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为了报销积压多年的军费，花钱收买相关官员，酿成了云南报销案。此案被当时清流党人当作了党争的工具，一心一意要扳倒军机大臣王文韶，无奈没有真凭实据，清流党人发动了三波攻击，都没有动摇王文韶的地位。

事情有的时候真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清流党人的第三波进攻再一次无果而终的第二天，九月二日，之前声称对银两用途一无所知的天顺祥银号掌柜王敬臣，也许是因为被拘捕关押几十天，思想防线崩溃了，主动向刑部办案官员交代了有价值的信息。

之前，王敬臣只承认云南粮道崔尊彝、永昌知府潘英章来银号汇兑过银子，现在他供称两人在办理业务的时候扬言，这些钱都是拿来打点北京相关的衙门和人员的，是用来办理军费报销的。这一条信息，就坐实了云南报销事件中的确存在行贿受贿行为。王敬臣供认的第二条有价值的信息是，崔尊彝通过天顺祥银号，转交给了中间人、太常寺卿周瑞清两封信。至于信里写了什么内容，王敬臣说自己确实是不知道。

负责此案的刑部尚书麟书等人一边将情况上奏，一边派人紧急捉拿经办云南报销事务的户部书吏褚世亨、工部书吏张兆鸿和周仁溥三人。经过“连日熬审”，褚世亨供称，办理云南报销的还有户部云南司书吏张瀛、卢良驹，公文草稿是这两个人草拟的，此外，户部书吏陈瑞轩、沈鸿年负责复核。刑部又赶紧抓捕上述四个人，结果除了张瀛外，其他三个人都突然失踪了，极有可能是听到风声后潜逃了。

朝廷接到报告后很快下旨，将太常寺卿周瑞清正式解任，听候调查，同时严厉要求他交出崔尊彝的那两封信，以供查证。周瑞清很配合地上交了那两封信。遗憾的是，这只是两封官场上相互寒暄、问候的一般书信，并没有涉及军费报销的内幕交易，对此案并没有帮助。

至于那些潜逃的书吏，朝廷认定他们“畏罪情虚，已无疑议”。如果他们没有做亏心事，为什么要闻风潜逃呢？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云南报销事件存在黑幕。朝廷命令严肃处理看管不严的户部官员，同时通缉在逃的三位书吏。

现在，终于有实实在在的证据表明云南报销事件有问题了。所以，潘祖荫、麟书奏请户部、工部重新查核云南报销的款项。朝廷很快同意，由翁同负责，抽调了八名有经验的工部官员，重查云南报销事件。此后，云南报销案的车轮开始缓慢而扎实地向前进。

被捕的张瀛抗压能力很差，进了刑部大牢后很快就招供了。他承认云南永昌知府潘英章曾拜托户部的官吏在办理云南军费报销的时候“高抬贵手”，并许诺重金相赠，自己和部中的其他管理人员都不同程度地收受了好处。张瀛在招供的时候，专门用了一个词来形容收受的贿赂：“笔墨费”，此项费用在户部办理报销事务中是按照惯例收取的。他的供词，彻底坐实了户部官吏收受贿赂，徇私枉法，进而证明了户部管理混乱，送礼行贿已经形成了风气。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用清流党人弹劾。代理户部尚书王文韶已经知道自己难逃干系。最起码，他要承担管理不严、失察失误的领导责任。王文韶先是请病假十天，假满后上奏请求辞职，理由是自己的老母亲年迈多病，需要奉养。如果说之前，王文韶申请罢官，还有以退为进的意思，那么现在，他请求辞职，是真的想撇清与此案的关系，全身而退。

慈禧太后没有批准，理由是王文韶已经把母亲接到北京来奉养了，没有必要辞职，只是给了他几天假，让他多陪陪老母亲而已。王文韶不死心，又一次请求辞职奉养老母亲。这一次，慈禧太后还是没有批准，说现在政务繁忙，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正是需要人的时候，请王文韶坚持工作。

之前，清流党人弹劾王文韶的时候，慈禧太后帮王文韶挡了回去。现在，慈禧太后虽然没有说王文韶和户部的腐败丑闻有关系，但是也没有说王文韶是干净的，她以工作太忙，正是用人之际，这样一个非常客观的理由，请王文韶留任。这么多事情发生之后，王文韶的权力根基出现了动摇。

清流党人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十月下旬，清流党的主将，当时担任詹事府右庶子的张佩纶连续上奏，要求罢免王文韶。除了弹劾王文韶早前名声恶劣，现在又牵涉云南报销丑闻外，张佩纶还指出，王文韶已经众望不孚，不适合继续留在军机处主持政务了。此外，张佩纶还在奏折中附带了一份材料，说明王文韶对云南报销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佩纶提出了三个疑点。第一，案子几个月前就发生了，圣旨也要求查办了，为什么王文韶没有将承办报销的书吏看管传问，最后造成书吏潜逃，“人或曰文韶机警，何独于书吏则不机警？”第二，刑部查出云南报销的款项存在出入，“人或曰文韶精密，何独于报销则不精密”？第三，云南的崔尊彝、潘英章两个人送礼行贿的罪行，可以确定无疑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被革职，作为军机大臣的王文韶是有责任的。“人或曰文韶明白，何独于该两员处分则不明白？”综上所述，如果不罢免王文韶，案件无法深究。

最后，张佩纶也把此事和刚刚发生的某次地震挂钩，说：“王文韶刚刚被朝廷慰留，地气即不安靖。我不是说王文韶足以导致地震，但是两者肯定是有关系的。”张佩纶的弹劾是清流党人的第四波攻击，也是内容最扎实、时机掌握得最好的一次，取得了上佳的效果。

就在张佩纶上奏的同时，江苏巡抚的奏报到达了北京。江苏巡抚报告说，根据崔尊彝家丁称，崔一个多月前在江苏丹徒县病故。崔尊彝是云南报销案的关键人物，却在案件取得实质进展的时候突然死去，而且消息迟了一个月才报上来。当时就有人议论，崔尊彝是不是真的“病故”，很值得怀疑。慈禧也下令，要求安徽、江苏巡抚查明崔尊彝是否真的病故。人们很自然地把崔尊彝的死和云南报销案联系起来，同时又想是不是和王文韶有关呢？大家这样一多想，就增加了张佩纶奏折的效力。

另外一个事情也增加了张佩纶奏折的威力。刑部尚书麟书等人，审讯天顺祥掌柜王敬臣和周瑞清的家丁谭升得知，崔尊彝、潘英章来到北京后，多次和周瑞清碰头商讨。周瑞清也曾派人拿着云南的银票到天顺祥汇兑银两。至此，周瑞清涉案完全可以确定，不用等另外一个云南官员潘英章到京对质，现在就可以查办周瑞清了。于是，圣旨下令，将周瑞清革职，归案审讯。

云南报销案发展到这一步，肯定不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在前台的当事人纷纷落马，种种疑问都指向后台的王文韶。王文韶如果再不主动辞职，只会引发更多的怀疑，招致更多的弹劾。到时候，王文韶能否全身而退，就很难说了。所以，王文韶第三次请求辞职。十一月初五，朝廷下旨，批准王文韶辞官养亲。王文韶辞职后，收拾行李，很快离开了北京。但是他并没有返回杭州老家，而是带着老母亲，逗留在天津，等待此案的进一步发展。

王文韶辞职后军机处出现了空缺。当年八九月份，恭亲王奕一直生病，无法理政，加上王文韶和景廉又牵涉云南报销案，慈禧太后有事只能找李鸿藻、宝商量。慈禧太后补充了两位军机大臣：工部尚书翁同和刑部尚书潘祖荫。翁同、潘祖荫都是南方人，军机处走了一个南党的王文韶，却多了两个南方人，表面上看南派力量增长了，但实际上，李鸿藻在军机处资历老，又能干，深得慈禧倚重，翁同和潘祖荫完全无法与他对抗。再加上一个多月后，潘祖荫因为父亲病故，回乡丁忧守孝，李鸿藻的力量在军机处占绝对优势，清流党势力迅速发展。张佩纶在光绪八年年末，署理左副都御使，第二年被提拔为侍讲学士；张之洞则早在一年前外放山西巡抚。北党势力，经过扳倒王文韶的这场硬仗后如日中天。

此后，清流党人再也没有对相关人员进行弹劾，或对案件的审理有所进谏。这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清流党人只是把此案当作南北党争的工具，主要目的就是扳倒王文韶，而不是真的关心云南军费问题或者要惩治书吏腐败。

云南报销案在王文韶罢官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根据案情，实事求是审理阶段。

十一月初，周瑞清革职后接受刑部审讯，供出了孙家穆。孙家穆接受了刑部的传讯，他供称，当年二月份，同司的主事龙继栋提到云南报销的册子要到，有人托龙继栋帮忙从中照料，龙请求孙帮忙，在办理此案时给予方便。孙家穆承认自己从中收取了贿赂，至于收取了多少，都分给了哪些人，怎样分配的，孙家穆却推说自己不知道。龙继栋很快也被传到刑部接受调查，他坚决不承认自己受贿枉法。孙家穆、龙继栋都被革职，接受进一步的质询。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潘英章被押解到京，他对挪用公款、打点关节的事情供认不讳。但是在具体的金额问题上，潘英章闪烁其词，把责任推给了已死的崔尊彝。当时，审讯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了这笔行贿用的银两，到底是从哪来的？潘英章只承认其中的五万多两是云南的官银，其余的都是筹措的私人款项。

在光绪九年前后的审讯过程中，有两件事情不得不说。第一是，监察御史李郁华被审查出涉嫌受贿。这是云南报销案中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李郁华曾经担任过云南乡试主考官，可能由此和潘英章熟悉。潘英章此次来京，李郁华在云南的亲戚拜托潘英章帮忙带东西给李郁华。由此，潘英章到北京后，和李郁华往来密切。李郁华感觉到潘英章此行除了办理知府上任手续外，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办理云南军费报销事宜。他非常好奇，先后向银号掌柜王敬臣、周瑞清、龙继栋、孙家穆等人打听消息。这几个人都推说不清楚，但都把信息反馈给了潘英章，说李郁华这个人问东问西的，会不会出问题？潘英章感觉，李郁华已经知道了此案的幕后情况，同时忌惮他监察御史的身份，不得不输送给他部分利益。潘英章把云南方面在北京采购物资的事情，委托李郁华帮忙负责，让他能够落下一部分好处。同时，潘英章额外给了李郁华四百两银子。李郁华是否一开始就想参与云南报销事件的分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的确是收受贿赂。他很有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云南报销案的幕后情况，但他收的这些好处，却带有“封口费”的意思。最终，李郁华也锒铛入狱。

第二件事情，则要重要得多。审查云南报销案，主要是查办户部的腐败问题，抓住户部在办理报销事宜时吃拿卡要的问题不放。受到查处的官吏，也主要是户部的官吏。按说，户部会对此案有所抵制。但是，新到任的户部尚书阎敬铭，一点抵触情绪都没有。相反，他非常配合云南报销案的查办工作，同时他自己还在户部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阎敬铭首先针对户部官员，尤其是其中的满族官员不熟悉财政业务的情况，调整了官员设置，把部分熟悉业务的汉族官员调往关键岗位。在此之前，户部的档案房的官员全部是满族官员，汉族人对全国财政收支的详细数据并不清楚，阎敬铭顶住压力，在档案房增加了汉族官员。从此，清朝的财政开支数据才被汉族官员所熟知。其次，阎敬铭斥退了许多吃拿卡要、收受贿赂和回扣的书吏，同时接连上奏弹劾罢免了相关的贪腐官员。户部之前有“四大金刚”，常年在户部当官，熟悉法规和业务流程，受贿徇私，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不是一天两天了，其他官员敢怒不敢言。这“四大金刚”也在阎敬铭的反腐败运动中被拉下了马。其中，“四大金刚”之首的姚靓元，当时已经高居广东布政使，前途一片光明。阎敬铭硬是通过弹劾姚靓元在户部工作时的老问题，把他给扳倒了。经过阎敬铭的强力整顿，户部的风气有所好转。

光绪九年三月，慈禧加派阎敬铭一同审理云南报销案，这是对阎敬铭的肯定。至此，云南报销案会不会又出新的波折？它最终将如何收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