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星期五早上，印度军队退伍士兵托马斯·保耶尔——朋友和邻居都称他为“印度人哈里”——被他的老板约翰·麦卡锡派到米勒大院十三号收取房租，老板是这间房子的主人。米勒大院几乎就紧接着斯皮多菲尔兹市场的右边。到它南边的格尔思顿大街和到它北边的汉伯里大街，也就是查普曼谋杀案现场，都只要走一会儿就可以了。麦卡锡所拥有的那种房子中住着那种租户，对于房主和租户来说，收取租金都是一种极大的折磨。
米勒大院的入口是一条狭窄的、黑暗的通道，紧邻着麦卡锡的蜡烛商店。保耶尔敲了玛丽·简·凯利的房门，玛丽的各路朋友和客人也叫她“赤姜”、“美丽的艾玛”或者“黑玛丽”。她是一个二十四岁的泼辣坚强的爱尔兰姑娘，几乎每个人都说她漂亮可爱，尽管我们没有她的任何照片。
当保耶尔敲她的门的时候，已经大约是上午十点四十五分了。这时候找她最合适不过。他敲了好几次门也没有人应答，于是开始怀疑她是不是交不起租钱才躲着他。他想撞开门锁，但是没有成功。窗玻璃碎了长长的一块，从来没有修补好。里面，一件旧大衣悬挂在窗户那里权当窗帘，让屋里还算有点隐私可言。他推开大衣，往里面看了看。房间只有十英尺宽十二英尺长，映入托马斯·保耶尔眼帘的景象是如此赤裸的恐怖，令他几乎瘫倒在地。床上躺着一具尸体，遭到严重毁损，被严重撕裂，大量肌肉都被撕下来了，内脏流出来铺了一床，还坠到了地上。尸体的外表和轮廓都已经模糊不清了。
当大脑终于对如此可怖的情景作出反应时，保耶尔冲下楼到麦卡锡的商店那里去。麦卡锡和保耶尔一起回到上面，他往破玻璃窗内看了一眼，马上就派保耶尔到商业街警察局去。
保耶尔和巡官沃尔特·贝克尔及警探巡警沃尔特·丢乌一起返回现场。丢乌是一个健壮的、开朗正直的人，因为经常穿黑色哔叽衣服而得名“黑哔叽”。他后来因为抓住了臭名昭著的下毒者豪利·哈维·克力朋医生而扬名一时。但是，在米勒大院十三号看到的场景让他感觉极为可怖，他的余生都受到了困扰。由于这是此种案件第一次发生在室内，可以采集很好的证据，因此他们有意不让现场受到破坏。直到下午一点三十分，当督察托马斯·阿诺德到达现场时，警方才破门而入。
整个床和周围区域都是血。按照乔治·巴格斯特·菲利普斯医生的叙述，尸体状况表明杀手进入了极度疯狂的杀人毁尸状态。脸被完全划开，头颅几乎被切下来了；乳房被切下来，下腹部被切开，内脏扔得满屋都是。尸体的大部分地方，包括阴部、右大腿和右臀的肌肉都被切下来了，露出了里面的骨头。现场没有发现心脏。杀人犯不仅要让被害人失去性能力，而且几乎是使了全力让她不成人样，让她完全被肢解。到现场查看过或检查过尸体的医生中，有一些人估计毁损尸体至少花了罪犯两个钟头，尽管由于颈动脉被切断，被害人早就死了。
普通人是很难将此种罪恶行为看成一种性妄想行为的，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确实如此。这个妄想的部分内容是，摧毁被害人，让罪犯感觉到自己是她的唯一占有人。毁尸杀人犯小詹姆斯·克莱顿·劳森，当他与自己在加利福尼亚的阿塔斯科德罗州立精神病院邂逅的强奸犯詹姆斯·鲁塞耳·奥德姆结伙后，于一九七○年代杀害了被奥德姆强奸过的许多名年轻妇女。对此，他相当坦白地说道：“我切开她的喉咙，这样她就不会尖叫了……我要切割她的尸体，这样她看起来就不像一个人，我要摧毁她，让她在人间仙界消失。我开始切割她的身体。我记得我当时把她的乳房切下来了。此后，我所记得的一切就是：我在不断地切割她的身体。”
当被问及除奥德姆的所作所为之外，他在杀害被害人上发挥的作用的细节时，劳森坚持说：“我没有强奸这个姑娘。我只想毁灭她。”
我认为，侦查人员在米勒大院十三号所看到的，正是同一种情况。
巡官弗里德里克·亚柏林到达现场，检查了房间。他从壁炉中残余的冒着烟的残余物推断，杀人犯将她的衣服放在壁炉里烧掉了，并且就是用烧衣服的火光为他的作案行为提供照明的。
在这个谋杀案发生之前的一年，玛丽·简·凯利时断时续地和比林斯盖特市场的鱼肉搬运工约瑟夫·巴内特住在一起。与他在一起的日子并不总是和谐美满的。1888年7月，他由于偷窃丢了工作，在10月底，他搬出了他们俩合住的这个房间，原因是玛丽邀请了另外一个妓女与她共住。然而，他几乎每天都来看她，有时候给她一点钱用用。还有人说他想让她脱离卖淫业。
他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在11月8日星期四。大约晚上七点三十到八点之间，他来到了玛丽的房间。当时玛丽与她的朋友莉姬·奥尔布卢克在一起。大约在十一点钟，有人说当时看见她和一个年轻男子出现在布里坦尼卡酒馆。大约四十五分钟之后，玛丽·考克斯，住在米勒大院的另外一个妓女，看到玛丽和另外一个男子在一起。这个男子一脸斑痕，有小胡子，还戴着帽子。她明显已经醉了。大约在十二点和一点之间，米勒大院的其他几个居民还听见她唱歌。
两点钟，她找到她认识的一个失业劳动工人乔治·哈金森，向他借六便士。哈金森一贫如洗，所以只能拒绝她。哈金森看到，当她离开时，另外一个男子迎了上来，当时他们俩都在大笑。他说当时这个男子可能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按我刚才说的，你会没事的。”
哈金森看不到这个男子的脸，但是他追踪他们俩到了米勒大院。他听见玛丽说：“好了，亲爱的，来吧，你会感到很舒坦的。”
星期五凌晨大约三点四十五分，米勒大院的三名妇女说，她们当时听到“哦，谋杀！”的一声尖叫从十三号那个方位传过来。如果这声尖叫是玛丽·凯利发出的话，那么这可能就是她活着时的最后一声哀鸣了。
约瑟夫·巴内特遭到了警察长达四个小时的密集讯问。他们搜查巴内特的衣物，看看上面有没有血迹以及其他线索。他们最后认定他不是凶手。然而，最近他又成了嫌疑人，特别是在布卢斯·帕雷于1995年出版的著作《开膛手杰克：绝对真相》中更是如此。帕雷的理论是，巴内特谋杀了其他妇女，以吓唬玛丽放弃妓女行当，但是当他清楚玛丽已经厌倦了他并且不再需要他时，他最终在一阵疯狂躁怒中杀死了玛丽。在被警察审讯期间，巴内特承认他经常把报纸上报道的白教堂连环谋杀案念给玛丽听。
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此类谋杀突然间停止了。在凯利死亡之后，它们突然间烟消云散了。认为巴内特很可能就是凶手的人还指出，他善于用刀，有粗浅的解剖知识，是当地人，在这片区域内会感到舒心，因此可以在不让当地妓女起疑心的情况下顺利地接近她们，并且他总体上符合目击证人的描述。很明显，巴内特能够轻易进入玛丽的房间，而“亲爱的老板”中提到的姜汁啤酒瓶也出现在玛丽的房间中，这应当不只是一种巧合。
帕雷还引用了我在1988年一个电视系列片中所作的分析，还有我在匡迪格领导的小组所作的有关连环杀手的相关研究，他通过这些来进一步证明巴内特就是杀人凶手无疑。在某些方面来说他可能确实符合，比如年龄、种族、有一个因缺乏父爱而不完整的家、这片地区让他感觉舒服、由于失去工作而情绪更加紊乱等，但是这些毕竟只是一些表面特征，许多人都符合。他们几乎都可能成为某一类型的罪犯。你必须看看具体细节上他是否真的符合。我从没有见过，而且我也不相信别人见过，一个男子会以这种方式来残忍地杀害他所认识的妇女，即使是不那么熟的妇女，目的只是为了吓唬他自己的性伙伴，“给她一个教训”。特别是，在发生双重谋杀的那天晚上，这样一个人可能被第一个凶手吓走，他可能根本就不会去攻击莉茨·斯特莱德。
动机上也不符合。没错，确实有性虐待狂通过折磨妇女获得性满足。但是这里发生的肢体毁损全部都是在被害人死亡之后进行的，因此这一点就不符合了。此外，这些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蓄意的谋杀，而都是躁狂的、失去控制的过度杀戮。如果凶手是某个与被害人有一定个人关系的男子，那么我们可以预料，这个人会残暴地过度刺伤或伤害被害人的脸，而不是这里出现的此种宗教仪式般的肢体毁损。这在逻辑上或行为类型上讲不通。任何与某名妇女有正常关系的男子，就像与玛丽明显有此种关系的巴内特一样，都不会犯下此类罪行。
那么，如果不是约瑟夫·巴内特的话（玛丽·凯利死亡后，巴内特没有什么理由继续杀戮，并且在遭到警察密集审讯后，巴内特可能已经吓坏了，这使得他不再继续杀戮，从而其余生得以保持清静），那么为什么开膛手在1888年11月9日之后就突然停止杀戮了呢？确实，这正是这个案件中最令人迷惑不解的所在之一。
我们在联邦调查局内进行的研究和相关经验表明，连环色情杀手不再杀人的原因有许多，但是自动停手一般都不包括在内。在极少的情况下，某个杀人犯在“完成”了他内心确定的目标之后会自动停手。这个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杀人犯埃德蒙·坎伯。一九七○年代早期，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校园周围绑架并杀害了很多女大学生，他对妇女的仇恨实际上是针对他那作威作福的、恃强凌弱的母亲。最后他终于鼓足了勇气，趁母亲熟睡的时候用羊角榔头将她打死，将她的头切下来，并且强奸了无头尸体，还将她的喉咙扯出来扔到垃圾通道里。然后他打电话把母亲最好的朋友叫过来，当她到达屋内时，他用木棍击打她，最后将她掐死。在将魔鬼驱逐出他的世界之后，他在母亲床上美美地睡了一晚，然后第二天驱车到了科罗拉多的普韦布洛市，在那里的一个电话亭中打电话给圣克鲁兹警察，告诉他们过来抓他。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种自动停手的杀手是少之又少。
更经常的情况是，连环杀手是因如下三个原因之一而停手的：他们被抓住了；他们因其他一些与他们的凶杀活动无关的犯罪（比如入室抢劫或室外抢劫）被捕；或者他们在犯罪时死亡了，要么是被同伙或其他某个罪犯杀死了，要么是自杀，或者由于其他一些“自然原因”而死亡。否则他们不会真正停手的，他们只可能不敢再呆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游走到其他一些与他们原来的罪行无关的地方继续作恶。
开膛手杰克案件中，会不会包含上面三个因素之一呢？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行为分析，或许它能给我们一些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