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整个案件突然从绑架变成了谋杀，所以琳达·安特让约翰再次拨打九一一报警。报警没有立即产生效果，她就亲自又打了两次电话。她马上就会得到想要的支援：更多警察、联邦调查局丹佛市地方办公室派出的特别密探、救火队，还有带着护理人员的救护车。波尔德市警察局局长托马斯·科比给探长约翰·艾尔勒打电话，告诉他需要他的紧急帮助。
在新的一轮喧闹和骚动里，探长拉利·梅森问约翰·拉姆齐有什么计划。约翰的直觉是要把家人带回亚特兰大，他们的父母和他的弟弟都住在那里，他想把女儿安葬在那里，安葬在佐治亚州玛丽艾塔市公墓的贝斯墓旁边。梅森告诉他说他和家人应该呆在这个地区，至少再多呆几天。按照约翰的说法，他当时说他会多呆几天。警方说他们无意中听到约翰在电话里告诉迈克尔把飞机准备好，要飞往亚特兰大。警察认为他这么快就想离开很可疑。即使事实确如警方所说，我却没有看到任何可疑之处。这个人习惯于控制各种事务，他不过是想要回到他认为是他真正的家的地方，因为那里舒适而且安全。
警察局现在想要把房子空出来。弗尼夫妇建议拉姆齐夫妇去位于波尔德市南部的弗尼家里。当下午两点十五分他们正要从前门离开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停在门口，约翰·安德鲁、美林达·拉姆齐和司徒亚特·朗尔从车上下来了。他们从迈克尔·阿楚力塔那里得到消息以后，从明尼苏达州搭乘第一班飞机赶到了这里。约翰看到了他们，告诉他们说，“琼贝妮特死了。”每一个人都再次泪流满面。
几乎在同时，警探托马斯·楚吉洛拿着一张同意搜查的表格来了。他把表格递给拉利·梅森，后者请约翰在上面签字。当时确实是他签的字，但后来他说他当时以为签的是同意对琼贝妮特进行解剖检查的表格。
然后拉姆齐开车来到了弗尼家。福利特·怀特把伯克带来，警察局会派人员二十四小时看守。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警方会尽量听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
尽管现在回头看犯罪现场已经破坏得特别严重，但是警探们开始收集证据。最关键的证据是勒索信，幸运的是，勒索信已经被收起来保存好。维特逊警官已经向拉姆齐要了手迹样本来和勒索信对比，约翰很快就给了他两页白色带格子的记事簿。一个记事簿原来放在厨房工作台，里面有帕特茜的记录、涂鸦和购物清单。另一本记事簿有约翰的笔迹，原来放在走廊里旋梯旁边的桌子上，帕特茜就是在旋梯上找到勒索信的。维特逊在记事簿的首页上分别写上了“约翰”和“帕特茜”。这两个记事簿被送到警察局交给了侦探约夫·克斯卡特，他是处理伪造案和诈骗案的专家。
当看帕特茜的记事簿时，克斯卡特注意到了不寻常的东西。在记事簿的中间部分，用黑色签字笔在一页纸上面写着“先生和女士”还有一竖，很有可能就是“拉姆齐（Ramsey）”的第一个字母R的第一笔。这页纸和勒索信用的纸一样。很显然，这是第一稿；可能是作者考虑过以后，决定把勒索信只写给拉姆齐先生一人。
当然，这意味着警方可以相当肯定地说那封三页纸的勒索信是在拉姆齐家的房子里面写的，用了拉姆齐家的记事簿和信纸。这使得案件的可能性大大缩小了。要么是闯进房子的凶犯在房间里呆了很长时间而没有被发现，要么琼贝妮特是被同时在房子里的三个人中的一个或更多人所杀害的：约翰、帕特茜和伯克。
当一个孩子是在家里或者家附近被谋杀时，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在最可能的嫌疑人名单里总是排得很靠前。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最可能的谋杀犯。按照一般经验，孩子越小，就越是可能牵涉家庭成员。联邦调查局当地办公室特别密探隆·沃尔克当然非常清楚这一点。他是被叫来为这个案件提供分析意见的。
在执法界，隆·沃尔克是我最尊重的人之一。首先是因为我在匡迪格市教了他刑事侦查分析，发现他天生是干这一行的料。另一个原因是他曾经救过我的命。1983年12月，我在西雅图的宾馆里因为病毒性脑炎而休克，当时我正调查“绿河”系列谋杀案。是隆·沃尔克和他的同事布赖恩·迈科尔维恩找不到我，开始着急，撞破了门救了我。
隆·沃尔克告诉波尔德市警察局要仔细注意孩子的父母，在这类案件中，十有八九是他们干的。他还许诺说，不论警察局需要什么帮助，联邦调查局都会乐意帮忙。丹佛市警察局和科罗拉多州调查局不久也给了同样的建议。
简单说来，自从通过了林德伯格法案以后，联邦调查局对绑架案有管辖权。但是一旦找到了尸体，案件就要交由地方处理，因为杀人案是归一个州内部法律管辖的。所以，联邦调查局所能做的就仅仅是向当地警察局提供它所希望得到的任何帮助。联邦调查局可以提供证据反应小组、犯罪侧写和刑事侦查分析、实验设施、法律咨询、大案计算机管理、侦查州外线索和进行联系，任何事情都行。但是他们只有在被要求的情况下才可以提供这些东西。不幸的是，这里没有尽早使用这些帮助，不然会使案件的侦查有所不同。
在所有的案件中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像在医学领域里医生会把病人介绍给有专长的另一位医生一样；在执法领域里，没有任何人在所有方面都是专家。警察局越是小、越是没有经验，那里的警察就越是没有专业特长。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并且没有什么可以害羞的。
但是如果警察局拒绝从另一个真正拥有专长和经验的部门接受帮助的话，这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无法让人接受了。波尔德市警察局不乏具有献身精神而且工作努力的警官。但是这个城市平均一年只有一宗杀人案，这一点也不可否认（也很幸运）。不论他们怎样具有献身精神，他们绝不可能像纽约市或者丹佛市那样的大警察局一样深入调查一宗杀人案。很明显，这个案件在他们看来很简单，尽管案发现场已经一团糟了。
我两种情况都经历过。按照我的经验，如果当地警察局自愿地并且很早就打电话让我们参加案件的调查，而不是一直等到调查悬而不决、公众开始要求尽快有结果时，那么管事的人通常相当有自信，所以不害怕外来帮助者威胁自己的地位。在很多这样的人当中，我能立即想到的有两位：南卡罗来纳州莱克星顿县的吉姆·梅茨警长，他让我们的小组帮忙，因为当时有一位年轻妇女和一个小女孩被凶手从自家门口绑架走；还有纽约州罗彻斯特县的林德·约翰逊警长，他请我们帮忙解决一系列妓女谋杀案。我亲自到南卡罗来纳州案件的现场工作过，我的助手格莱格·迈克拉力去了罗彻斯特县。在这两个案件中，由于当地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之间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所以都成功地抓到了凶手并进行了审判。我希望同样的事情也在波尔德市发生。
第二天，琳达·安特和拉利·梅森来了弗尼家好几次，和拉姆齐夫妇谈话。安特有一次请约翰和帕特茜到警察局去更加正式地回答问题。
我不是要谴责这两位警官，但是很可能就是从这时开始拉姆齐夫妇和波尔德市警察局之间的对抗和仇恨真正发生了，但我不认为这是任何一方有意识地这样做的。
帕特茜当时心烦意乱，吃了很多镇静剂，说自己想死。约翰认为帕特茜身体不好，不能离开房子，也不能参加累人的讯问。警方正在侦办一个大谋杀案，这种案件经常或者通常都有父母参与，所以他们想让琼贝妮特的父母各自讲各自的故事。
拉姆齐的朋友迈克尔·伯尼姆正在弗尼家进行吊唁，这时琳达·安特要求对约翰进行讯问。伯尼姆曾经是波尔德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公诉人，现在在当地一家大型律师行当律师。他告诉约翰说警方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并问约翰和帕特茜是不是愿意相信他，让他为他们做一些决定。约翰说他非常感谢一位好朋友能够出来帮忙。
伯尼姆立即告诉警方说，拉姆齐夫妇现在不会到警察局去接受讯问，因为他们身体不舒服。然后他打电话给布赖恩·摩根，他是丹佛市著名律师，是哈顿-摩根-富尔曼律师行的首席合伙律师之一。伯尼姆请摩根给约翰当律师。伯尼姆为帕特茜找了另外一名律师帕特里克·伯克。伯尼姆非常熟悉刑事司法体系，所以认为任何人只要与它有涉，就要找一名个人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