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本可以详细介绍更多的嫌疑人，实际上有几十个呢。但是这些所谓某某人是嫌疑人的说法都不值得认真一书，因为它们没有提供什么有助于调查该案的新信息，因此不必为它们浪费太多纸张。

那么，杰克难道真的是一个这么难以捉摸、极端聪明的犯罪天才吗？实际上不是。他熟悉他作案的地方，并且他很幸运。底层妓女们喜爱黑暗角落和狭暗胡同，因为她们没有什么室内的场所好与客人完成性交易。而这样的地方正好是极有利于像杰克这样的罪犯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警方认为是嫌疑人的那些人。同时，我还会根据警方留下的行为证据，对警方采取的行动进行简单勾勒。

最后，对杰克的身份到底为何，警方是否有什么好的想法呢？他们可能确实有。

事实上，在玛丽·简·凯利谋杀案之后，警方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的侦查行动马上就减弱了，比前面谋杀案后警方行动的力度要小许多。我们已经提到，警方处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受到大众和媒体的广泛批评和谴责。他们减少在白教堂地区的警力，难道不怕又出现一个类似的谋杀案吗？如果了解官僚和公务员们是如何对外界压力做出反应的话，你就很难想象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减少在白教堂地区的警力。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推断，他们当时有理由相信，尽管杀人犯还没有抓获，还没有交付正义审判，但是恐怖时期已经结束了。

那么，苏格兰场可能知道了什么，或者至少他们认为自己知道了什么？

我们借助于三个主要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麦克诺登备忘录、罗伯特·安德森博士（爵士）的一九一○年回忆录《我的官场生涯的另一面》；以及所谓的“斯文森旁注”，实际上是苏格兰场的警察局长唐纳德·萨塞兰·斯文森在他收藏的安德森所写的那本书中亲笔写下的评论。1987年马丁·费多的书《犯罪、侦查和开膛手杰克之死》出版后，他家的后人才将之发表出来。

梅尔维尔·莱斯利·麦克诺登爵士是负责苏格兰场的刑事调查局的助理专员，他是在1889年以助理警察局长的身份进入苏格兰场的。因此，我们必须指出他的信息可能不是第一手的，尽管他可能获得所有重要信息。备忘录是在1894年写成的，包括他亲笔写下的七页，它们被标记为“机密”放在文件档案中。他提到了三个可能的嫌疑人：

（1）M.J·德鲁维特，医生，出身世家，在米勒大院谋杀案之后突然失踪，其尸体于12月31日在泰晤士河中被找到（据称尸体在水中泡了有一个月之久），也就是说在谋杀案发生的七个星期后才找到。他性变态，而且从我自己掌握的信息看，我认为他的家人都觉得他就是谋杀犯杰克无疑。

（2）考斯明斯基，波兰犹太人，白教堂区居民。这个人由于多年来沉溺于手淫而变得精神失常。他对妇女，特别是妓女有极端的仇恨，并且有很强的杀人倾向；1889年他被送到疯人院。与这个人有关的许多情况都表明，他是一个极可能的“嫌疑人”。

（3）麦克尔·奥斯特洛格，俄罗斯医生，曾入狱，最后被当作杀人狂而被关押在疯人院中。这个人的前科简直是罄竹难书，而在连环谋杀案发生之时他是否在附近就不得而知了。

在回忆录中，罗伯特·安德森提到一个底层波兰犹太人，他没有说这个犹太人的名字，但是他提到，这个犹太人“被关押在疯人院中，唯一一个曾经看清楚谋杀犯的证人一眼就认出了他，但是当这个证人知道他也是犹太人时，就死活也不肯断言罪犯就是他了”。

安德森提到的这个目击证人可能就是约瑟夫·拉文德，也就是那个可能在米特广场入口处看到凯瑟琳·艾多思和开膛手杰克在一起的香烟商人。其中的波兰犹太人可能就是麦克诺登备忘录中提到的阿伦·考斯明斯基。

考斯明斯基是一名理发师，于1882年移民英格兰。接纳白教堂地区大部分精神病人的科尔尼·海奇疯人院的记录表明，他早在1885年就患上了精神病。在一八八○年代末期，他在外面游荡，在大街上捡零碎食物吃，并且拒绝接受任何人给的食物。他从不洗澡，有一次还用一把小刀威胁他的姐姐。从1890年起，他的余生几乎就是在各个疯人院之间辗转。

在唐纳德·斯文森保留的安德森的那本书中，在谈论波兰犹太人和拒绝指认这个犹太人就是凶手的那几页旁边的空白处，唐纳德·斯文森写道：

由于嫌疑人也是犹太人，还由于他的指认会让这个犹太人被判有罪，这样证人就成了使凶手上绞架的工具了，而证人自己不想让自己内心蒙上这样的阴影。

他继续写道：

在这次身份辨认之后（嫌疑人也知道他被认出来了），伦敦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此类谋杀案了。

在最后一页他写道：

犯罪嫌疑人是在滨海家园（或许是西布莱顿的警察康复中心，嫌疑人和证人被带到这里很明显是为了让他们远离伦敦公众的注意）被人指认出来的，我们当时费了很大劲才将他送到那里让人指认，而他自己也清楚他已经暴露了。

在嫌疑人返回他哥哥在白教堂区的家时，他被（伦敦市刑事调查局）警方日夜监视着。不久之后，嫌疑人的双手被捆在身后被送到斯特普尼济贫院，接着又被送到科尔尼·海奇疯人院，不久之后就死了——考斯明斯基就是犯罪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