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很快发生的几件事造成了拉姆齐夫妇和警方之间的无法逾越的不和，并最终造成了公众对他们夫妇的长期印象。

首先，相关证据表明他们牵涉在谋杀案中，特别是当时房间里他们是仅有的在场的两个成年人，房间没有明显暴力闯入的痕迹。第二，他们并没有像处于当时情况下一般父母那样行动。约翰很安静、能够自我控制而且淡漠，帕特茜却歇斯底里，但是他们没有呆在一起互相安慰。他们没有特别地等待那个没有打来的勒索电话，并且他们没有一个劲儿地请求或者要求警察局帮他们找到杀死孩子的凶手——而所有“正常的”父母都会这么做。除了这些，他们还拒绝在第二天去警察局接受单独讯问。最后，他们几乎是立刻就找了律师。如果他们是无辜的并且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那么他们为什么拒绝回答问题、为什么需要律师，甚至还每个人都单独请了一个律师？

这些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但结果都是不确定的。像我们在林德伯格绑架案中注意到的，每个人的反应都各有特点。许多人认为查尔斯·林德伯格可能牵涉到他那蹒跚学步的儿子的失踪案之中，因为他看起来冷酷、超然。实际上，这类人只有在自己完全控制局面的情况下才能够最好地应付突发情况。约翰·拉姆齐可能也是这样的人。他自己奋斗当上老板，是退役海军士兵，还是一名飞行员，曾经死过一个孩子，并且经历过因此而产生的情感和精神上从绝望到再生的历程。像约翰一样，在经历突发事件和其后果时，安妮·马洛·林德伯格在公共场合也显得很漠然，可是在私下里会偷偷哭泣。和拉姆齐夫妇一样，从没有人看到过查尔斯和安妮互相安慰，甚至也没有人看到过他们之间有什么接触。但是安妮后来发表的日记却表明这对父母有多么绝望。所以，在现在一切还刚开始的时候，要记住每个人的反应都会各有特点。这一点很重要，但这不是为拉姆齐夫妇辩护，而是说要给每一个因为这样的暴力犯罪失去亲人的人以他们应得的考虑和同情。

他们这么快就找了律师，这一点可以被看作是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律师。或者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朋友迈克·伯尼姆意识到没有律师保护就进入刑事司法体系的危险性，特别是如果伯尼姆相信——他在这点上后来证明很正确——拉姆齐夫妇已经成为警方调查的核心对象。他后来也确认找律师是他的主意。拉姆齐夫妇是富有、老练的人，在他们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完全适应通过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来办事。这点很像查尔斯·林德伯格，他刚刚发现儿子被绑架就给亨利·布雷肯里奇打了电话。律师来了之后，他们很快就变成了“好客户”，让他们的律师定调子，并且遵循他们的意见。律师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的客户是有罪还是无辜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尽量减少可能有危险的曝光，但是这反过来又可能强化警方自以为他们已经得到的结论。

如果我还是在为联邦调查局工作并被派来侦破这个案子，那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认真地研究父母，即使是在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证据之前。当然，这也正是隆·沃尔克所提的建议。

但还有另一个因素导致这个案件的侦查变成一团糟，这个因素在谋杀案发生之前很久就存在了，而拉姆齐夫妇却对此既一无所知又无能为力。这就是，局长托马斯·科比领导下的波尔德市警察局和由长时间任职的民选地区检察官阿里克斯·亨特领导的波尔德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长期以来一直是死对头。对于该怎样依法管理这个富裕、自由、思想开放、人称“波尔德人民共和国”的社区，两家机关意见相左。这里犯罪率很低，对于这种为数不多的犯罪，检察官办公室经常不诉诸法院，而是通过控辩交易来解决，而警察局却认为这些控辩交易宽大得可笑，并且完全不适当。这可能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但是这两家机关不是一起协作，而是经常互相拆台。

在谋杀案发生后的几天时间里，它们之间的敌对达到了白热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警察局和拉姆齐夫妇之间的互相不信任。

梅尔医生刚刚完成了尸体解剖，艾尔勒部长和科比局长就又问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关于真正的死因、造成钝器伤的凶器以及阴道擦伤的意义和重要性。另一方面，拉姆齐夫妇想尽快要回他们的女儿来安葬。这是通过助理地区检察官兼重罪部主任彼得·霍福斯特朗通知给警察局的。

按照史蒂夫·托马斯的说法，霍福斯特朗通知约翰·艾尔勒说拉姆齐夫妇想要回孩子的遗体。拉姆齐夫妇直接和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而不是与警察局联系，这使警察局已经有些恼怒，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之间是在通过律师间接打交道，而不是直接打交道。他们特别不喜欢这个事实，即摩根的律师行同阿里克斯·亨特的几个部下关系很好。艾尔勒告诉霍福斯特朗说，他作为警察局长已经和法医官决定保留尸体再作几次实验。艾尔勒也很生气自己不能把拉姆齐夫妇叫来一个一个地进行正式讯问。

霍福斯特朗于是告诉艾尔勒说，警察不能够用尸体来“要挟”拉姆齐夫妇接受讯问。迈克·伯尼姆是这样认为的，而艾尔勒却不这么认为。后来警方和拉姆齐夫妇之间以及警方和地区检察官之间的怨恨一直没有消失。

拉姆齐夫妇“赢了”这一局，因为在他们的律师和霍福斯特朗的坚持下，警察归还了尸体，拉姆齐夫妇把尸体带回了佐治亚州，安葬在贝斯旁边。但是，毫无疑问，战争开始了。