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琼贝妮特·拉姆齐谋杀案中，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许多主题汇集到了一起：家庭……名人……人格分析……我们中间最无辜的人所受的苦痛……绑架……残忍猛烈的攻击、杀人……以及在最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地方出现了最赤裸的恶魔。本案也是本书案件中，我个人介入很深的一件。

正因为我个人的介入，很有必要提前把一些事情讲清楚。我在这里的目的既不是为约翰·拉姆齐或帕特里西娅·拉姆齐辩护或谴责他们，也不是为了证明我的行为或立场是对的。在一些圈子里，我的这些行为或立场遭到了全面地批判，我的动机也颇受质疑。我的目的只是解释自己是怎样通过运用刑事侦查分析得出了结论，而刑事侦查分析是我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不断推动着发展起来的。

正如我在很多地方说过的，谋杀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所能经历的最为让人不安、最具破坏力的经历，因为不像由疾病或事故导致的死亡，谋杀是一种蓄意的行为。谋杀把我们的世界搅得一片混乱，夺走了我们对这个世界所有的基本确定感（如果我们够幸运的话，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信心还能保留）。而这个谋杀案是所有谋杀案中最恐怖的一个：因为被害者非常美丽，只有六岁，而且该案所暗示的是一个可怕的事实，父亲或者母亲可能会杀死他／她自己的孩子。

之所以说这个案件值得注意——实际上它是独一无二的——还有其他的原因。许多案件在进入法院审理之前很久就已经在公共舆论的法庭上被定案了——丽兹·伯登案、林德伯格案以及辛普森-戈德曼谋杀案，这只是随便举几个例子而已。但是我没有听说过在任何其他案件中，公众是根据统计数字决定其意见的。我没有听说过在任何其他案件中，公众基本上只相信小报中的报道。我没有听说过在任何其他案件中，主流媒体让小报占了先，根据小报的报道来作出自己的报道。我也没有听说过在任何其他案件中，受到尊重的电视节目为追求轰动效应而不惜代价互相攀比。如果这些并没有非常明显地从根本上挑战了公平和正义，我是不会如此激动的。

我是不是在说只有我一个人才知道通往公平和正义的正确途径？绝不是。除了作恶的那个或那几个人以外，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在1996年12月25日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才导致琼贝妮特·帕特里西娅·拉姆齐非正常惨死。我们这些人所能做的只是使用我们的一般常识、分析能力和所有的专业知识作出最佳的判断。

如果有人因为我站出来讲了我所相信的事实而诋毁我，那就让他们去吧。这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1980年发生了一连串可怕的谋杀儿童案件，我被叫到亚特兰大，当时就已经经历过这种诋毁。结果是，警方很生我的气，因为我侵犯了他们的领域；公众也不接受我的这个观点，即杀死黑人儿童并不是三K党因为仇恨作出的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而是一个不会照顾自己的年轻黑人男子单独干的。事情就是那样的。

但我在这里想着重阐明的一点是，刑事侦查并不是比赛谁是大众情人。它不能被、也不应该被大众的观点和媒体的影响所左右和决定。

在这个案件中，有人说我是“受雇的枪手”：确实，开始时我收到了不多的一点费用，自从我离开联邦调查局以后，我在我受雇咨询的其他一些案件中都会收费。有人说我“一门心思想出名”：确实，我从来不羞于在镜头上出现。当年我为了努力推进联邦调查局的犯罪分析项目，乐意接受来自任何地方的宣传机会来支持这一项目，这样做同时也是为了在具体个案中得到公众的帮助。但是我所讲的观点从来都是我深切感受到的，并且有我自己的信念和我所看到的事实的支持。

辩护律师的责任是证明其当事人无罪，而不管他相信或者不相信其无罪。刑事侦查人员只有一个责任，而且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责任。这个责任与他／她为谁工作无关，也与谁来付钱无关。这个责任与个人荣辱或个人的事业也无关。这个责任只与侦查人员默默地作出的承诺有关。这个承诺是给已经不能为自己说话的被害人的；他／她承诺将在其职权范围内尽一切努力发现事实真相，并把犯罪人绳之以法。世界上所有的金钱和名望都不足以吸引我让我偏离这个重大而严肃的承诺。

并不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举两个参加了本案的人为例：我相信前警探史蒂夫·托马斯的承诺并不亚于警探罗·斯密特的承诺，尽管我非常不同意前者的解释，而是与后者基本观点一致。我相信他们两个人都正直可靠，都一心想为琼贝妮特伸张正义。我希望他们对我也是这样看的。

讲了上面一席话之后，现在让我们仔细地看一看拉姆齐谋杀案，看一看这个案件为什么会一直挥之不去地萦绕在我们心头。

我并不否认，我们对这个案件着迷是因为被害人年龄这么小，有一头金发并且很美丽；因为她的父母有钱、有地位又聪明；因为他们的邻里既时尚又安分；因为他们的社区既安全又自足；因为案件发生在圣诞节。所有这些因素都说明这宗凶案本来不应该发生。如果有一个像“人咬狗”这样具有新闻价值的案件，那么拉姆齐案就是如此。甚至她那特殊的名字——她父亲的教名和她母亲的名字的一种组合⁽¹⁾——也增加了案件的神秘感。

让我们实话实说：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迷你拉斯维加斯广告女郎的那些选美大赛录像时——小牛仔情人，爱国、穿着红白蓝三色衣服、跳着踢踏舞的小女孩，眼睛里总是充满了欢乐和调皮，小手自信地放在翘起的臀部——这些形象就立即挥之不去地刻在了我们所有人的记忆里。地区检察官阿里克斯·亨特认为，正是这段选美比赛的胶片把这个案件同其他两千件杀害儿童的案件区别开来。琼贝妮特在死了以后成为美国最伟大的封面女郎，这可真是奇异，同时也是对我们的名人崇拜文化的莫大讽刺。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分析这个案件？

不论谁是凶手，我们必须直接面对真实的事实。我们必须看一看，从早晨的互赠礼物、互相拜会和孩子们的兴奋，经过兴高采烈、充满欢乐的圣诞晚餐和他们对第二天一早乘坐私人飞机去度假别墅的企盼，怎么会演变为针对一个正在熟睡的六岁孩子的窒息死、钝器伤、性攻击和致命而猛烈的侵害。

这些就是事实。我们想要往这一情节中添加人物或者动机，就必须得考虑这些事实。

对于执法者来说，本案开始于1996年12月26日早晨五点五十二分。那时科罗拉多州波尔德市的一个接警员接到了帕特里西娅·安妮·拉姆齐打来的一个九一一报警电话：

拉姆齐：【听不见】警察。

接警员：【听不见】

拉姆齐：第十五大街七五五号。

接警员：出了什么事，女士？

拉姆齐：发生了绑架。请快点。

接警员：向我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好吗？

拉姆齐：我们看到一张……有人留下了一张字条，我们的孩子不见了。

接警员：留下了一张字条可你的孩子不见了？

拉姆齐：对。

接警员：你女儿多大了？

拉姆齐：她六岁……她长着金色的头发……六岁大。

接警员：这事发生多长时间了？

拉姆齐：我不知道。我只是发现了那张字条，可我女儿【听不见】。

接警员：字条有没有说谁带走了她？

拉姆齐：什么？

接警员：字条有没有说谁带走了她？

拉姆齐：没有。我不知道……字条就在那儿……一张勒索字条。

接警员：是一封勒索信？

拉姆齐：上面写着“S.B.T.C.胜利”。请……

接警员：好，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不是……

拉姆齐：帕特茜·拉姆齐。我是她母亲。天哪，请……

接警员：我……好吧，我派一名警官过去，好吗？

拉姆齐：请快点。

接警员：你知道她不见多长时间了吗？

拉姆齐：我不知道。我们刚起床就发现她不在这里。我的天哪，请快点。

接警员：好的。

拉姆齐：请派人过来。

接警员：我正在派，亲爱的。

拉姆齐：快一点。

接警员：深吸一口气【听不见】。

拉姆齐：快点，快点，快点【听不见】。

接警员：帕特茜？帕特茜？帕特茜？帕特茜？帕特茜？

几分钟之内，波尔德市警察局的警官里克·弗伦奇就来到了第十五大街七五五号。这是一幢红砖盖成的都铎式大房子，位于该市大学山社区内。房子的外面为圣诞节而精心装饰过。在前门口，他遇见了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帕特里西娅·拉姆齐。帕特里西娅再有三天就要过四十岁生日，穿了一件红色毛线衫和黑色休闲裤。没过多久，孩子的父亲约翰·贝内特·拉姆齐也过来了。他五十三岁，穿蓝白条衬衫和卡其布休闲裤。帕特茜是约翰的第二个妻子。他第一次与路辛达·卢·帕什的婚姻以离婚告终，而他与帕特茜已经结婚十六年了。弗伦奇警官的印象是，帕特茜看起来激动不安，而约翰看起来紧张，但是仍然平静、能够自我控制。他们快满十岁的儿子伯克还没有被叫醒。

他们告诉弗伦奇说，凌晨五点四十五分帕特茜从她位于第二层的卧室下楼来叫醒六岁大的琼贝妮特，并开始做好准备飞往密歇根州的夏洛瓦市，那儿有一所他们度假用的房子。他们本来打算再从那里飞往佛罗里达州，带伯克和琼贝妮特到迪士尼的“大红船”上游玩。

琼贝妮特的卧室没有人。帕特茜从孩子二层房间外的旋梯上走了下去。在下面几级台阶上，她看到三页并排放在一起的白色带格子的大页书写纸。他们向弗伦奇出示了这几页纸；这些纸现在摆在厨房外面通道里的木地板上了：

拉姆齐先生：

听仔细了！我们代表外国的一个小派别。我们【此处被划掉】尊敬你的公司，但不尊敬它所属的国家。现在你的女儿在我们手上。她很安全，没有受伤。如果你想让她活到1997年，你必须完全按照我们的要求做。你要从你的账户里取出十一万八千美元，其中十万美元要一百美元面值的钞票，剩下的一万八千美元要二十美元面值的钞票。你要保证带一个足够大的袋子去银行。回到家以后，你要把钱放到一个褐色的纸袋里。我明天上午在八点到十点之间会打电话告诉你怎么交钱。交钱会很累，所以我建议你好好休息一下。如果我们发现你提前取到钱，可能会给你打电话安排你早些【第二页】交钱，你也能够早些【此处被划掉】接到你的女儿。你胆敢违反我们的任何要求，我们就会立即杀死你女儿。你也得不到她的尸首来好好安葬。看守你女儿的两位先生不太喜欢你，所以我建议你不要惹他们，跟任何人讲你的情况，包括警察局、联邦调查局等，会导致你女儿被砍头。如果我们发现你跟丧家犬讲这些事情，你女儿死定了。如果你向银行报警，你女儿死定了。如果这些钱被以任何方式做上记号或弄出问题，你女儿死定了。你会被检验有没有带电子设备，如果发现有，你女儿死定了。你可以试一试骗我们，但是我们警告你，我们对反侦查措施和技术很在行。如果你想骗我们，你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机会弄死你女儿。按照我们的要求做，【第三页】你百分之百会接回你女儿。你和你的家人将不停地受到我们的监控，那些执法机关也一样。别试图耍小聪明，约翰。你并不是唯一的大胖猫，所以不要以为杀人很困难。不要低估我们，约翰。好好用一用你那南方人的常识吧。现在由你来决定了，约翰！

胜利！

S.B.T.C.

字条是用黑色签字笔写的，看起来，写这种斑斑驳驳的字的人要么十分紧张，要么就是在用不会写字的那只手写字，以掩盖其笔迹。

没过多长时间，巡逻队长保罗·赖辛巴赫警官来到了这所房子。那张字条警告不要通知警察局——但是几乎所有的父母都不会理这种威胁——并且如果房子受到监视，或者受到如字条所说的“监控”，那么门口的两辆警察专用巡逻车肯定会被发现。

和赖辛巴赫一起到达现场的，还有拉姆齐的两家好朋友：福利特·怀特、帕里茜拉·怀特以及约翰·弗尼和芭芭拉·弗尼。他们接到了帕特茜慌乱不堪的电话，就来到了帕特茜家。前一天晚上的圣诞晚宴就是在怀特家举行的。这是拉姆齐一家和怀特一家一起过的第二个圣诞节。

赖辛巴赫叫来了更多的人手，包括一个负责在犯罪现场收集证据的小组，还有一个来自“被害人做证办公室”的人。他叫电话公司在拉姆齐家的电话上装了一个跟踪器，然后通知了值班的罗伯特·维特逊警长。他命令不准使用警用无线频率，因为他担心绑架犯有警用频率扫描器。赖辛巴赫快速查看了一遍房子，包括琼贝妮特的房间。他没有找到明显的强行入室的痕迹。他观察的结果与弗伦奇的一致：帕特茜几近歇斯底里，而约翰平静沉着。根据证人的证言，他们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交流，特别是怀特夫妇和弗尼夫妇到达以后。怀特太太和弗尼太太把帕特茜带离起居室，领她到阳光房，一起坐下安慰她。

即使在这个很早期阶段，我们就已经看出案件的侦查有一定问题。被害人被绑架的地点就是犯罪现场，必须认真保护，才能取得关键线索。所有的侦查人员都是按照“转移理论”行动的，这种理论说任何人进入或者离开一个房间都肯定会留下些什么或带走些什么。所以，在场的人越多——包括警察——现场就越难保护。完全可以理解，拉姆齐夫妇想让他们最亲近的朋友在跟前，警察的做法也值得赞扬，他们想让拉姆齐家的朋友为拉姆齐夫妇在这种折磨人的时刻提供感情上的支持，但是有价值的证据可能就这样被破坏了。最佳做法是把所有人从房间中清走，把他们带到警察局或其他地点，并把房子和院子封锁起来。如果有特殊原因——比如必须等绑架犯的电话——而不能那么做，那么他们也应该只呆在一个地方，这样不至于破坏整个现场。不应该允许他们在房子里自由走动，特别是在毫无疑问非常关键的地区，例如琼贝妮特的卧室。不幸的是，随着早晨时间的推移，错误越犯越多。

福利特·怀特一度曾试图帮忙，想要亲自搜查一遍。在迷宫一样的地下室的一间储物间里，他注意到对着门的那面墙上窗户是碎的。在地下室的另一部分，怀特穿过小锅炉房来到一个门前，门内是另一个储物间，拉姆齐夫妇把这个储物间叫做酒窖，尽管他们的酒量都非常小。怀特打开房门时，酒窖里一片漆黑，他找不到电源开关，所以把门关上回到楼上。在那儿，约翰·拉姆齐说是他自己打碎了福利特看到的那扇窗户。那是几个月之前，他回家时发现自己忘了带钥匙，家里又没有人，就只好打碎玻璃进来。

这时，两个被害人救助员已经到了，他们给拉姆齐夫妇提供了情感上的帮助，并代表拉姆齐夫妇与警方进行联络。但这使犯罪现场更加复杂。当一位警官离开房子把勒索信送到警察局时，拉姆齐家的牧师、圣约翰新教圣公会的罗尔·胡弗斯多克教士也到了。

在这期间伯克·拉姆齐被叫起床，并被告知妹妹不见了。他穿好衣服，被带到怀特家去了。约翰和帕特茜想让他远离紧张和痛苦，但是这个做法并不是无可指责的。如果琼贝妮特被不明身份的人出于人所不知的动机绑架了（很可能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要把伯克带到一个不安全的地方？警方怎么会同意这种做法？

像这个案件的许多方面一样，至少有两种解释。从正面讲，我们可以说，在当时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人们思考事情常常是直线型的，只想到最近的后果。约翰和帕特茜不想让他在房子里的经历给他的一生留下创伤，所以他们想把伯克带到他会觉得最舒适和安全的地方。警方同意这种做法是因为他们和拉姆齐夫妇考虑了一样的因素。

负面的解释是，如果拉姆齐夫妇中的一人或两个人是罪犯，他们会知道伯克离开他们也不会有危险。对警察的负面判断是他们做错了：他们从来都不应该让可能成为被害人或者证人的人离开他们的保护。但是，人们（即拉姆齐夫妇或警方）很容易这么想：如果绑架者想绑架伯克，他们会在绑架琼贝妮特的同时带走伯克。在怀特家，伯克可以一直处于真正关心他的人们的视线之内，没有人会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来抢人。

从事绑架案和谋杀案侦查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正确的解释并不能在真空中产生。每一个细节都必须能够和整个事件联系起来，而这正是我们要做的。

维特逊警长派警员迅速展开工作，然后通知了波尔德县治安部和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彼得·霍福斯特朗，他是重罪部的负责人。警探史蒂夫·托马斯会在案件侦查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照他的说法，当时还有一组警犬候命，但出于某种原因却没被使用。托马斯认为这是另一个错误，我也同意。警犬能够从被害人在一个地点的微弱气味一直追踪到被害人被带到的下一个地点，我对此印象深刻。

约翰·拉姆齐给他的朋友罗德·维斯特莫兰德打电话请他准备赎金。罗德是一名律师，也是美林证券公司亚特兰大办公室的副总裁。约翰和帕特茜就是在亚特兰大初次相遇并住在那里的，直到约翰的电脑销售公司微南公司（MicroSouth）与其他两家公司合并组成了通路图形公司（Access Graphics）为止——这家公司的总部设在波尔德市。约翰搬到了波尔德市，当上了总经理。帕特茜在第十五大街上找到这所二十年代建的房子之后，孩子们也搬来了。帕特茜的父亲罗纳德·鲍夫从前是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的经理，后来为约翰在亚特兰大的公司工作，现在也搬到了波尔德市。通路图形公司的年销售额达到十亿美元，后来被卖给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约翰继续当总经理。

尽管全家搬到了西部，拉姆齐夫妇还是认为他们是亚特兰大人。帕特茜生在西弗吉尼亚州，曾代表该州参加美国小姐选美比赛，她很怀念南方的生活方式。

他们找到维斯特莫兰德的时候他正在密西西比州图玻洛市的父母家，维斯特莫兰德立即开始准备赎金。他打电话回来告诉约翰在其维萨卡上存入了十一万八千美元，可以在任何一家当地银行兑换成现金。不用说，只要电话一响，警方立即就紧张起来，因为可能是绑架者打的。

早上八点刚过，维特逊警官联系到了约翰·艾尔勒，他是波尔德市警察局侦探处的处长。在这个时间，艾尔勒和其他人一样不在市里，而是和家人在佛罗里达州度假。这个电话之后几分钟，侦探琳达·安特和弗来德·帕特森到了现场。他们已经看过勒索信，知道现在的情况。在所有方面，安特对拉姆齐夫妇热情细致，尽量使帕特茜安静下来。她告诉约翰当绑架者来电话时该怎么做，强调约翰要尽量拖延通话时间。

约翰给迈克尔·阿楚力塔打了电话，他是拉姆齐家飞机的私人飞行员。飞机是1972年造的双发动机的比奇空中国王（Beechcraft King Air）C-90型。阿楚力塔在密歇根州的夏洛瓦市。约翰告诉了阿楚力塔所发生的事情。阿楚力塔为约翰工作的时间很长，他们都把彼此当成好朋友。约翰第一次婚姻的两个孩子，美林达·安德鲁和约翰·安德鲁，还有美林达的未婚夫司徒亚特·朗尔，本来打算从亚特兰大飞往明尼阿波利斯市，在那里搭乘拉姆齐的飞机一起飞往夏洛瓦市。约翰让迈克尔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接他们，然后把他们送到丹佛市。约翰的大女儿伊丽莎白，小名叫贝斯，1992年和朋友迈特·戴凌顿死于芝加哥的一场车祸，当时她二十二岁。约翰因为贝斯的死伤心之极，哀伤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据约翰自己说，这件事过后，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变得更加坚强。那架比奇飞机就是以贝斯的名字命名的。

警官们开始向拉姆齐夫妇提出问题，想为这件事拼凑一个官方的说法。拉姆齐夫妇都认为前一天晚上所有的门都锁好了。按史蒂夫·托马斯的说法，帕特茜记不清是先看到琼贝妮特的房间没有人才发现勒索信，还是先发现勒索信才去琼贝妮特的房间看的。如果帕特茜是在编造故事，这一点可能很重要，但是我认为在恐惧和压力下，遇害儿童的父母记不清自己的行动也是很常见的。我曾经看到父母亲会忘记整件事，就像撞车的被害人记不起事故的任何细节一样。

拉姆齐夫妇都记得晚上大约八点半离开怀特家，在其他朋友家停车两次，给他们送礼物，刚过九点就回到家了。琼贝妮特在车上就睡着了，约翰把她抱进房子送到她的房间，帕特茜已经铺好了床。他们说在这个过程中琼贝妮特没有醒过来。约翰接着去照顾伯克，但是伯克坚持要装好一个圣诞玩具。当约翰把他送上床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帕特茜已经上床了。他们的卧室是三层的阁楼改成的。约翰吃了一片美乐通宁来帮助自己睡眠，并把闹表定在凌晨五点。

侦探们问约翰是否能够想出任何可能伤害琼贝妮特的人，或者想伤害他自己的人。他所想到的第一个人是约夫·梅里克，他是通路图形公司的一个老员工，被开除了，所以对这件事明显怀恨在心。他曾经向洛克希德·马丁提出申诉，而且好几个人曾告诉约翰，说梅里克威胁说要毁了他和通路图形公司。

当被问到类似的问题时，帕特茜首先想到了他们的佣人琳达·霍夫曼-普夫。帕特茜说琳达行动有些异常，曾经要求借二千五百美元来支付房租。帕特茜还记起她母亲尼德拉·普夫曾告诉她说琳达有一次说：“琼贝妮特这么漂亮，你们就不怕有人会绑架她吗？”

警察局派人去拉普敦堡附近询问霍夫曼-普夫和她丈夫。同时，绑架犯说的八点到十点他们要打电话来的时间过去了，除非，约翰·拉姆齐当时想着会不会是指第二天的八点到十点。因为他们不知道绑架具体是什么时间发生的——在午夜之前还是之后——所以约翰不能确定是今天还是明天。有一段时间，有人看到约翰正在翻看信件，还有人说是他自己离开房间去拿的邮件。事实上，信件是从前门的信槽投进房间的。有几个人用这个来证明约翰冷淡、漠不关心，但约翰说他着急要看一看有没有来自绑架犯的信。

到午饭时间还是没有消息。警方开始离开拉姆齐夫妇家回到警察局处理这个案子。那两个被害人救助员也已经离开了。这时只剩下琳达·安特一位警官在现场管理七位平民：约翰·拉姆齐和帕特茜·拉姆齐、福利特·怀特和帕里茜拉·怀特（他们把伯克送回家交人看好以后又回来的）、约翰·弗尼和芭芭拉·弗尼，还有罗尔·胡弗斯多克教士。安特对这样的安排很不舒服，就打电话给拉利·梅森探长要人支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圣诞节期间人手不够——没有人过来。

可能是想在自己一人对付所有其他人的时候让约翰有事情做，安特让他带另外一位男子去检查房子，看一看能不能找到其他有关案件的东西。约翰叫福利特·怀特陪他一起去，并建议从地下室开始往楼上一层一层地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