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签有“杰夫希”的那则广告刊登在3月11日的《纽约美国人》上。同一天下午，康登太太接到了一个电话，她后来说这个人“口音粗哑、低沉、含混”。打电话的人要她丈夫接电话。她说他在福德汉姆大学，但是下午大约六点的时候会回来。打电话那个人说他晚上七点会再打过来，并要康登博士呆在家里等着。
当这个神秘男子再一次打电话来时，康登和布雷肯里奇已经回到康登家了。
“你收到了我签名的那封信了吗？”他问道。康登立即辨认出这男子的母语应当是德语，这个男子是按照信上拼错的单词签名（singnature）来发音的。
“你是从哪里打电话过来的？”康登问道。
“韦斯切斯特。”这个男子答道，之后还问了康登几个问题来确认他的身份。康登清楚地听到他在和某个人说话。
康登听到和打电话给他的那个人说话的另外一个人说：“Statti citto！”康登认为这是意大利语，意思是：“你给我闭嘴！”
“你还会得到我们给你的消息的。”这个神秘男子说道，然后就挂了电话。
舒瓦茨科普夫上校认为可以监听康登的电话，但是林德伯格否决了他的提议。林德伯格可以否决舒瓦茨科普夫这个警察部门领导的提议，这一事实充分说明飞行家林德伯格的独特影响和权力。林德伯格一直都是自己完全控制局面，并且最终完成了他想要实现的目标，不论是在职业生涯还是在私人生活中都是如此。他认为找回他儿子的最好办法就是和绑架犯“诚实地交往”。因此警方没有办法利用打给康登的电话来追踪绑架犯的所在。
但是林德伯格选择的其他一些人可不是那么好控制的。3月12日，莫里斯·罗斯纳，这位林德伯格刚刚任命的“私人秘书”和负责与犯罪团伙联系的联络官，对媒体宣布，他知道宝宝还活着并且很健康，不久就要回到父母身边了。同一天，纽约市警察专员爱德华·穆尔鲁尼宣布罗斯纳最近刚刚因为土地欺诈而遭到起诉。后来他被判无罪，有些人说这是得益于他和林德伯格之间的关系。
3月12日，星期六，康登来到布朗克斯区一个家具木工那里，让他按照信中的规格做一个木箱子。康登按照他多年以前别人送给他作礼物的一个投票箱来设计这个箱子，这样的话，如果某人拿着这个箱子，就很容易辨认出来。他给了那个木工三美元。
当天晚上六点，康登和他的朋友阿尔·莱克以及亨利·布雷肯里奇回到了家中，这时门铃响了。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绑架犯的联络暗号，但是没想到却是米尔顿·加格丽奥和马克思·罗森海因。布雷肯里奇很担心他们的到访可能已经把绑架犯吓走了。后来，八点三十分左右，门铃又响了。这次是一个名叫约瑟夫·佩罗尼的出租车司机。佩罗尼解释说，在炮山路和诺克斯街道交叉处，有一个穿着褐色外套、戴着褐色毡帽的男子向他招手，要他把一封信交给康登博士，于是他就带来了。在布雷肯里奇和加格丽奥进一步追问下，佩罗尼说，那个男子声音粗哑，德国口音，并且在离开之前还写下了佩罗尼的出租车车牌号。
康登打开了信封，里面写着：
康登先生：我们信任你。但是我们不会来你家，太危险。即使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是否被警方盯着。请按照我们说的去做：
从这里的杰罗姆大街开车到最后一个地铁站。在地铁站左边大约一百英尺处有一个法兰克福香肠摊位，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开放式走廊，在走廊中间的一颗石头下面你可以看到一张纸条。
这张纸条会告诉你到哪里去找我们。按照上面说的去做。
三刻钟之后，请到达那里，把钱带上。
下面就是熟悉的圆圈签名。
盒子还没有做好，钱也没有准备好，但是康登认为还是应当按着信上的指示去做。当他到达目的地时，可以向与他会面的那个人解释。阿尔·莱克可以开着他的福特双门小轿车把他送到相关地点。
康登是在那个已经关门的香肠摊位边下车的。他在走廊里面的一块石头下面发现了一个信封。他回到车中，打开信封。
穿过大街，顺着连接公墓和二三三街的那堵篱笆一直开车到公墓。我会在那里和你会面。
纸条上提到的公墓是伍德朗公墓，面积四百亩，和凡·科特兰特公园之间隔着一道锻铁栅栏。康登在前门等着。这时有一个人经过，看了看康登，但是没有停下来。后来，莱克说他认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出来探虚实的。康登又等了大约十五到二十分钟，这时他看到栅栏里面有人朝他挥舞一方白色的手帕。康登仔细观看：这个人穿着褐色外套，戴着软毡帽，和出租车司机佩罗尼的描述一模一样。这个人把手帕放在他的脸前面，声音粗哑地问道：“你收到我的通知了吗？你带钱来了吗？”
“没有，”康登回答道，“没有看到宝宝，我是不会带钱过来的。”
这时他们听到脚步声。这个阴沉的男子说康登带来了警察，康登说他没有这样做。这个男子爬上公墓大门，跳了过来，落在康登旁边。“太危险了，”他说，于是就往北朝杰罗姆大街奔去。康登注意到，他们听到的脚步声实际上是公墓保安的脚步声。在告诉这名保安一切都很正常之后，康登开始追赶那名男子。这对于一个已经七十二岁的老人，即使是像康登这样极端注意自己身体的老人来说，可不是件什么容易事。
跑了大约半英里之后，他终于在凡·科特兰特公园中的那个湖的南边追上了那名男子。那名男子停了下来。“你应当为自己感到羞耻，”康登以自己惯有的语调嘲笑他，“没有人伤害你的。”
“太危险了，”那名男子应声道，还努力把帽子往下拉了拉，竖了竖衣领，以防别人认出他来，“这可能让我坐三十年牢。”
他们俩走到网球场旁边的一个棚屋边。康登指了指旁边的长椅。他估计这名男子可能三十五六岁，五英尺九英寸高，一百六十磅，嘴巴小，颧骨高，眼如杏仁，眼窝深陷。现在这个男子的口气已经不那么粗暴了，而是看起来完全陷入了某种思绪之中。他又说起如果被抓住的话他可能坐三十年牢。“而我只不过是一个中间联络人而已。我甚至会被烧死。”
“你为什么说你会被烧死呢？”康登问道。
“如果宝宝死了怎么办？如果他死了我不会被烧死吗？”我们不清楚他是指在地狱遭受火烧的酷刑还是指新泽西州的电椅。无论如何，康登因为他所说的这句话而感到忧心。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公开表示宝宝可能已经死了。但是，尽管舒瓦茨科普夫和他的同事们没有这样向林德伯格夫妇表示过，他们显然在考虑这个可能性。几乎已经过了两个星期了。绑架是最危险的一种犯罪，因为这样的案件中绑架犯需要和被绑架犯家属持续不断地往来，而家属可能总是和警方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且，由于这个案件被广泛曝光，实际上每个人都在寻找这个被绑架的宝宝。因此绑架犯需要尽力快速地摆脱这个案件。事情拖得越长，他让被绑架的宝宝活着的可能性就越小。
康登质问这个奇怪的男子，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康登说，如果宝宝已经死了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宝宝没有死，”这名男子答道，“宝宝比原来在家时可好多了。我们喂给他吃的东西比林德伯格太太在报纸上公开的食谱还要丰富。告诉她不用担心，告诉上校不用担心。宝宝安然无恙。”
为了搞清楚与他接头的这名男子是不是真的，康登问了他几个问题来查他的底细。后来还拿出了从查理的婴儿床上取下来的安全别针。这名男子认出它们来了。“你叫什么？”康登问道。
“约翰。”康登进一步追问后，了解到他是一名来自波士顿的水手，斯堪的纳维亚人。两个人在一起交谈了长达一个多小时。谈话过程中，约翰说宝宝现在正躺在离这里坐飞机大约要六个小时的一艘“船（boat）”上，有两名妇女在精心照料着他。他还说他们这个绑架团伙包括四个男子，他说带头的是一个政府高级雇员，并且贝蒂·高和雷德·约翰逊都与此无关。他们准备了一年，直到等到宝宝现在已经足够大，他们在绑架他之后还能让他活着。他说星期一他会送来表明这个团伙实际上就是绑架小查理的人的证据。
什么证据呢？康登想知道。这名男子回答说是孩子的睡衣。钱准备好之后，康登要在《布朗克斯家庭新闻报》上刊登一则广告。这时，这名男子起身走了，消失在漫漫黑夜之中。当时大约晚上十点四十五分。
康登找到莱克，开车回到家中，这时布雷肯里奇正在焦急地等待他们详细说说会面情况。康登说如果下次见到他的话，他肯定能够认出这名“公墓约翰”。布雷肯里奇打电话给林德伯格。康登此前没有看到那封曾提到他们准备了一年才进行绑架的信件，因此当他报告了这个细节，还有诸如口音和发音等细节时，布雷肯里奇和林德伯格认为他们可以断定公墓约翰就是绑架团伙成员，而不是什么胡乱来勒索钱财的人。
康登和布雷肯里奇起草了一份广告，刊登在《布朗克斯家庭新闻报》上：
钱已备齐。没有警察。没有密探。没有记者。我一个人来，就像上次一样。杰夫希。
3月13日，星期天，警方请来了伊拉斯塔斯·米德·哈得逊博士，他是内科医生，同时也是笔迹鉴定专家，警方希望他能为他们发现别的什么东西。在仔细研究了犯罪现场之后，他从查理的玩具中找到了十三个指纹，这是极端重要的，因为由于小查理是在家里而不是在医院里出生的，此前没有采集过他的指纹样本呢。哈得逊还在木梯上发现了五百多个不完整的指纹。大部分指纹都没有什么用，但是这表明在这个曝光率最高的案件中，有许多人曾经碰过这个木梯。
第二天，星期一，康登接到了公墓约翰打来的电话。“我们寄睡衣寄得晚了一些，”他说，“不过马上就到了。你不久就可以看到它了。”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3月15日早晨，星期二，康登收到了一个褐色纸包裹。康登认出了上面的笔迹，于是立即打电话给布雷肯里奇办公室。不到一个小时，布雷肯里奇就来到了康登家。他们俩打开了包裹，里面小心翼翼地折叠着一件灰色、单件式、二号登顿博士牌羊毛睡衣，看起来似乎确实是查理的。睡衣里面有一张纸条，两面都写上了字。正面写着：
亲爱的先生：上次我们派来的人没有拿到钱。我们在3月12日见过面之后，不能再进行秘密会面了。此种安排对我们来说太危险了。我们不会让我们的人像以前一样出来了。这完全不可能了。我们为什么要带孩子出来，冒着这么大的危险呢？让另外一个人又去上次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危险了。看起来你们似乎担心我们不是那帮人，并且担心孩子是否还活着。好了，下面是我们的签名。
这封信上确实带着熟悉的签名。和第一封信上的一样，带三个洞。背面写着：
现在我们寄来了孩子的睡衣，尽管这又让我们破费了三美元，因为我们必须给这个去邮寄的人支付报酬。请告诉林德伯格太太不要担心，孩子还活蹦乱跳呢。我们喂给他吃的东西，只会比食谱上的多，而不会比这少。
你是否愿意在没有见到孩子之前支付七万美元的赎金（不是五万美元）？请通过《纽约美国人》告诉我们。我们不想采取其他方式，因为我们不想暴露我们的安全地点，也不想转移孩子。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条件，请在报纸上刊登：
我接受，钱已备齐。
我们的计划是：
在我们收到钱的八个小时后，会通知你到哪里去找孩子。如果你耍什么花样的话，一切后果自负。
如果还有人怀疑这确实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的话（应当没有人会怀疑，尽管警方当时还在同时追踪几条线索），这封信就会让他们哑口无言。在据称准备了一年的绑架案中突然将赎金提高两万美元，这看起来确实挺奇怪的。但是，当他们抱怨说由于必须给另外一个人付钱让他代为邮寄，而寄睡衣作为信物又花去他们另外三美元，这完全表明了绑架犯的层次或他们的绑架活动的层次。到此为止，康登已经见过公墓约翰，而且听到了他的口音，和几封信上的拼写和语法相吻合。从某些方面来看，至少绑架犯中已经有一个人露面了。
第二天凌晨一点三十分，林德伯格亲自来到了康登家。为了避开记者，他是乔装改扮之后出来的。林德伯格仔细查看了睡衣，几分钟之后，他说睡衣确实是查理的。他接着说道，自从查理第一次穿这件睡衣起，已经洗过几次了。他和安妮认为得到睡衣是一个好兆头，因此不想事情拖得太久。他知道康登的杰夫希身份也不可能长久保密。他告诉布雷肯里奇和康登按要求刊登“钱已备齐”通知，并且增加了几句话：“约翰，包裹收到，一切如常。指示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杰夫希。”
但是没有什么反应。布雷肯里奇刊登了另外一则署名杰夫希的广告。3月21日，康登收到了回信。信是两天前从布朗克斯寄出来的。上面还是有两个交叉的圆圈签名。
亲爱的先生：你和林德伯格太太知道我们的计划。如果你不接受我们的条件，那么我们就会一直等下去，直到你同意我们的条件为止。我们知道你最后肯定还是会来找我们的。但是，林德伯格先生和林德伯格太太，你们还等什么呢？除非你按照我们的要求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否则我们是不会和你或林德伯格先生联系的。
我们再一次提醒你，这次绑架筹划了长达一年之久。警方要找到我们或者这个孩子，连门都没有。你这样只会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你是否把那个小包裹给林德伯格太太看过了呢？里面有查理的睡衣。他很好。
反面写的一行字是“林德伯格先生，别搜索了，那只是在浪费时间”。
布雷肯里奇感到奇怪。这表明约翰没有看到他们此前刊登的那则广告。事情可能有点糟糕了。他们在3月22日又在《布朗克斯家庭新闻报》上刊登了一次。这次又确认收到了睡衣，但是强调必须在看到孩子之后才能把钱交给他们。
这样做有一些显而易见的理由，也有一些不那么明显的原因。除了通过杰夫希这个渠道之外，林德伯格还在试图利用其他渠道，希望其中哪个渠道能顺利地让查理安全归来。比如罗斯纳-斯皮太尔-比茨渠道，尽管罗斯纳吹嘘了一通，但他那里毫无进展。此外弗吉尼亚州诺福克一个名叫约翰·休斯·科迪斯的工业家，也是一位造船厂主，他曾经拜访他的主教牧师哈罗德·多布森-皮卡可，说他曾经为一个酒类走私犯修理了一艘船，那个走私犯说绑架查理的那帮人曾经要他去邀请科迪斯做中间人。多布森-皮卡可是在墨西哥城认识马洛夫妇的。林德伯格不知道如何处理科迪斯那个渠道，特别是当康登出现之后更是如此，但他还是不想完全放弃这一线索。
此外还有贾斯顿·布洛克·明斯，三十二岁，侦查员，他曾经是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的前身）的成员，在一个谋杀案中曾是被告。他最后被判无罪，但是他的名声依旧比较糟糕。当J·埃得加·胡佛1924年开始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时，他立即开除了明斯。接下来明斯就卷入了一系列的欺诈之中，最终他被投入了亚特兰大的联邦监狱。当林德伯格绑架案发生时，明斯和他以前的一个客户联系上了。这个客户名叫伊万琳·沃尔什·麦克里恩，华盛顿社交圈名流，当时是希望钻石公司的女老板，她和作为《华盛顿邮报》出版人的丈夫分居了。明斯说绑架犯曾经邀请他一起参加这次绑架行动，但由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因此就拒绝了。但是，这让他非常适合与他们进行谈判。在亚特兰大监狱中他和这帮人的头儿见过面，而如果麦克里恩太太愿意支付给他一万美元的话，他有信心让孩子安全返回。麦克里恩太太很愿意支付这笔钱，并且还额外给了明斯其他开销费用。
最后，明斯和科迪斯所说的都不是真的，两个人最后都遭到欺诈指控，被判有罪，最后被投入监狱。科迪斯的刑期后来被暂缓执行。
查尔斯·林德伯格毫无疑问是愿意支付赎金的。他变卖了许多股票来筹集现金。他只给一个机关打电话寻求帮助，那就是财政部。财政部让他和国税局局长埃尔默·埃雷联系。最终让阿尔·卡彭因逃税而坐牢的战略就是埃雷制定的，他身上因此有了传奇色彩。“孤胆雄鹰”现在还在想着和绑架犯诚实地交往，但是当埃雷听说林德伯格让J·P·摩根公司为他准备好七万美元，但却不对这些钱的号码作任何记录时，他说，除非以更加合理的方式来做这件事，否则他可帮不上什么忙。追踪赎金流向是抓住绑架犯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而如果林德伯格不同意记录钱币上的号码的话，埃雷认为调查人员就会被罪犯远远甩开，根本无法有效率地抓住他们了。最后，林德伯格同意按照埃雷的指示去做，因为埃雷使他确信，这种战术不会让孩子有什么危险。绑架犯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记录了那些钱币上的号码。
埃雷不仅记录了用作赎金的纸币上的号码，而且还萌生了一种极富创造力的办法。财政部当时已经计划让美元在大约一年之后脱离金本位制。作为此种过渡的一部分，剩下的金币和金圆券都会收回，取而代之的将是银圆券。银圆券上面不会再有金圆券上面的黄色圆图章了。埃雷的想法是，用金圆券做赎金，一旦脱离金本位制之后，这些钱就很好辨认了。他让他的手下把钱装在两个袋子之中，面额都按照绑架犯的要求来办。第一个袋子中是五万美元，除了一点四万美元之外，其他都是金圆券。第二个袋子中是两万美元，也就是四百张面额五十美元的金圆券，这在流通过程当中很容易被发现。所有钱币上面的号码都不是连续的。
然而，林德伯格不能同意的是，在转交赎金的地点周围布满警察或者追踪康登，直到他和公墓约翰或其他某人接上头为止。林德伯格和布雷肯里奇担心，约翰会受到惊吓而逃走。于是他们在3月27日星期日的《布朗克斯家庭新闻报》上刊登了另外一则广告：“钱已备齐。请提供简单代码，方便我们在报纸上使用。杰夫希。”
星期二康登发现他的邮箱中有一封回信。
亲爱的先生：没有必要提供任何代码。你和林德伯格已经很清楚我们的计划了。我们将和孩子呆在一起，直到我们亲手拿到了赎金为止。但是如果我们的交易没有在4月8日之前完成的话，我们会外加三万美元。到时就不是七万美元，而是十万美元了。
林德伯格先生没有必要追踪那么多的虚假线索了。我们就是绑架查理的人。我们的签名和第一封要求赎金的信上的签名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林德伯格先生喜欢再浪费一个月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帮他的忙。
他总得来找我们。如果他还等下去的话，那么我们会让赎金翻番的。没有必要担心孩子，他很好。
林德伯格和布雷肯里奇根据这封信判断，他们时间无多了。绑架犯听到有关约翰·科迪斯在和他们接触的传言之后，感到懊恼不已，而且已经厌倦林德伯格夫妇和他们绕圈子了。我和同事们认为，这意味着绑架犯越来越感到沮丧绝望，我们正可以利用这一点。当然，参与调查的任何人都受到林德伯格对这个案件想法的约束，因此要设立什么圈套几乎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但是我们在其他绑架案中所采取的策略，在这个案件中也可以做，如果当时我们在场的话。当然，自从那时起，联邦调查局已经参加了无数绑架案件调查，他们最自豪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几乎没有失去任何“包裹”，也就是赎金。
布雷肯里奇在3月31日的《布朗克斯家庭新闻报》和《纽约杂志》上同时刊登了“钱已备齐”的广告。4月1日，康登收到了他们一直在等待的信件。上面的邮戳是福德汉姆车站的，信件指示林德伯格在星期六晚上准备好钱，再刊登一则广告告知他们，然后在他们收到钱的八个小时之后会告诉林德伯格孩子的所在。康登认为应当“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但是林德伯格害怕这会触怒约翰。
林德伯格和布雷肯里奇一起到了康登家，他们把钱交给康登，好放在那个特别定做的箱子当中。他们努力让第一个袋子装进去了，但是装着另外两万美元的箱子却无论如何也塞不进去。因此康登决定单独拿着这个袋子。
4月2日，星期六，下午，最新一份署名杰夫希的广告又发表了。林德伯格、布雷肯里奇和康登还有莱克在康登家的起居室等候约翰的消息。由于情况会很危险，林德伯格告诉康登说，如果他现在想退出的话，他会非常理解的。但是康登告诉他，他现在没有打算要退出。上校舒瓦茨科普夫很不情愿地答应说警方不会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