握东南地区的经济命脉，是天下“第一肥缺”。洪汝奎仕途行情看涨。他本来就是湘军系统的重要成员，又赢得了众多朝廷官员的称赞与支持，距离封疆大吏就是一步之遥了。可以想象，要碰光绪三年已经结案的三牌楼案，就不得不牵涉沈葆桢和洪汝奎，就不得不面临巨大的政治体制内部的阻力。此外，这案子还涉及众多的参与官员，胡金传、孙云锦、严、单之珩、丁仁泽、吴元汉，等等，这些人可都还在任呢！

就是因为这事情太敏感了，所以，当周五、沈鲍洪对杀人罪行供认不讳时，负责审讯的官员脑门上不断冒汗；负责记录供词的书吏手都开始哆嗦了。他们都清楚，如果把这个案子记录下来，送入司法程序，将意味着什么。

可是，人都已经抓了，罪行都招供了，事情想掩盖都掩盖不了了。而且，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光绪七年闰七月，江宁城内外都传开了，说四年前三牌楼命案的“真凶”落网了！“真凶”两个字，一下子刺激了围观者好奇的神经。消息像病毒一样，越传越广，连远在上海的《申报》都刊发了信息。审讯官员不敢隐瞒，只好一级一级地把周五、沈鲍洪的案情汇报上去，最后上报给了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

四年前被枭首示众的犯人曲学如的家人听到“真凶落网”的消息，群情激愤，他们组织起来向官府诉讼喊冤。曲学如的哥哥曲学和，集合了家族五十多名亲戚，来到两江总督衙门呈递状纸，说曲学如当年蒙冤，惨遭枭首示众，现在曲家人要求申冤，要求平反！两江总督衙门在江宁城的繁华市区，他们这么一闹，围观者众多，场面相当壮观。一开始总督衙门的官员，似乎并不想接受状纸，有个官员呵斥老百姓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想要攻击总督官衙吗？”但是曲家人一点儿都没有被镇住，七嘴八舌地喊冤枉，要求申冤。官员继续问：“你们都姓曲吗？无关人等，赶快散去！”结果，五十多号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喊：“我们都姓曲！”众怒难抗，两江总督衙门不得不接受了曲家的申冤状纸。

所有这些情况最后都汇总到两江总督刘坤一那里。刘坤一知道案情重大，而且舆论已经哗然，自己根本掩盖不了这件事情。与其让老百姓无端猜测，各种流言满天飞，倒不如自己出面，把四年前的三牌楼案和现在周五、沈鲍洪招供的杀人案合并审理。这样，官府还能掌握此事的主动权，也好引导舆论的走向。

所以，刘坤一决定，委派江宁布政使梁肇煌、盐巡道德寿、江宁知府赵佑宸等官员，组成专案组，合并审理这两桩发生在三牌楼的案子。

专案组成立后，确定了两项主要工作，或者说确定了案子的两个主攻方向：第一，核实周五、沈鲍洪两人供述的真实性，进而确定他们招供的案子是否就是四年前的三牌楼案；第二，重新拘捕四年前已经结案的三牌楼案的相关人等，核查当年的案子是否有冤情。

第一项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周五、沈鲍洪招供了更多的细节，官府按图索骥，拘捕了更多的人证，找到了更多的旁证。很快，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况就清楚了：

光绪三年十月间，周五在江苏阜宁县西乡诱拐了王老头的女儿刘王氏，并带上和自己苟合成婚的刘高氏，乘船南下，去江南讨生活。途中，周五遇到平时认识的朱彪、沈鲍洪二人。朱彪看到和周五同船的刘王氏年轻貌美，动了歪念头，就问他们要去哪里。周五回答：“我们想去江南，但是路费短缺。”朱彪高兴地说：“巧了，我也正要去江南。”他很爽快地替周五三个人付了船费，并且和他们同船南下。当时，同行的还有被朱彪诱拐为妻的赵高氏和篾匠许嘉福一家人。他们几个人同船而行，到了江宁府六合县，住进了林三子家。

到了江宁，朱彪把年轻的刘王氏引诱到手，与之同宿，而后又把她拐跑了，两个人不知去处。周五特别生气，但他知道朱彪平时学拳，功夫了得，自己不是他的对手，于是就找沈鲍洪商量，邀请他一起找朱彪算账。沈鲍洪此时已经和赵高氏产生了奸情。赵高氏是朱彪诱拐为妻的，沈鲍洪害怕朱彪知道了，自己会有血光之灾，心想不如先下手为强。他答应和周五一起谋杀朱彪。

于是，周五偷了许嘉福的篾刀，和沈鲍洪一起到了江宁。沈鲍洪让周五买了几包石灰带在身上，准备行凶的时候用来眯朱彪的眼睛。

十二月初九，二人在江宁城内找到了朱彪，并问出了刘王氏的藏身之处。当时，朱彪因为缺钱用，正打算去三牌楼的一家香烛店行窃。他招呼周五、沈鲍洪一起入伙行窃。周五、沈鲍洪假装同意。朱彪就买了草鞋、火钵、表芯纸等物品带在身上。

当天夜里三更时分，三人行至三牌楼的竹园旁，因为天寒地冻，他们蹲在地上用火钵取暖。过了一会儿，朱彪走到一边去小解。周、沈二人密谋后，决定趁机行事。两个人偷偷靠近朱彪。沈鲍洪突然从背后扭拉朱彪的辫子，朱彪惊慌之下跌倒在地，周五立刻上前，抓起篾刀就是一阵乱砍，把朱彪辫子砍落了。这时，沈鲍洪也拔出朱彪随身携带的小尖刀，帮着周五乱戳一气。朱彪当场毙命。周、沈二人确定朱彪已死后，赶紧逃跑了。慌乱之间，篾刀、石灰包、表芯纸、草鞋等物，都丢弃在了朱彪的尸体旁边。

第二天，周五、沈鲍洪两个人来到了刘王氏藏身的缪瘸子家，找到了刘王氏。两人托缪瘸子做媒，将刘王氏嫁卖给了余应昌。

官府顺藤摸瓜，拘捕了赵高氏、刘高氏、许嘉福等人。赵高氏、刘高氏都证明，她们都听到周五、沈鲍洪商量谋杀朱彪的事。篾匠许嘉福指证三牌楼命案现场的篾刀是自己的。综合以上所有信息，周五、沈鲍洪供述的杀人案，无论时间、地点，还是现场细节，都与四年前结案的三牌楼命案一致，而案发当晚，三牌楼附近只发现了一具尸体。一起命案，怎么可能会有两个案情呢？

同时，曲学如的哥哥曲学和也做证，他曾经派侄子曲惠春到和州四处访遍，并没有查到薛春芳其人。当年，洪汝奎负责三牌楼案的时候，并没有核实所谓的“薛春芳”是否存在。现在，既然周五、沈鲍洪招供的案情和已经了结的三牌楼案高度重合，而三牌楼案的遇害者又被证明子虚乌有，所以，重审的官员们倾向认为，所谓的“薛春芳”就是朱彪，已经结案的三牌楼案就是如今的周五、沈鲍洪杀害朱彪案。

现在，问题就来了！四年前的三牌楼案是怎么回事？当时案件又是怎么审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