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连环罪犯作恶的动机之一是，要创造并维持他们自己的神话。媒体往往是他们心甘情愿的合谋者，让他们获得了诸如“高速路幽灵”“山边掐人鬼”“绿河杀手”等等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当媒体不那么合作时，他们则往往自封名号，比如“山姆之子”和“BTK杀手”⁽¹⁾等等。

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对于我们这些刑事侦查分析人员来说，其原因再清楚不过了。这些人都是无名小卒，他们生命中的唯一一点微不足道的“成就”、唯一一次感觉自己有控制力并实现了自我的时候，就是当他们给其他人带来痛苦和恐惧的时候。

最成功地制造并维持自己神话的无名罪犯就是那个被称作“黄道十二宫”的罪犯。黄道十二宫犯下的一系列罪行都没有被侦破，人们不知道黄道十二宫到底是谁，也不曾抓住过他。在人们经常向我问起的所有案件中，这个案件是被问及次数最多的一个了。特别是在西海岸，直到今天他还阴魂不散。

1966年10月30日，星期天，万圣节前一天，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西南约六十英里的河滨市。约瑟夫·贝茨和他十八岁的女儿谢莉·乔一起开始他们一天的生活：到圣凯瑟琳教堂作弥撒，然后在山迪饭店吃早餐。之后，他们分开了：约瑟夫到海滩去，谢莉·乔准备做点功课。谢莉·乔是河滨市城市学院的啦啦队长（之前则是拉蒙纳中学的啦啦队长），她绝对是美国式加利福尼亚梦幻女孩：金发、碧眼、皮肤光洁、身高五英尺三英寸、体重一百一十磅。她是河滨市城市学院的一年级学生，作为一名荣誉学生，她在当地一家银行有份工作，并渴望成为空姐。由于母亲在一年前离开他们，同时哥哥远在佛罗里达服兵役，谢莉·乔和父亲单独住在一起。父亲在科洛纳海军军械实验室工作，是一名机械师。

下午大约三点钟，谢莉·乔决定到学校的图书馆去。她打电话给一个朋友，问她是否愿意一起去。但是她的朋友很忙，所以谢莉·乔就一个人去了。约瑟夫回家时她已经走了，但是留给父亲一张纸条。当他又出门时，也给自己的女儿留了一张纸条。

快到午夜时约瑟夫·贝茨才回到家中，当他发现他留给女儿的纸条没有被动过时，并不感到担心。毕竟，她已经够大了，可以很晚还和别人进行社交活动，她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的。想着她可能和她的几个女友在一起疯呢，约瑟夫渐渐睡着了。

但是第二天早上她还是没有回家来。他于是打电话给一个朋友，问谢莉·乔是否在她那里。当他发现女儿不在那个朋友那里时，就向警方报案说女儿失踪了。

但是，一个小时以后，谢莉·乔·贝茨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失踪的人了。学院里一个场地看守人发现了她的尸体，面朝下躺在去往图书馆停车场的碎石路上。胸部和左肩被人扎了很多刀，脸上和脖子上也被砍了很多刀，颈静脉和喉咙都被切开了。凶手的攻击如此猛烈残暴，以致她的头几乎就要和身子分开了。

河滨市警方试图弄清谢莉·乔生命结束前最后几个小时的情况。她在河滨市国家银行的同事说，她在下午约五点三十分的时候接到了谢莉·乔打来的电话，问是否看到过她正在写的一篇学期论文的书目单。这是人们与她最后一次交谈。下午六点钟刚过，一个朋友说看到谢莉·乔开着她浅绿色的大众牌轿车到图书馆那里去。还有人报告说，曾看到一个金发女孩开着一辆像谢莉·乔的大众汽车那样的汽车，后面则紧跟着一辆古铜色的奥尔兹莫比尔牌汽车。

这个细节对于谢莉·乔案件是很重要的。当侦查人员检查她的大众汽车时（还停在图书馆，前排座位上还有刚刚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书），他们发现她的车遭到破坏，除了其他一些情况之外，连接配电器的电线也被扯断了。警方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全面的检查。他们推断，罪犯跟踪她到了图书馆那里，破坏了她的汽车，然后在那里等他的猎物从图书馆里出来。当谢莉·乔多次发动汽车都不成功时，他可能就在一旁看着，然后提出帮忙或者自己开车送她回家。不论罪犯是不是个陌生人，总之她相信了他，于是就和他走到了那条黑暗的碎石路上，这时罪犯袭击了她。

谢莉·乔的身材虽然娇小但却非常结实，她进行了奋力抵抗。一份报告中称，她死亡的那个地方就像一小片“刚刚犁过的田”一样。她的指甲中有人的头发和皮肤。离她尸体约十英尺的地方，发现了块手表，警方认为这块手表可能是那个无名罪犯的。表带一头已经完全和表面断开了，可能就是谢莉·乔奋力抵抗时把它扯下来的。

然而，谋杀案发生的时间却让人感到困惑。有两个人对警方说，在案发地点，他们曾在晚上十点十五分到十点四十五分之间听到有人尖叫。但是，星期天晚上图书馆九点钟就闭馆了。难道说是在谢莉·乔和凶手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凶手才下手的？

更为重要的是，警方发现罪犯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动机。被害人的钱包还在尸体旁边，里面的身份证和不到一美元的零钱都安然无恙。罪犯所用的作案手法——先是破坏汽车，然后在那里等候——这对于纯粹的抢劫来说未免小题大做了一些，同时整个下午或晚上都在学习的大学生也不是抢劫的好目标。也没有发现什么性侵犯的证据，而且谢莉·乔的背景中也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她会是一种高危被害人。在五天之后举行的谢莉·乔葬礼上，警方在前来悼念的人群中查看，而失去女儿的父亲则因悲伤过度当场晕倒。就像约瑟夫·贝茨一样，警方也不知道谢莉·乔为什么会被人杀害。

可称得上提供了某种答案的一封信，在案发之后的下一个月，寄到了警方手中。写信人很聪明，上面的字全是大写，而且可能是在打字机上夹了十几张复写纸之后才开始打字的，然后把最底下那张寄给了警方。这样一来，这张寄给警方的信件上就污迹点点了，尽管上面的字还是能辨认出来的，但是警方已经无法辨认这是哪种打字机打的了。当然，上面没有指纹。写信人不仅非常狡猾，避免了警方查出他的身体特征，而且还知道在信中写上足够多的谢莉·乔被谋杀的细节，好让警方相信他就是凶手本人无疑。

他是以嘲笑警方的姿态开始的：他在开头打上了“写信人：”几个字，但是后面却留白了，没有写上什么名字。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她年轻漂亮，

但现在她已经被一顿痛打，

死了。她不是第一个，

而且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每天晚上我都彻夜不眠，想着谁会是我的

下一个猎物。或许她会是那个

美丽的金发女郎，她在小商店附近

当保姆，并且每天晚上大约七点钟的时候

都走过那条黑暗的胡同。

或许她会是那个有美丽的蓝眼睛、

肤色黝黑的女郎，上中学时我曾想和她

约会，但是她却说了“不行”。

但或许都不是。但是我

会把代表她是女性的那些部分切下来

并留好，以让整个城市一睹为快。

因此请千万不要让我太轻易得手。请让

你们的姐妹、女儿和妻子远离

大街和小巷……

写信人接下来详细描述了他是如何将“中间那根电线从配电器上”扯下来的。警方没有公开这部分信息。信的第二部分是对谢莉·乔之死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而且还描述了他是如何从一个“厚道的”人突然之间暴露为一个凶神恶煞的人的：

……当我们要离开

图书馆的那条小路时，我说

时间到了。她问我：“什么时间到了？”

我说让你去死的时间到了。

我用胳膊扣住她的脖子，

手掌捂住她的嘴，另外一只手则

拿出一把匕首刺向她的喉咙……

其中某个地方，写信人隐含地提到了他作案的可能动机：“我全神贯注于一件事情，让她为多年以来对我的不理不睬付出代价。”

警方确实发现一个认识谢莉·乔的年轻男子，并且他可能和这个案件有间接的联系。即使在多年以后，警方还是认为他可能就是最大的嫌疑犯，但是从来没有找到足够证据将他交付审判。

根据我的经验来看，我会认为这句话，就像前面提到的“有美丽的蓝眼睛、肤色黝黑的女郎”一样，显示的与其说是写信人对某个具体女性的排斥，毋宁说是他对女性的普遍排斥。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看到，信中的最后一节有着更大的主题：

……我没有生病。

而是疯了。但是这不会阻止我的

游戏。这封信应当公开发表

让所有人阅读。这样的话还可能挽救

那个胡同中的女孩的生命。但这取决于你们。

取决于你们的良心。而不是

我的良心……

小心……我

现在已经开始袭击你们的姑娘们了。

当凶手写到他可能袭击的下一个目标时，他至少部分是在说实话。尽管他提到了有个姑娘对他不理不睬，但是杀害谢莉·乔的凶手可能只是那天晚上出来找猎物，碰巧看到谢莉这个年轻姑娘开着车出来，于是就跟踪她，接着设好陷阱，在那里静静等候。等候黑暗胡同中的金发女郎。等候任何姑娘。凶手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实现他真正想达到的效果：让极端的恐惧渗透整个社区，任何妇女或女孩可能都会是下一个目标。这对他来说不过就是个游戏。认为这就是他的动机还有更进一步原因：当警方害怕他还会再一次下手时，事实上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无名罪犯对他的成就非常自得；他在最近根本不需要再次下手。他只需在一旁悠哉游哉地看着，等待好时机。

罪犯有这种等待正确时机才再次下手的能力，从谢莉被杀害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其中的种种迹象表明他是一个高度条理型的罪犯。尽管他信中说自己疯了，但是实际上这可不是什么疯子作的案，而是一个有条理的、狡猾的凶手作的案，他有能力找准攻击对象，并倾向于找陌生人。这个无名罪犯能够设下陷阱（破坏汽车），而且其行为和外表看起来都很正常，并且很乐于帮忙，能够赢得被害人的信任，诱惑她到一个他可以安全作案的地方，然后在作案之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之大吉。

犯罪现场还显示出一些不那么有条理的因素，比如谢莉·乔就被弃在作案现场，罪犯根本就不想把她的尸体隐藏起来。此外，无名罪犯没有料到要控制被害人会有这么大的困难——这从现场的手表和被害人指甲中留下了证物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来。但是这些都表明，罪犯可能是个年轻人，或者是个不那么老练的罪犯，而不是说他是个无条理的罪犯。并且我们也没有找到什么证据表明是有多个罪犯共同作案。实际上，我们认为此种罪犯会从作案经验中吸取教训，在随后的犯罪过程中会不断地“改进”无条理的方面。

数个月都无声地流逝了，警方发现杀人犯似乎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对另外某个妇女下手。不幸的是，侦查方面也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唯一的进展是图书管理员发现，在谢莉·乔被杀害的时候，有人在河滨市城市学院图书馆的一个书桌上面写下了一些字。五个月过去了，用蓝色钢笔写在桌面上的那些字醒目突兀，让人心神不安。它的形式像一首诗：

厌倦了生活

又不想死

切开。

弄干净。

如果是红色的话

就弄干净

血液喷溅

滴落

涌出

浸透了她的新衣服

哦，好啊

无论如何

它是红色的。

生命逐渐消退成

不确定的死亡

她不会死去。

这次

某个人会发现她。

等着吧

直到下一次

哦

警方无法断定这些奇怪的文字和谋杀案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还是将桌面影印片和贝茨的其他东西一起归档。

我经常发现犯罪的各种纪念日是设下圈套抓捕这种未知罪犯的很好机会。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纪念日在罪犯看来很重要。当地报纸《河滨市企业新闻报》在1967年4月30日，也就是谢莉谋杀案的半周年纪念日，报道了这个谋杀案中发生的一个插曲。

第二天，就有人开始和外界联络了。这次那个人联络的对象有三个：警方、《河滨市企业新闻报》和约瑟夫·贝茨。每方都收到了一张活页纸，上面是用铅笔写成的、全都大写的一句很简单的话：“贝茨必须死，还有更多人会死。”这些活页纸上的签名看起来像Z或者阿拉伯数字2。由于无法将其笔迹和任何其他东西比较（前一封信是打字机打的），并且也没有提供什么具有可信度的细节，因此警方认为这些活页纸不过是由于这家报纸上的文章所招致的一个恶作剧而已。

“陌生人犯罪”，也就是被害人和罪犯之间没有什么已知关系的那些犯罪，是最难侦破的犯罪案件之一，因为除非有目击证人或者无名罪犯留下了某些法医证据或行为证据使得他和被害人联系在一起，否则警方几乎没有什么办法来追踪他。

直到四年之后，这种可怕的罪行才又以更恐怖的面目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