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起发生在清朝光绪早期的云南报销案。这个案子，不但涉及清朝的财政制度，还牵涉了当时官僚集团内部的党争，是晚清重要的司法案件兼政治事件。此案最终的处理还是比较严厉的，对遏制当时部费横飞、贪污成风的风气也有一定的作用。

同治年间，云南爆发了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云南地方政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直到光绪五年（1879年）才重新稳定了局面。其间，行军打仗、造桥铺路等军费开支，一直没有向朝廷报销。光绪八年（1882年）云南巡抚杜瑞联，决心要解决久拖不决的军费报销问题。他把这个事情交代给了一个官员去办理，这个官员叫崔尊彝。

崔尊彝是云南省的粮道，掌管全省的粮食收支，负责军粮筹措。云南局面稳定后，崔尊彝又兼任了云南善后局总办，负责战事的善后。军费报销的任务，顺理成章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崔尊彝感觉到这个任务很艰巨，他又拉了一位官员帮忙，这个人叫潘英章。潘英章即将升任云南省永昌府的知府，当时正在北京办理手续。所以，崔尊彝就拉上潘英章帮忙一起办理报销。崔尊彝先让潘英章在北京展开公关活动，后来亲自北上，千里迢迢从昆明赶到北京，展开工作。他可不是空着手到北京去的，而是携带了巨款，一共是十万余两白银，银子汇到北京城的天顺祥、乾盛亨、百川通等银号，作为公关费用。而这笔巨款，是崔尊彝从云南省的官库里提取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崔尊彝此次北京之行定义为，一起由云南省授意的、当地官员亲自执行的、动用公款的政府公关行为。

有人可能好奇了，政府公关需要花费十万多两银子吗？又不是违法乱纪的报销，而是正常的军费报销，需要花这么多钱吗？崔尊彝拿着白花花的银子，要向谁展开公关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从清朝的报销制度说起。

清朝财政高度中央集权，地方政府财权非常有限，除了官员俸禄等极少数事项可以自理外，其他事项都要向朝廷报销。报销的程序是这样的：先是地方政府提出申请；接着是朝廷的户部、工部等相关部门，主要还是户部，对地方政府的申请进行审计；如果审计后没有问题，户部就同意报销，交皇上审批；皇帝签字同意，户部给申请的地方政府一个批文，整个报销流程就算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审计。户部通不过，账就报不了，而且官员还可能受到处分。

那么，谁在主导户部的审计呢？理论上说是户部的官员，包括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和主事在内的各级官员。但是，这些官员要么不懂会计、审计等专业知识，要么懒得去管具体的事务，他们几乎从不埋头去做业务工作，只在最后的报告上签字。客观上，财政工作千头万绪，专业性非常强，同时朝廷官员财政工作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多，各种惯例、做法错综复杂，根本就不是读四书五经、在户部当个三五年就调走的文官们能搞清楚的。所以，承担具体工作的是下面的书吏。这些书吏，也就是俗称的“刀笔小吏”，他们长年累月埋首具体业务，对规章制度、工作流程和实际情况都非常熟悉。实际上是他们在维持着衙门的运转。他们越俎代庖，完全代官员理政。官员们也不得不依靠他们来展开工作，甚至乐享其成。就这样，小吏们逐渐掌握了户部的实权，开始以权谋私、贪赃枉法。

再说外省的重大事项报销，必须要制造清册呈报。但每次报销的事项，常常延续好几年甚至十几年，积压下来的细节和项目非常多。因为事情过去了好多年，难免有账目不清楚或者细节存在瑕疵的地方，所以地方官府报上来的财务清册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而且官员都可能更换过好几届了，很难再把大家召集起来交代清楚。户部的经办人员，就抓住现实问题，反复刁难、批驳，不是说“账目不清”就是要求“发回重做”，目的就是索取贿赂，要钱要好处。

户部书吏一般根据申请部门的报销金额来抽成，他们称为“厘”，一厘就是百分之一，书吏要多少厘，就要拿报销金额百分之多少的回扣。比如，书吏张口要“一厘三毫”，就是申请部门报销一百两银子要给他一两三钱。户部如此，工部、兵部等其他部门也是如此。

于是，北京城就出现了“小吏巨贪”“小吏巨富”的怪现象，小吏比大官还要富。书吏们到底多有钱？晚清学者冯桂芬曾经做过估计，吏部四个司的书吏每年大概有三百万两银子的好处费，加上兵部、户部、工部，四部书吏每年所得应该不少于一千万两银子。当时全国的财政收入不过是四千多万两。

听起来触目惊心，但是在清朝，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地方官府称之为“部费”，意思是到京城各部门办事要花费的费用。就连雍正皇帝，都曾经专门下过圣旨说“部费现象”：“兵需钱粮除各省地方正项钱粮外，一应奏销，其弊甚大。若无部费，虽当用之项，册档分明，亦以本内数字互异或因银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不准奏销。一有部费，即靡费钱粮百万，亦准奏销。”雍正皇帝要求严禁送礼行贿、“跑部钱进”。但是一直到清朝灭亡，这种丑陋现象始终存在，禁而不绝。

我们再来看看云南的崔尊彝、潘英章两位是怎么展开公关活动，完成云南军费报销的。

在一片漆黑的大环境中，各种规则错综复杂，各种人际关系重重叠叠，我们不是当事人，不可能知道崔尊彝他们活动的全部情况，只能根据云南报销案保留下来的官方资料和当事人的笔记，尽量还原此案幕后交易的大致脉络。

崔尊彝、潘英章首先找到时任太常寺卿周瑞清。为什么找周瑞清呢？首先，周瑞清是他们两个人都熟悉的朋友，幕后交易，肯定要找熟人，而且是双方都认可的熟人帮忙。更重要的是，周瑞清还有第二个身份：军机章京。军机处是清朝的决策中枢，掌握最高实权，军机处的所有办事人员，都是从京城各部院衙门抽调的官员，统称军机章京。军机章京承办军机处的具体事务，实权很大，被人们尊称为“小军机”。小军机熟悉朝廷政务，比一般官员掌握更多的信息，拥有更多的人脉资源。所以，崔尊彝和潘英章想到了周瑞清，他们认为周瑞清比其他人有优势，能在报销这件事情上帮上忙。

周瑞清和崔尊彝、潘英章是怎么密谋的，我们不可能知道，事后周瑞清在供状里说，他其实并不想帮忙，但无奈崔、潘两个人多次请求，他不得不勉为其难。事实上，周瑞清在整个云南报销案中发挥了“权力掮客”的作用，推动了事情向前发展。

很快有第二个京城官员出现在这个事件中，这个人就是户部云南司的主事龙继栋。清朝户部按照行政区划设置了十四个司，每个司管辖名称代表省份的财政事务。云南省的报销申请到了户部，由云南司归口管理。龙继栋是云南司的主事，一个七品官，他的另一重身份是潘英章多年前的幕僚。当年，潘英章担任知县的时候，曾经聘请还没当官的龙继栋为幕僚。潘英章还曾经在龙继栋家居住过一段时间养病。可见，两人关系不错。

龙继栋得知云南军费报销的事情，同时知道是熟人潘英章在负责，他非常动心，很希望能赚到这笔报销的部费。谁和白花花的银子有仇呢？但是，龙继栋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实力，觉得自己赚不了这笔钱。因为，龙继栋只是云南司一个普通的主事，司里还有其他主事，上面还有员外郎和郎中等上司。考虑之后，龙继栋向云南来的朋友推荐了他觉得能解决问题的“关键人物”，自己的同事、云南司主事孙家穆。孙家穆就成了涉入本案的第三个京城官员。

同样是云南司的主事，为什么龙继栋解决不了的难题孙家穆就能解决呢？这是因为，级别和职权都相同的官员实际权力却是不同的。中央部院的各个部门都有好多名官员，但是有最终决策权的只能是少数几个人。清朝各个部门一般有满族和汉族两套班子，比如云南司既有满族郎中，也有汉族郎中，满族官员掌管用印，称为“掌印”，掌印郎中，就是云南司的第一负责人。由于满族官员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一般由汉族官员处理政务，起草文书，称为“主稿”，主稿就是负责本部门政务的实权官员。当时户部云南司的主稿就是孙家穆，他是云南司的灵魂人物。所以，龙继栋把他引荐给了崔尊彝、潘英章、周瑞清等人。

孙家穆很快来到了周瑞清的府上，和崔尊彝等人密谋。云南的报销申请就由孙家穆负责审计和起草批准文书。他打包票说，一定可以解决军费报销问题。崔尊彝等人也完全相信孙家穆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部费该交多少钱合适？

孙家穆开价十三万两白银。这笔钱包含一整套服务，包括云南军费报销在户部、工部、兵部三个部门顺利通过。孙家穆说他可以让这笔报销在相关部门都一路绿灯，各个环节由他来负责打通。

崔尊彝、潘英章觉得这个报价太高了！崔尊彝从云南省的官库一共才提了十万余两银子，他不可能自己倒贴钱去满足孙家穆的要求。但是，孙家穆不肯让步，他说这个价位已经很优惠了，这是一次性收费，不管你报销几百万还是上千万，我都给你放行通过。孙家穆等经办的官吏同时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所以，他不愿意让步。最终，双方僵持不下。

就在崔尊彝等人和孙家穆讨价还价的时候，一桩人事任命把他们惊呆了：工部右侍郎阎敬铭升任户部尚书！

阎敬铭是道光年间的进士，仕途是从户部主事起步的，他在户部工作多年，熟悉财政。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阎敬铭负责粮台营务，理财有道，官职开始直线上升，历任湖北按察使、山东巡抚、工部右侍郎等职。除了熟悉财政，下属在业务上很难蒙蔽他之外，阎敬铭还有一个特点：他是出了名的清廉正直，大公无私，做事原则性非常强。在云南报销案发前的几年，阎敬铭的主要工作就是查处各地的贪污腐败行为，上至尚书、侍郎，下至知州、知县，不少人都被阎敬铭拉下了马。

崔尊彝、孙家穆等人得知阎敬铭就要到户部担任尚书了，都担心自己撞到他反腐败的枪口上。害怕担心之余，他们没有因此收手，中止幕后交易，而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迅速达成了协议。孙家穆主动让步，把要价从十三万两银子降低到八万两，崔尊彝马上拍板同意。双方约定，这笔巨款以“分期付款”的形式交付，崔尊彝先支付五万两，等经费报销最终通过后，再付剩余的三万两。

在周瑞清家，崔尊彝把第一笔的五万两银子银票交给了孙家穆。孙家穆拿到银票后，没有独吞，而是给了周瑞清五千两，自己拿走了四万五千两。周瑞清这个中间人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五千两。

云南军费报销的程序很快就启动了。户部云南司迅速走完了流程，在阎敬铭到任之前完成了审计，并写好了奏折，上报光绪皇帝。同时，在孙家穆的帮助下，工部紧接着也完成了云南军费报销的审计，并开始准备上报。崔尊彝、潘英章觉得云南军费报销大局已定，决定离开北京，坐等最后的好消息。崔尊彝是安徽人，长期在云南当官，于是就向吏部请假，回安徽老家探亲。潘英章来北京是为了办理知府的上任手续，办理完后也离开北京，不慌不忙地向云南出发赴任。

如果不出意外，云南军费报销事件发展到这一步，就可以顺利完结了。可就在各方当事人长舒了一口气的时候，光绪八年七月，御史陈启泰奏参太常寺卿兼军机章京周瑞清受贿，包办户部报销，各方力量钩心斗角，陷入混乱局面。这是怎么回事呢？云南报销案会怎么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